(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100732;2.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2)

在当代社会，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与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下社会的流动性转向密切相关。在固态社会中，文化与个体的关系被束缚在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文化是个体行为的参照点，并对个体的行为有着长期而稳定的约束力。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表现出了变动不居、稍纵即逝、反复无常的特征[1]11，道德失范、信仰缺失、审美价值失落等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反思文化的意义，并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表达和回应问题的底层逻辑。与此同时，文化也相应地处于更新变异的动态进程中，于内部不断分离新的层次和亚属，并在外部与异质元素不断互动。个体有更多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不断地鉴别、区分、剥离和修整文化[2]19，这些文化经验逐渐催生了文化自觉，并与一定群体对文化复兴的愿景合流，共同引发了对“文化自信”的探讨[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自信”与社会的“流动性”相伴相生。

出于对流动性社会下文化议题的关切，近年来以“文化自信”为主题的论文陆续出现在政治学、哲学和人类学等研究领域中，这些研究侧重于考察宏大叙事下的文化变迁与文化互动，如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冲突、文化自身的兴衰与更迭等，将文化自信问题放置在了一定历史沿革、时代背景和民族范畴的语境之内，并强调政治秩序、制度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对文化自信的影响。[3][4]30-33然而，对任何文化而言，其活力都在于“人化”和“化人”相统一的过程。因此，理解文化自信除了需要分析外部世界的变化，还需要回归人类的心智，考察流动性社会下人们如何在微观心理上投射和建构“文化自信”。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拟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双重视角，回溯既往相关研究，并在心理学层面提炼出文化自信的概念内涵，最后聚焦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探讨文化自信的心理建设进路。

一、流动性社会中文化自信研究的进展

在广义的理解上，文化自信是指一定的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总体认可和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自豪感和坚定信念，与文化认知、文化能力、文化价值等密切相关。[4]211-248但在狭义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范畴中，文化自信还不是一个发展完备的成熟概念。因此，相关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文化自信的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在流动性社会下的一些突出特点展开。(1)文化自信的主体是指具有某种文化属性的社会群体(如国家、民族)和个人；文化自信的客体是指构成文化的具体要素，文化自信的主客体关系是指主体运用客体表达文化自信的内在需求和行为实践。例如，人口迁移为个体带来了多种文化体验与多重文化身份，同一空间的多元文化主体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文化的迁移与跨文化交流引发了文化间的比较、冲突和融合，一方面使得文化的内涵越来越超出民族和国家的范畴，另一方面又让文化间的异己比较(如传统文化vs.现代文化、东方文化vs.西方文化)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空间性束缚的打破，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拉入到了同时性的场景之下，也让不同文化间的学习和模仿成为可能，文化实践与文化变迁受到更普遍意义上的时代精神的影响。本文将针对这三类典型的文化现象，从人口迁移、文化迁移和文化变迁这三条脉络回溯流动性社会下文化自信的相关研究。

(一)人口迁移与多元文化身份下的文化自信

据联合国有关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移民数量达2.72亿人，国际移民人数占全球总人口的3.5%，其中，中国以1 100万的人数位居第三。移民虽然会在新的文化中习得知识和惯例，但那些在祖承文化中继承和习得的知识、价值观和规范却不会随之消失，而是会作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被保存下来。当祖承文化和客居文化的规范类似时，移民不会感到内在的冲突；当两者差异较大时，他们所拥有的多种文化身份则可能指向完全相悖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5]18为了适应环境，人们需要具备足够的灵活性来管理和切换这些身份，以突出语境中所要求的文化自我的面向。

从宏观层面来看，每个国家对其社会成员是否该遵守其规范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6]，当客居国鼓励和尊重移民文化时，如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时，移民则可能依据祖承文化中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适应在客居国的生活，继而在现实生活中继续践行和发扬祖承文化；反之，当客居国对偏离主流文化的行为有较低程度的包容时，个体则很难维持祖承文化的认同。[7]宏观层面的多元文化政策有两个基本举措：一是关注所有种族及文化的价值平等，要求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予以“政治承认”，从而让各个族群都能获得争取权力的渠道；二是推动各种文化在其不同面向(历史、文学、哲学)的价值挖掘，强调人们应该学习、承认和肯定其祖承文化的传统，否则会损害自身的自尊心，使得其无法以他(或她)的文化身份来承认自己。[8]

在中观层面上，人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移民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实践。当移民在客居地的人际关系网仍以“同乡”为主时，祖承文化中的知识和惯例仍是其为人处世的有效准则，因而更愿意认可和承认其祖承文化的价值。例如，研究者在考察智利华人的文化认同时发现，第一代移民往往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等原因，只能生活在以华人为主的生活圈中，这时祖承文化中的知识和惯例则更能帮助他们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对中国文化有较高的认同，但随着第二代移民逐渐融入主流文化圈，他们则越来越需要运用智利文化中的知识和惯习去适应外部环境。[9]此外，早期的教养环境和社会化过程也是影响人们文化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华人有关峇峇人的身份认同与其在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化的方式有关，而不是取决于其父母是否是峇峇人，或峇峇人身份有更高的工具性价值。[10]

在微观层面上，人们对文化身份的调用还取决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例如，康萤仪等研究者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框架转移(cultural frame switch)理论，用以解释情境线索对个体文化认知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他们发现，那些拥有双文化身份的移民存在两套轮替的文化框架，会根据不同的情境线索(如场景、语言和文化象征物等)来激活其中一套文化框架，即在认知上与这套文化系统更为接近，并根据这个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和惯例来加工认知。[11]例如，在给赴美的华裔留学生分别呈现中国文化或美国文化的象征物后，他们会在后续的实验任务中采取与相应文化线索更一致的归因。[12]

针对移民对多元文化身份的管理，还有研究者提出另一个解释性框架，认为有多重文化身份的个体在大脑中会有多个并行的文化系统，当情境线索激活了其中一个系统时，个体便会自发地调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资源，参与认知加工和行为决策，这一过程称为自发文化参照效应(spontaneous inference effect)[13]。 该理论认为，个体展现一种文化身份的方式并不是靠暂时“压制”另一种文化身份而表现出的，而是一种基于情境的自动化反应。当情境需要时，可以因地制宜地调用另一种文化资源，自由取舍。因此，移民对多种文化的信心是共存的。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在主体层面上，同一个体的多种文化身份会既相互补充，也彼此制约，文化自信不是基于某一个文化身份而言的，而取决于人们整合及调动所有文化资源以适应环境的能力。移民究竟以何种文化身份建立自信，既取决于宏观层面的社会政策，也受到中观层面的社会环境和微观层面的情境线索的影响，还与个人对文化身份的理解有关。并且，随着“永久移民”“长期移民”“短期移民”“回流移民”“跨境生存”等迁移方式的多元化，文化自信的主体范畴也可以突破狭隘的“国族”或“民族”概念，扩展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群体范畴。

(二)文化传播与跨文化沟通下的文化自信

在固态社会中，由于移动的成本大，地区之间的跨文化沟通不充分，文化天然地有了内外之别，内部世界的文化规范与惯习能够很确定地帮助个体适应周围的环境，给人自信与安全感。 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均由相应主体在内部评价；相反，外部世界则是不确定的、未知的，大多数人没有胆量、也没有机会用内部的文化经验去探索外部世界，更不可能用外部经验来适应内部世界。然而，随着文化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加剧，跨文化沟通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的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的特征和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帮助个体适应内部世界，还取决于它能否帮助个体有效应对跨文化沟通。

发展社会学的理论认为，文化之间的地位关系是影响跨文化沟通的重要因素，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让世界版图内的不同国家处于一种主导和被主导(如“被依附vs. 依附”“中心vs. 边缘”等)的相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会利用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不断支配和控制其他国家，使得自己始终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14]因此，主导地位的国家在跨文化沟通中更为强势，他们更关注文化输出和文化衰落，不存在特别突出的文化自信需求；而一些快速发展的非主导的国家则可能在文化自卑和文化复兴的双重驱动下，将提升“文化自信”提上日程[3]。

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文化地位上的差异最终会反映在人们的文化知觉上，并据此提出了两个主观性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大众对自身文化所处地位的共识性判断，发达国家、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的文化被视为主导性的，发展中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则被视为非主导性的。第二个维度是有关文化差异和文化关系的一系列常人理论(lay theory)。其基本观点是，普通人(lay people)也是朴素的科学家，从个体生命的早期(如儿童期)开始，就构建了一些朴素的、直觉的和常识性的理论，用于理解和控制周围的世界，这一过程就如同科学家试图并控制事件的发生一样。[15-16]在跨文化沟通的场景下，比较典型的常人理论有种族本质论(essentialist theory of race)和种族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t theory of race)、多元文化信念(multicultural belief)、会聚文化信念(polycultural belief))等。研究发现，这两个维度会共同作用于人们在跨文化沟通中的行为倾向和沟通效果，继而影响人们对自身及其他文化的价值判断。

种族本质论的持有者在跨文化沟通时较为关注那些无法通过人为干预而改变的特质(如内在的生物性特征)，对种族之间的差异更为敏感，并认为这种差异很难消除；持有种族建构论的个体则较少关注群体的实体性特征，转而聚焦于种族之间的相似性和转化性。[17]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四个实验，考察了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亚裔美国人在跨文化沟通中的态度及行为倾向，结果发现，当他们持有种族本质论(vs. 种族建构论)时，会觉得自己和美国白人的差异较大，对白人文化的认同度较低，也无法在情境线索的启发下遵循白人文化的规范。[18]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发现，虽然主导性群体几乎不会有顺应非主导文化的压力，但种族本质论会让他们对非主导群体产生更负面的刻板印象[19]，甚至在他们感知到威胁时更加致力于巩固其主导性地位[20]。并且，即使当他们迁移到客居地，成为非主导群体后，本质论的持有者也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中，或践行客居地的主流文化规范。[21]总而言之，无论是对来自主导群体还是非主导群体的人而言，种族本质论让他们更回避跨文化的沟通，当这种沟通不可避免时，他们会更强调自身文化的价值，对其他文化抱有更加敌视的态度。

另一对在跨文化沟通中发生作用的常人理论是多元文化信念和会聚文化信念。多元文化信念有很多表现形式，总体来说，持有该信念的人更关注其他文化中的传统和习俗，以便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更好地理解其他群体的经历和观点。[22]持有会聚文化信念的人认为，每一个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并没有“纯文化”一说。[23]研究发现，多元文化信念与种族本质论的观点趋于一致，会聚文化信念与种族本质论的观点趋于相反[24]；持有多元文化信念的人更倾向于支持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为文化差异赋予合法性，而持会聚文化信念的人更看重群体间的价值平等，鼓励多样性，也更愿意参与跨文化沟通。[23]

结合文化自信的问题来看，以上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对持有文化本质论且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而言，容易将自身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归因于一些天赋的、难以人为干预的特质，继而形成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的群体心态，所谓的文化自信更接近于其他群体眼中的“文化霸权”；其次，持有文化本质论且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群体因为找不到有效的沟通方式，在跨文化互动中更注重防御而不是沟通，容易陷入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陷阱，长久来看也不利于文化自信的形成；再者，对持有文化建构论且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而言，虽能关注到文化之间的共性，但也更重视自身文化的“普世性”价值，继而倾向于以“同化”其他群体的方式巩固文化自信；最后，对于持有文化建构论且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群体而言，其文化自信的努力与实践常常与文化转型并存，既有对祖承文化的坚守，也包含对异质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三)文化变迁与变迁心理下的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定时空下社会实践的产物。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哪些元素被保留，哪些文化元素被更新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内部过程。在流动的社会内，人类的视野逐渐从时间和空间限制中被释放了出来，各种思潮与实践的引介、移植及比较，将从此时的文化放置在了全球视阈的时空坐标中，一些现代化和原发发性国家的发展路线和经验常常带有某种“原型化”和“优势性”的特征；而后发性的国家的文化实践应如何展开，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则受到社会发展的时空特性的影响。

对当代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学术关照，始终是围绕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的[25]。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时空诊断，发展社会学(关注社会发展的分支学科)内形成了两个主要理论取向，分别是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提出的时空延伸理论(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以戴维·哈维为代表提出的时空压缩理论(time—space compression)。这两个流派影响心理学家对于文化变迁和变迁心理的研究，并决定了文化自信的理论视野和研究主题。

时空延伸理论以20世纪晚期现代性在西方社会的极速扩张为背景，包括以下三个核心观点：第一，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是以现代性不断与传统性断裂，而非延续为机制形成的，目前没有进入后现代性的时期；第二，现代性的根本动力是时空的分离，即一定的社会实践从地域化情境中“脱域”，并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一种“时空延伸”开来的特征；第三，时空分离与重组为现代性社会带来了大量的风险，因而现代性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风险文化。[26]14-16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现代性文化特征较为突出，就意味着它发展进程更快，更为先进，更具竞争力。并且，从现代性的特点来看，这些文化特征也应能够帮助个体适应具有时空延伸特征的现代性社会关系，抵御社会风险，并通过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实践，取代和突破传统的社会格局。

这一理论对“现代性”的解读引申出了一些比较突出的心理学研究议题，如有关信任[27]、个体能动性[28]、创新能力等心理特质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研究[29]。例如，在现代社会的组织中，“时空缺场”使得信任在生产关系中尤为重要，如果管理者可以对某个工作岗位建立信任，则没有必要到现场建立监督，有助于建立跨越时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26]杨中芳和彭泗清在探讨当代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变迁时曾指出：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转型对原有的人际信任产生强烈的冲击，“冲击之一在于人们会需要在传统的关系网外寻找新的信任保证，冲击之二在于人们能否在新的制度形式和社会规范(如公平交换和契约精神)下建立信任”[27]。当代中国在社会实践上能否克服这两种冲击，是中国社会能否在文化上彰显价值、建立自信的基础。

时空压缩理论是以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及经济转型为背景的，其基本观点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转变，时间转换(如加快生产周期、尽快回收成本、缩短决策时间)和空间转移(通过地缘扩张吸收过剩的劳动力和资本)带来了“时空压缩”，让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感知出现了巨大变化，对建立在以往时空感知下的道德认知和科学认知提出强烈的质疑；尽管社会还处在“现代性”的历史分期，但在文化实践上已经走向了后现代性，体现出分裂、短暂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性特征。[30]300-410有研究者认为，“时空压缩”的理论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性国家有重要的启示。以中国为例，西方完成现代化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则需要立即面对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如何走向一个已经有“后现代”特征的外部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同时将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而不是一个走向现代性、与传统性割裂的单一过程。[2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实践与西方社会应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需要面对的是如何整合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焕发活力，并不断实现超越进化的过程。因此，在衡量和建设文化自信时，也需要考虑这一时空因素，建立更具“本土化”特征的认知框架。

目前，已经有许多心理学研究证实了这些发现。例如，人格心理学家认为，本土化的文化实践塑造了与之相对应的人格特征，人格特征又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实践。[31]例如，由杨国枢主持的持续近30 年的个人现代性研究备受关注，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现代性人格表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特点，一些传统性的特征得到了保留，而其现代性的成分中，既包含普适的、全人类共有的部分, 也有非西方国家特有的部分。[32]41-81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变迁有着不同的路径，这种路径也会反映在人们的认知和理解上。例如，贝恩(Paul G. Bain)等人的研究发现，对于非西方社会而言，人们对文化变迁的信念比西方社会的人更为复杂。[33]他们让来自中国、日本和澳大利益的人分别判断当代人和未来的人在一系列正反对应的品质上(胜任的vs. 无知的；热情的vs. 冷漠的；诚实的vs. 欺诈的)的程度，并以两者的差距来衡量文化价值观的变迁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三类基本信念，分别是：(1)以现代性为变迁方向的信念(认为未来社会在某些维度(如能力)上会越来越好，但在另一些维度(如道德和热情)会越来越糟；(2)乌托邦(或敌托邦)信念，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中的优势成分越来越凸显，或劣势成分越来越凸显； (3)扩展或萎缩信念，认为未来社会在各个维度上的积极特征和消极特征都越来越突出，或越来越不明显。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韦庆旺和时勘加入了一些更符合中国框架下的价值观，以考察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变迁趋势的认知。[34]研究有三点发现：首先，人们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冲突得到了缓解，在道德维度上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内涵；其次，人们认为各种积极的特质，如自信、热情、诚实等，都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最后，人们也认为与这些积极特质相对立的消极特质会越来越凸显，并与积极特质共同增长，相互激荡。以上研究说明，在研究文化自信问题时，还应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性与本土性，考虑一定文化的主客体关系的时空特征。

综上所述，既往的研究回应了流动性社会中有关文化自信的三个问题：第一，人们如何管理自己的多元文化身份，又用哪种文化身份表达自信；第二，流动性是否影响了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功能，又会在哪些情境下凸显“文化自信”的问题；第三，时空界限的变革为不同的文化设置了怎样的实践路径与变迁方向，它们又会如何影响人们对文化自信的建构。这些研究对理解文化自信的内涵和外延有重要的启示，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一，它们是在探讨各种文化现象时，有意或无意地触及到了“文化自信”的主题，因此研究线索非常零散，很难放在统一的框架下彼此补充或相互印证；其二，这些研究始终聚焦于文化之间的互动，如个体内部的文化互动(文化身份的兼容与切换)，群体间的文化互动(如跨文化沟通)，群体内的文化互动(如文化要素间的替代与再生产)，未能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底层心理结构。

二、流动性视阈下文化自信的概念内涵及结构

辨析文化自信概念，需首先明确“文化”和“自信”这两个概念的心理学意涵。心理学虽然十分关注与自我有关的议题，但却几乎没有提出与自信完全对等的概念。[35-36]综合来看，自信(self-confidence)与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自尊(self-esteem)、自强(self- strengthening)和自我肯定(assertiveness) 等概念颇为接近，它既是一种持久的人格倾向，也反映在认知、情感和动机这些基础维度上，体现了个体对运用自身的能力、身份和去成功应付各种社会情境的积极评估。文化在心理学视阈下则被定义为一套共享知识的网络，这些共享知识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个体集合中被生产、散布和再生产，其核心功能是为人们理解社会实在、开展社会交往，以及适应外部环境提供共同的参考框架。[5]303-307结合这两个定义，文化自信是个体或群体将自信的来源聚焦到文化身份后，对能运用从文化知识和文化惯例成功处理各种社会情境的积极评估和预期，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在结构上，文化自信和其他与自我有关的概念具有同构性，包含类似的心理成分。本文以此为基础，结合“文化自信”的产生背景和典型表现，初步提出文化自信的构想模型，认为其结构应包括认知、情感和动机三个成分(见图1)。

图1 文化自信的心理结构及成分

(一)文化自信的认知成分

文化自信的认知成分是指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形式理解文化的性质、建立文化和自我的关系，并获得信心的一些心理成分，包括文化身份认知、文化价值认知、文化间的关系认知等。

文化身份认知是指个体将文化中的典型特征整合进自我概念的程度，当这些特征在自我概念中占据越核心(或越边缘)的地位，个体与文化之间的联结感越强(或越弱)。在既往研究中，与该成分比较对应的概念是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其核心观点是：人们对所属群体的认同程度高低有别，当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和这个群体中的典型成员的文化特征越一致时，其文化认同的程度越高，继而更愿意将这个群体的文化规范内化到自己的价值观系统中，成为其适应外在生活的行为准则。[37][38]56-85[39]以往研究在操作化这一概念时，经常会同时包含认知成分和情绪成分，故而本文提出了文化身份认知的概念，用于专指其中的认知成分。既往研究发现，当人们的文化认同越高时，越有可能在社会实践中体验到其适应性价值，并获得积极反馈。[40-41]因而本文认为，当人们在文化身份认知上认为文化特征对自我更重要时，文化自信的程度也越高。并且，结合前文对流动性社会特点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文化身份认知在纵向和横向上的亚结构。

纵向结构是指文化身份认知对民族(种族)文化认同和国家文化认同相对重要程度的感知。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层次结构体现为民族认同(汉民族vs. 少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世界上许多移民国家，还可能体现为种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既往研究发现，对国家场景下文化认同的考量具有十分复杂的机制，还需要关注不同文化类属、不同社会身份间的嵌套关系。例如，有研究者考察了国家文化认同和亚文化认同在形成机制上的区别，结果显示：在情境线索的启动下，人们在文化认同上存在一种不对称的趋势，即更倾向于用亚文化的特征去凸显亚文化认同相较于主流文化认同的重要性，而不是用主流文化的特征去凸显主流文化认同相较于亚文化认同的重要性。[41]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境下，种族、民族等亚群体的文化认同可能会对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文化认同提出挑战，因此，还需要将在测量和考察文化身份认知时考虑两者在自我概念中的相对核心地位，并关注不同文化场景下这种相对性的变化，以揭示文化自信的动态生成机制。

另一方面，在文化身份认知的横向结构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对文化身份核心性(vs. 边缘性)的知觉究竟是两个维度，还是一个维度的两极。有研究者在一项以华裔美国移民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在相应的文化线索(华人文化或美国文化)被启动后，认同性的动因(identification motive)驱使个体做出与该文化内涵一致的、同化性的反应，不认同的动因(dis-identification motive)会驱使个体做出背离文化规范、排斥性的反应；并且，第一代移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越高，其不认同程度和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程度也越高，对第二代移民而言，个体在两个文化上的认同程度则没有显著关联。在对文化不认同的测量上，研究者主要测量的是文化认同的情绪成分(如“我很难以自己是某国人为自豪”)。[42]因此，这种双维度的出现也可能是由认知和情绪的分化所导致。鉴于目前的经验证据还不足以支撑单维度模型或双维度模型，未来的研究还需继续对此关注和解答。

文化自信的第二个认知成分是文化价值认知，意指人们对文化表征(通常是价值观)的重要性和价值的认可程度。以往的研究在测量文化表征时，采用了两个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测量方式。其一是主观性视角(subjective approach)，即测量该文化中全体成员或典型成员对某一(些)文化元素的重要性的主观评价；其二是主体间的视角(intersubjective approach)，即测量个体对大多数成员在某一(些)文化元素的重要程度的共识的知觉；尽管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前者受取样代表性的影响较大，对文化认同的衡量不如后者精准。[42]并且，文化认同和文化表征并不是互构关系，而是由表征决定认同，反之则不然。[43]这意味着，对文化价值观的认知和内化是文化身份认知的起点和根基，当人们对文化表征的重要性和价值有更积极的评估时，文化自信也越高。

如前文所述，在流动性社会中，人们对文化间关系的认知也是影响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化间关系认知的概念，包括多元文化信念、会聚文化信念、文化本质理论等。本文认为，这些文化信念也会影响文化自信的形成。例如，针对是否支持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主导性，人们可能存在一种相应的文化信念，可称为“文化主导信念”。当个体持有较高水平的文化主导信念时，会更认可不同文化在地位上的不平等性，更期望由强势文化主导弱势文化。当多民族国家的实际主导民族持有较高的文化主导信念时，会较为支持以同化少数民族文化的方式彰显“文化自信”；当他们持有较低的文化主导信念时，则更可能采用学习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方式提升文化自信。

(二)文化自信的情感成分

积极情感是自信反映在情感维度上的一个典型表现。[44]因此，文化自信的情感成分也可以理解为，当个体和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些积极、稳定的情感联结时，文化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能帮助个体在变化莫测的流动性社会获得安全感、价值感和意义感。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认为文化自信的情感成分主要包括文化依恋感、文化怀旧感、文化胜任感和文化敬畏感。

文化依恋感(cultural attachment)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概念，最早由劳思(David A. Routh)和伯戈因(Carole B. Burgoyne)提出。[45]他们认为，祖承文化能否维持其延续性是全球化时代每个文化都需要面临的挑战，在英国社会加入欧盟后则突出地表现为是否要加入欧元体系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当个体在反思自己的国民身份时，会形成一种来自祖承文化的自豪感，即对文化的情感依恋，当个体在英国文化符号中获得较高的自豪感时，会更加反对以欧元代替英镑。同样扎根于文化依恋的概念，康萤仪等研究者考察了拥有多元文化身份的个体对祖承文化的依恋。她们认为，个体对其祖承文化的情感连接类似于母子之间的依恋情感，当个体对祖承文化有一种安全且积极的情感时，这种情感体验可以帮助个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缓解焦虑，适应旅居生活。并且，当个体不需要回到原有的文化环境时，仅仅是通过抽象的文化符号就可以启动这种安全感。[46]研究结果显示：当人们与祖承文化之间建立了安全型的依恋关系时，会在客居地适应得更好，遭遇较少的文化歧视和涵化压力、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当人们与其祖承文化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矛盾或回避性的依恋关系，其依恋水平越高，在客居文化中的社会适应性反而越差。尽管这两个研究对文化依恋的操作性定义不同，但基本都反映出，文化依恋感可以作为一种维持和彰显文化自信的积极情感资源。

文化怀旧感是指个体基于在一定文化中经历的愉悦、有意义和浪漫的事件的记忆，以及与这些既往经历相关的物品中唤起的一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会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反刍，并赋予这些经历和物品积极的情感效价。既往研究发现，当移民迁移到其他国家后，这种与祖承文化相联系的怀旧感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理资源，帮助其更好地完成本地适应[47]361-378；甚至当人们返回祖籍国后，也会对曾经的客居文化产生一种怀旧的情感，对个体回到祖国后的社会及心理适应(如提升自尊、进取性动机和工作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48]。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文化怀旧感赋予了个体一种存在性的价值，使其可以在生命意义感缺失时，充当一种有效的防御机制，抵御不断流变的外部环境带给个体的冲击；当文化怀旧感越强烈时，个体生命和文化的联结得到了强化，文化自信的水平越高。

与文化怀旧感有类似功能的情感成分还有文化敬畏感。敬畏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且研究者大多指出，文化元素是引发敬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49]。 彭璐珞在一系列研究中提出，人们对文化的表征存在三类分域，依次是物质领域、象征领域和神圣领域，出于对神圣领域文化(如与宗教、生死和重大历史遗迹有关的文化象征物)的敬畏之心，人们无法忍受任何异域文化融合和改造这些文化元素。[50]基于类似的理解，本文提出，文化敬畏感是指人们从文化元素中获得的与生命体验有关的混合情绪，通常包括钦佩、自豪、虔诚、谦卑等；当人们有较高的文化敬畏感时，更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流动性社会中理解生命的无常，抵御风险。然而，这些理论主要基于对既往相关研究的理解，还需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经验性的支持。

最后，文化胜任感是指人们对自己能利用文化身份与周围环境熟练和有效互动的知觉。赋予个体能力以适应外在环境本就是文化的基础功能之一[5],而在跨文化的情境下，这种能力还包括准确表征文化知识、灵活使用文化工具、准确感知文化情境、合理设置文化目标和手段、混搭跨文化要素进行创新等[51]39-55。本文认为，流动性社会下的文化胜任感应基于文化内和跨文化这两个背景建构，当人们对自己在这两类文化情境中的胜任力的评估越积极时，其文化自信的水平也越高。

(三)文化自信的动机成分

文化自信的动机成分是指有个体以提升文化自信为目标时，引导、激发和维持个体行为的内部驱力，主要包括文化保护动机、文化传承动机和文化创新动机三个子成分。文化传承动机是指人们愿意继承、传播文化的动机；文化保护动机是指人们愿意保护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避免其遭受危机的动机；文化创新动机是指人们愿意通过不断整合、更新、创造文化中的元素，以维持文化活力的动机。

文化保护动机与文化传承动机高度相关，当个体对某种文化身份建立了认同之后，文化的生命力就和个体的生命力联系在了一起，一旦个体体验到了威胁感，就会产生一种维护文化活力的动机。有研究者用三项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以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蜕变为背景，在前两项研究中分别测量和启动人们对文化腐蚀(cultural erosion)的顾虑，结果发现：当这种顾虑越严重时，人们愈加抵抗外来文化传播带来的影响；在第三项研究中，他通过实验操纵增加了个人价值的肯定，结果显示这种积极的心理感受缓解了个体的文化焦虑，缓冲了由文化腐蚀顾虑带来的排斥性反映。[52]其他研究者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以外来文化元素对传统建筑的结合为背景(如麦当劳的广告出现在长城上)，研究结果显示：当人们的文化认同越高时，越会把这种情境下的外来文化元素视为威胁的信号，并表现出排斥性的反应。[53]尽管这些研究都显示，当个体更愿意保护和传承文化时，会更不愿意其文化的独特性和纯洁性遭到腐蚀，但文化传承动机和文化保护动机可能反映的是文化自卑和文化自信。因此，在研究文化自信的动机成分时，还需同时考虑人们的文化创新动机。

本文认为，文化创新动机与文化保护及文化传承动机之间可能存在权变关系。在文化自信的框架下，三者之间正相关，且在这三个亚成分上的得分越高，人们的文化自信水平也越高；当三者负相关时，则意味着人们可能陷入了文化自卑陷阱(如全盘否定，或文化封闭)，这时候这三个指标则不能直接反映文化自信了。因此，在理解文化自信的概念时，还需分析这三类动机的相互关系，将文化自信还原到更具现实意义的情境之中。

(四)认知、情绪和动机的三向关系

综上所述，认知、情感和动机是构成文化自信的一体三面。除了每个维度内部都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区分的亚成分之外，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化自信研究的一个重点。大量心理学研究揭示，人们在认知、情感和动机上存在一定的三向交互关系，在热认知过程中，认知成分会受到情感和动机成分的影响；在冷认知过程中，认知成分是独立于情感过程与动机过程的(如对社会知识的表征、推理和提取之类)。[54]本文认为，在文化自信的框架下，其认知机制很有可能是一个热认知过程，即其认知成分会受到各种文化情感和文化动机的影响。因此，在文化自信内部，各亚成分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也是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探索的内容。

三、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心理路径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将文化、社会和自我被放置在了一个以“流动性”为轴心特征的背景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也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曾79次提到“文化”二字，“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内容被重点强调，其核心思想是：随着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化建设也要提升至更高层面，肩负更多的使命。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文化自信的提升既离不开制度层面的外部推动和文化产品的创新发展，更需要基于民众的文化心理，从个体内部建立自我与文化的联结。本文将聚焦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结合前文对文化自信的理论建构与流动性社会的特点，从认知、情绪和动机三条路径阐释坚定文化自信的心理路径。

(一)认知路径

在文化身份认知的三个因素中，文化的价值认知是联结文化与自我的核心维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能否建立文化的身份认知，并奠定了个体如何理解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底层逻辑。

社会流动使人们逐步脱嵌于既往的共同体，传统社会的束缚与制约逐渐失效，新的价值观接踵而至，文化内部的价值观撕裂，文化之间的立场冲突，促使人们急于寻找新的心灵坐标，以安顿茫然失措、焦虑无助的情绪。 然而，这种现状并非带有历史的特殊性。回望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饱受磨难却始终赓续不断，这既是时代于中华民族的馈赠，更凭借的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生命哲学和道德观念。从内部来看，中国的南北文化有一定的差异，但却共同遵循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和通盘考虑这种整体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55]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共同性来看，虽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信守，却不一定构成冲突。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观”为例，虽然中庸思维是中国人的一种典型的生命哲学，但这一观点也并非中国独有。事实上，中庸在西方早期思想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下得以系统与完善，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的出现(如新自由主义)又让中庸理性和西方哲学下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有共通及转化的可能。[56]如前文所述，对文化共性的识别是人们抛弃文化本质论、形成文化建构论的基础，对在世界体系中处于非主导地位的文化实体来说，则有助于其发展文化价值，促进跨文化沟通。因此，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可以以强化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提升人们对文化价值的认可，巩固自我和文化的联系，寻找文化间的“最大公约数”，促进跨文化交流中的共融互通。

(二)情感路径

从功能上来看，文化自信的情感成分是人们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安全和积极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可以帮助人们在困顿、焦虑和迷茫时获得心理的慰藉和安抚。既往研究发现，流动性时代让中国人进入了泛焦虑的时代，一方面，全球化与通讯技术的发达让地方性的“灾难感”得以传播和蔓延，突发性灾难及生存焦虑成为了超越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性议题[57]；另一方面，流动性社会中惯常秩序的崩解消失引发了人们对社会流动的失落与迷茫，对“上层世袭，中层跌落、下层边缘”的恐慌将中国社会拉入了社会焦虑的漩涡[58][59]。

在这样的背景下，增加文化自信更需要回归和强调中华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发挥其守望自然、安顿人心、涵养定力的本质功能。例如，中国文化中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强调自我、社会、自然和天道的四维关系，使得人们能从整体性的视角理解生命的本质，这也是在文化自信建设中培养依恋感、怀旧感、敬畏感和胜任感的共通途径。[60]一些具体的做法包括：通过建立天人和谐的生命观和生态伦理，重新定位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缓冲人们的焦虑感与无常感；将人们重要的生命节点(及冠、出仕、成婚、丧葬)与民族的文化记忆联系起来，为生命记忆烙印文化标记，将个人生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连为一体；对中华文化中那些能承载人们历史记忆与人伦情感的文化象征物加以保护和弘扬，坚守文化底线，涵养人们对文化的敬畏感；强化中华文化中“贵和尚中”的思想，增加中华文化的汲取和消化能力，对新潮文化、外来文化进行中国化的诠释，让其更符合国情，将中国文化的优秀思想内核向外传播，以此提升人们在跨文化沟通中的胜任感。

(三)动机路径

在流动性社会中，文化的发展除了依托人们对文化习俗的世代相传外，也离不开人们不断推陈出新、融合转化文化元素的创新能力。在社会变迁的进程中，文化是否能与时俱进，跟随时代的步伐，也影响人们传承和保护文化的意愿。然而，这种转化与创新如果没有系统的规划与设置，任其自由发展，则很容易堕入民粹主义的陷阱，形成低俗、庸俗和媚俗等浊流。[61]如前文所述，有研究者发现，人们认为中国文化中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冲突得到了缓解，在道德维度上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内涵。这既反映了人们对文化变迁的共识，也揭示了文化建设的突破口与着力点。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提升人们的文化创新动机可从两方面着眼。

在创新动机的提升上，可遵循外部动机内化的路径，通过增加人们在文化生活中参与决策的幅度和程度，将社会对文化创新的需求转变为个体运用文化创新实现个人意义、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部动机。例如，可在大型文化赛事和文化活动中鼓励公众设计文化产品、参与决策环节，并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记录下来，融入到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中。

在创新方向的引导上，应善用现代化的数字手段。目前，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日臻完善，中国已逐渐步入了一个数字化社会，海量的指标数据很容易描绘出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路径和变迁方向，多种多样的社交媒体为社会心态即时反映提供了平台和工具。[62]因此，可以结合这些数字优势，分析人们的文化需求、文化预期和文化焦虑，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新实践，让创新效果和创新动力之间形成正向的循环机制，为中华文化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