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2.华东理工大学，上海200237)

一、研究积淀：“政治势能”的知识资源

贾秀飞：贺老师好,您和南京大学孔繁斌教授共同在《中国社会科学》2019第4期发表的《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政治势能》一文，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我们都知道，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化学术话语的概括和提炼，一直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面对“欧风美雨”涤荡时所面临的难点、重点和焦点问题。我们试图通过专访，就“政治势能”这一话语的生成、应用及其拓展，提供我们的思考和体会。首先，我们想分享您丰富的学术履历，通过回顾您的学术生涯，了解“政治势能”这一话语的理论资源，以及您为提出这一概念所做出的研究积淀。

贺东航：作为一名史学背景的政治学者，我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一直是学历史。我在厦门大学求学期间，作为“华南学派”重镇之一的厦大历史系几位老师对我的学术训练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南学派”所强调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区域研究与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分析，一直影响我的学术思维。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即随导师组在侨乡地区从事田野调查，直接进入“空间的历史”。2000至2004年在厦大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试图从东南沿海一个地方治理案例来讨论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从某些迥异于西方模式的问题和领域入手，对中国国家转型的历史逻辑和地方治理的中国经验进行理论阐释，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成为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开始了在政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生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为徐勇教授，徐老师擅长将长时段方法运用到乡村治理的研究中。在站期间，我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报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成长——缘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

史学的学科背景，使得我具有了在研究过程中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和借鉴思想资源的理论自觉。众所周知，先秦法家所言“法、术、势”中的“势”，就具有了传统话语意义上的“政治势能”意味。然而，要将这一话语进一步概括提炼，实现话语、概念的现代化转型和科学化改造，就必须经过研究者自身的长时间积淀。从2004年开始，无论是地方实证调研，还是对公共政策的案例研究，均贯穿着本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以微观透视宏观”，即从地方治理经验看“中国国家成长”、从政策执行看“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在国家成长中的功能。“政党建设、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即政党-国家-社会三维视角)一直是我的学术旨趣。尽管本人的研究尚未完成最终的系统论述，但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目前已经呈现出了基本思想轮廓。过去十六年，我至少在如下四个题域进行了学术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

(一)从学理上阐述了“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这项多年的研究是我从一项领域性的政策——中国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中国重大公共政策在复杂府际关系和组织网络背景下，是怎样从出台到最终贯彻执行，探讨包括党政关系、府际关系与政府治理等具有中国特色制度背景的议题，建构了理论分析框架——“高位推动—层级性治理—多属性治理”，既对西方公共政策执行理论有系统的梳理，也对本土化政策执行理论的建构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我率先在学界对作为“中国模式”特征之一的“高位推动”工作模式(即成立“党的工作领导小组”)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作用进行了政治学理论阐释。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拙文《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目前它被引高达711次，入选2011-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高影响力论文，位列第5)。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先后在《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论著中分别提到过我的观点。何包钢也认为我的研究成果非常有效地解释了“中国公共政策的运行机制和特征”。也就是有这一研究的基础，若干年后，我和孔繁斌提出了“政治势能”这一概念。

(二)揭示了“中国国家建设的复线状态”

这项研究持续多年。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行政科层制发展和社会生长的历程，我揭示出了中国国家转型进程中有着更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层面，即复线状态：(1)在中国国家建设中，并不是单线的阶段性演进并在每个阶段呈现固有的分段模式。在每个时期，我们都能发现多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相互较量和多种经济成分的相互混合，因此需要把握影响国家建设的多种复合要素(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才能形塑出具体的时空场景，并展望国家建设的前景。(2)复线视角下审视国家建设历程，能够得到两个有价值的发现：中国国家建设的多重线索和历史的发展有时候是反转的。(3)中国百年现代国家建设充满了复杂的历史时空叠加，表现在空间域上的时态分殊，不同地区分别“占据”着历史、现代到后现代等不同时间段，社会观念和生产方式呈非连续性，呈量子纠缠状态，中国、西方与苏联色彩混交在一起；国家建设表现为政党、官僚体系、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互嵌与互促的过程。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领域的研究，主要成果体现在拙文《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特征与核心动能》和《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来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

黄宗智在《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一文中引证本人的相关研究，他指出，“贺东航于2006年对闽南某县(改市)的扎实经验研究”表明中国“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示更多令人不满的弊端……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中的(‘理性’或现代性)‘科层制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等”[1]。

(三)分析“农村林改后的基层治理”现状

学界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集体林改”方面的研究成果，具体研究领域应表述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乡村基层机制”。我是这方面展开系统研究较早的学者。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工作期间，因为“三农”研究是该院的主流研究方向，于是我选择了“林业村庄”作为研究点，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因为那几年国家正好在农村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一般研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学者不同的是，我主要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跨学科角度对农村集体林权制度展开研究，并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我通过对福建、江西、浙江、云南等地基层乡村林改的成效、经验和问题的调研，深入讨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中国南方省份的基层治理状况，认为农村林改后基层治理面临“七大”新问题：林改中的效率与公平、林地集中与经营绩效关系、明晰林权与促进林地的投入、林改与林地可持续经营、林改的决策模式与村级民主、资本上山与林权纠纷、群体性决策失误与农村基层组织运转等。[2]为此，可以通过推进能人治理与村庄优质社群的并重，构建村庄事务的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机制等方式，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村级层面有效实施，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包容性发展。[3]主要成果见《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治理》《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以及我和朱冬亮教授合作完成的专著《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表达——福建将乐县调查》。2009年我还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另有两份资政报告获得国务院总理的批示。

在这一时期，我对基层自治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思考，我试用“内卷化”这个概念来解释村民自治中的行政化现象，受到了何包钢等学者的关注。

(四)建构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分析框架

我在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过程中，提出了国家—社会的新型互动模式，可以通过“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这种新的分析框架来获得解读——即它们的结构、目标、支持者、规则和控制体系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分析框架对于弥补传统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理论的不足，也对后来提出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示作用。一般来说，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替代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强制性替代；二是自愿性替代。[4]这种替代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基于对各自利益的理性考虑，均同意由一方实现对另一方的替代，使双方都有利可图。这种替代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交换”关系，即替代双方通过资源流量的转移得到了剩余。由政府“让渡”“治理”空间给社会(“国家社会化”)，让社会参与管理某些事务，使得作为制度制定者的国家与社会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另一方面，对某些群众性自治组织来说，需要征用国家的某些“象征符号”来显示其“国家在场”，使其行使社区管理更有效(“社会国家化”)。体现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有《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对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和专著《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对福建南部一座县级市的政治社会学解读》。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Gunter Schubert和国内学者郁建兴在他们的论文中都曾讨论到我的研究观点。

二、话语生成：“政治势能”的提出

贾秀飞：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历久弥新，无论研究视角如何变幻，其中所要达致的终极大道便是治理中政策怎么去变现，治理效能如何彰显。我们一直探寻治理现代化在中国的行进脉络，研究的内容与结果大致在优势与困境标示的范围内移动。随着时间的流变，有关“中国之治”研究的理论资源在不断汇集。您一直致力于国家转型与地方治理的相关方面研究，“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对于“中国之治”具有很大的解释力，能否讲述一下您和孔繁斌老师是如何正式提出“政治势能”这一概念的？

贺东航：“政治势能”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政策官语“高位推动”。我和孔繁斌曾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发表的《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一文中讨论过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高位推动”特征。

我们把农村林改政策看作透视中国政策执行整体逻辑的一个小孔，通过引入这样一个领域性政策案例，尝试用经济共和主义、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理论”和社群主义自治理论来解释，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应当从本土性理论的视角来研究林改政策的执行，于是我们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工作模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领导小组”在政策执行中的重要作用，即“高位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是有其政治逻辑的，可以用“党的领导在场”来确定其重要性属别。中国政治制度内存在党、政两个不同的系统，权力地位是不同的；由于中国特色制度的本质是“党的领导”，因此，党政联合发出的文件就与政府部门单独发出的政策文件有不同的位价，高位的政策是以党的名义发出，称为“高位推动”。

2011年的论文虽然提供了政策执行的本土化“关键词”——“高位推动”，但它毕竟带有“意识形态话语”，只是一个次生级学术产品，还没有上升到学理性概念。事实上，政策“高位推动”后面隐含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深度挖掘。[5]2011年的论文虽然提供了政策执行的本土化“关键词”——“高位推动”，但它毕竟带有“意识形态话语”，只是一个次生级学术产品，还没有上升到学理性概念。事实上，政策“高位推动”后面隐含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深度挖掘。经过反复讨论，我们的团队在2016年9月形成了这一概念，当时从郑振满教授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一文中的“社会权势”理论得到启发，但郑文提出的“权势”更强调的是权力结构与走势，需要对“权势所裹挟的能量”进行概化表达，于是，我们提出了“政治势能”这一概念。我们的团队成员、当时是北京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后林雪霏副教授(现在厦门大学工作)对此也有重要贡献。我们把想法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沟通，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我们开始着手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农村林改政策执行的演化特征(在此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除“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外，我们还衍生了“政策势能”和“政策变现”两个概念)。

“政治势能”作为“高位推动”这一官语的学理性表达，含义如下：第一，政策发文单位的不同位阶可展示出不同的政策势能。也就是说政策文件出台时的位阶就是政治势能的重要标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文，或中办、国办名义发文，或中央部委联合发文，抑或部门自行发文，都蕴藏着不同的政治势能。利用党政联合发文，将公共政策上升为党的议题，提高了公共政策的政治位阶，政策主管部门赋予公共政策更高的政治意义。第二，政治势能会影响到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文本话语蕴含特定而丰富的政治势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党代会“中心工作”的表述和政策文件“硬指标”(如一票否决)的提示都成为显示政治势能重要性和优先性的“信号灯”。当附有“政治势能”的公共政策进入到执行过程，能够很快为地方场域的官员所察觉、感识和识别，进而诱发或催化他们的政策变现过程。第三，政治势能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制度优势因素。因此，这一概念的提出也经历了所谓的学术时间的积淀，有一个具体的研究不断深化与精确的历程，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吧。

三、话语分析：政治势能的分析框架

贾秀飞：通过您讲述“政治势能”概念的形成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一个具有本土话语体系概念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筛选与研究者不断的聚焦，久久为功。然而“政治势能”概念的出现必然要运用到实际的公共政策分析与“中国之治”的探究，以真正扎根于中国研究的土壤之中。对此，您能否讲述一下“政治势能”概念是如何形成完整的分析框架的？

贺东航：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提供给学界很大的研究空间。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研究，来自政治、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在国家治理理论和政府执行理论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制度是规范、准则，治理是行为、活动。制度优势不可能直接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能量角度看，“制度优势”就是指此制度较之其他制度所具有的“优秀势能”，即优势是一种“势能”，“势能”表示一个物体所蕴含的、尚未释放的能量，如山上的一块石头相对于山脚具有势能。但只有石头向下滚落，势能才能转化为效能。因此，如果将势能、效能的理解引入政治学，那么“制度势能”就是指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拥有动员治理资源的潜力，而“效能”则指一项工作在地方和基层执行的力度。中国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落实过程就是“制度势能”(“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那么，“制度势能”(“政治势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政治动能？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存在何种“摩擦力”？这些“摩擦力”的形成又有哪些原因？如果将“政治势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那么将对“政策执行”研究领域产生很大的理论解释力。

由于“政治势能”贯穿在中国公共政策的制订、执行、评估的全过程，因此，我们认为，“政治势能”可以作为针对中国式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目前，在研究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时，理性行动论者用委托—代理结构中的自利性来解释[6]，提出“选择性执行”理论[7]，还有的提出“变通执行”策略[8]和“共谋”现象[9]，造成政策“执行软约束”[10]。情势论者着重从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策所处的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入手，认为政策本身的特征、政策执行者拥有的资源与所处的社会政治结构网络会对执行者的认知与行为产生影响。公共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治制度、组织结构、激励机制等因素均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因而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政策执行模式。[11]在政策执行“模糊—冲突模型”中，执行情势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12]，政策的执行者会在一定“情景”下转变政策的执行。[13]政治-行政互嵌论者(1)互嵌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离”的，是交织相嵌的一对，注重政治因素的“行政即政治”。参见德怀特·沃尔多：《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颜昌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认为，行政本身就是构成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公共政策的产出，政治过程也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过程。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过程就是政治任务的完成过程。[14]

上述三种研究框架分析了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但它们主要的问题在于仅指出了这些政治性影响的作用力，没有对政策执行所处的政治制度做进一步细分，也缺乏将时间维度纳入政策执行的研究，将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力当作是固定不变的，无法反映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机制。

“政治势能”的引入可以为中国的政策执行研究提供一个满足各个不同条件的框架。执行者都是生活于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的某些官员，他们不可能脱离中国特色的制度而生活，有着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或称为“四个意识”(2)“四个意识”是指“政治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它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考量。关于“四个意识”，中共中央文件上是这样表述的：“它是一个意蕴深刻、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集中体现了根本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要求，是检验党员、干部政治素养的基本标准。”其中“看齐意识”文件上是这样表述的：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高度自觉的看齐意识，经常与党中央要求“对表”，看看有没有“慢半拍”的问题，有没有“时差”的问题，有没有“看不齐”的问题。。如果把“政治势能”放在这样一个政策执行的政治环境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对政策执行者下达的官语如政治路线、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保证、政治前提、政治觉悟、政治担当、政治能力、高位推动, 大局意识、政治要求、不折不扣、调整、纠正、校准……都可以获得学理性的解释。这充分说明了，所谓“政治势能”是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的重要基础，涉及党的强大意识形态和有效的组织动员，曾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以党领政来统一意志、推动决策执行，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政策治理效果。在中国，有党和政的两个系统，它们的权力地位不同，政府部门单独发出的政策与获得党政联合(即“党的在场”)签发的文件都会在不同程度影响到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因此，“政治势能”能更加客观地作为反映中国特色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从与西方政策执行理论接轨的角度来说，我们所提的“政治势能”除延续第三代政策执行的研究范式外，它更凸现机关间的权力位阶互动，并把时间维度纳入，促使我们更好地分析某些公共政策执行力为何在某个时段突然放大的原因。因此，“政治势能”这一分析框架弥补了理性行动理论、情势理论和政治-行政互嵌理论的各自不足，符合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特征。以上是关于“政治势能”形成具体分析框架过程的探究历程，当然这一中式的学理性回应仍不应离开西方政策执行相关的理论资源链，但最终如你所说它能适用于“中国之治”这一研究土壤中。

四、话语应用：政治势能分析框架的运用实例

贾秀飞：对于政治势能这一具备中式特征的学术概念，您和孔繁斌老师作为主导者和首倡者，已经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概念在学界提出后的一年内，其他研究者对于政治势能的探究也形成了系列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政治势能”从概念到形成分析框架的初步过程，您能否具体与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实例的运用？

贺东航：如你所说，一个概念和理论要有生命力，关键是学界的认同与运用，否则这一学术概念充其量只是口号或标签，最终昙花一现。在“政治势能”提出后，后续的学界研究，包括研究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反响、与相关研究者的共商共探甚至一些研究者可能质疑的回应都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没有终点。“政治势能”这一概念由我们而生，我们也将对其负责到底。下面我来谈谈涉及“政治势能”运用的几个实例。

首先我们分享一下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这组“政治势能”专题研究的三篇论文，然后介绍其他刊物发表的“政治势能”研究论文。

第一篇是钟时的《政治势能依附与中国社会问责：一个公民行动策略的分析》。作者扩展了“政治势能”这一概念的运用范围，认为“政治势能”存在体制内外两种传导路径，体制内部(党政系统)的政治势能传导影响党政机关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体制外的传导是社会民众通过“借势”来实现的。我们通过剖析民众上访案例可以发现，政治势能可以成为处于体制外的民众借用和依附的潜在资源，用以强化民众上访或问责行动的势力和效能。但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于民众对强弱政治势能的主动识别、利用条块化的制度结构来寻找可联合的力量以及掌握利用政治势能的有效时机。此外，案例分析还表明，“政治势能”有不同的类型，公民可以通过依附于政治体系中的不同主体来获得不同类型政治势能的支持。

第二篇是原超的《“政治势能”视阈下新时代议事协调机构的制度逻辑及职能优化》。该文认为，党的议事协调机构事实上就是“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加强党对重大工作的政治领导。文章从“政治势能”视角切入，认为成立议事协调机构有两个重要功效：一个是“政治势能的价值载体”功效，目的在于宣示党对某项工作的政治理念；第二个功效是“政治势能的行政运作”，目的在于通过“小组机制”理顺部门间的关系和政策执行。

第三篇是沈明杰的《借势：在华外国商会的择地游说行为》。文章以外国商会为例，分析了它们借“政治势能”实施游说的行为。文章基于“政治势能”框架，对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游说《劳动合同法》以及中国欧盟商会游说《外商投资法》两大典型案例展开研究，分析了外国商会利用“政治高度”(国际影响等)实施择地游说行为的类型、特征及结果。

还有已经在其他杂志上发表的四篇以政治势能为分析框架的论文：

白子仙的《新时代政治势能的下沉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新生态》。论文讨论了十八大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势能的增强使党和社区有了新的发展，“党社一体”的社区治理进程加速了，社区正成为党在新时代维持时间和空间主体地位的关键方式；社区要成为“社区”，更多需要凭着政治资格，而不是凭着社会的资格。[15]

林兆龙的《公共舆情中的政治势能研究》一文认为，在构建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中，党对公共舆情的治理彰显了强大的政治势能。公共舆情运行机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势能具有深层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性政治势能重塑公共舆情中的价值理念，通过结构性的政治势能改革公共舆情的传播体系，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势能再造公共舆情治理制度，通过一元化的政治势能加强党对公共舆情的全面领导。在公共舆情治理中引入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克服学术界单向研究公共舆情问题的缺陷，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的成功密码。

而贺东航等人的文章则从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展开研究，如贺东航、贾秀飞的《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中国生态治理中的政治势能研究——以河长制政策为案例》。该文将“河长制”作为案例研究了中国环境政策执行的实践，剖析“政治势能”在其中是如何作用并显现的，这一研究有助于用“政治势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公共政策良性落位与中国真正的“善政”，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加持一定的机制。王松磊《脱贫攻坚中的政治势能与政策执行——基于扶贫政策文本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一文则通过对70年扶贫政策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权力和功能位阶产生了公共政策的政治势能，这是扶贫政策执行状况变化的主要动因。相比常规性公共政策，政治性公共政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更强的政治势能，执行者需要付出较大的精力，但容易获得较多资源。

五、话语展望：政治势能分析框架的拓展方向

贾秀飞：您刚刚提到“政治势能”的几个实例运用，这一点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您觉得“政治势能”这一分析框架还可以拓展到哪些学科的运用上？

贺东航：从学界反应看，“政治势能”提出后，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领域都引起一定反响，展示出这一理论范式巨大的拓展空间，理论的想象力还有提升的余地。

在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势能”的运用，使我们可以透过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框架来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解释传统“压力型体制”理论所不能涵盖的问题。当年荣敬本先生根据改革开放以来“锦标竞赛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特征，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分析框架，但忽略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政治生态，其实在中国政治实务中有相当多这样的表述，如政治方向、政策要求、政治任务等等，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往往还与这类“政治势能”密切相关，特别是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后新时代的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则更有解释力，“压力型体制”理论没有包含这方面的中国政治实践内容。在党史党建领域，“政治势能”这一分析框架拓展了其研究议题。去年我在《东南学术》第6期发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势能》做了这方面的尝试。我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所锻造的党建治理利器，分类为一元化政治势能、价值性政治势能、结构化政治势能和制度性政治势能四种，纵观党的历史，中共的治理之道始终未曾脱离“一元化政治势能”的轨道。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建构是核心议题，我们提出了“价值性政治势能”作为中共进行信仰塑造的核心机理，也同样具有很大的运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价值性政治势能”、“结构性政治势能”和“制度性政治势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

在理论对话层面，政治势能的概念还与更广泛的学术知识体系关联。公共政策是否得到有效执行与国家能力高度关联。国家能力就是国家机构或公共领导人是否可以有效贯彻自身意志的能力。然而，既有国家能力的讨论主要关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尤其是基于欧洲国家或非洲拉美国家的经验，前者强调国家自身的能力，包括官僚体系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军事能力(蒂利等)，或者强调国家权力渗透、濡化和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曼等，米格代尔等)；后者关注国家能力缺失导致的国家失败(福山，米格代尔等)，强调国家为什么难有摆脱社会的自主性。然而，在“党导国”类型的国家，要实现国家意志的有效执行，就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紧密关联。中国政策的有效执行，一条关键的经验是依靠党的力量来实现，即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势能”透过若干路径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动量，所谓“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政治势能”理论可以对接“国家能力”等广泛的学术知识体系。

“政治势能”是一座以中国政治实践为地基的、业已建成但还需装修的理论大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政治势能”，可以让我们置身于历史政治学氛围中，踏勘史迹。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政治势能”曾帮助中国共产党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凝聚思想和战斗力,以强大的意识形态、有效的组织动员取得政权。它拥有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因子。其中“价值性政治势能”形成于延安时期，而“一元化政治势能”形成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为此，我们要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场域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更新我们的研究视角、策略、方法与概念，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之道问题及其历史形成。有时候它带来我们的可能只是可意会的体验，但这种体验会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总的来说，这一解释框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和同仁一起参与讨论、研究和拓展，这有利于这一学理性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和丰满，共同推进新时代的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