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

近年来，随着“事故导致男性丧失生育能力”“妻子擅自堕胎致丈夫生育机会丧失”“妻子伪造丈夫签名植入冷冻胚胎生产致丈夫‘被当爹”等新型民事纠纷日益增多，男性“生育权”保护问题逐渐引发社会关注。生育权是权利人自主选择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其性质可属于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的自然人“人身自由（权）”。

生育行为主要由女性承担，故社会对男性是否享有生育权曾颇有疑虑。“生育权主体”不同于“生育行为主体”。尽管由于生理原因男性无法像女性那样全程经历受孕、妊娠、分娩的生育行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育行为主体”，但男性可通过做出是否使女性受孕的关键决定，来实现生儿育女的选择自由，故仍属于生育权的适格主体。我国法律关于生育权的直接规定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第1款“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似乎仅赋予女性以生育权——这缘于该法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定位，并不意味着对男性生育权的否认。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条便将生育权主体扩大到全体公民，承认了男性的生育权主体地位。

在侵害导致男性丧失生育能力、管理不当导致冷冻精子失效之类案件中，侵害行为直指男性实现生育自由的生理基础，损害后果清晰地体现为男性生殖健康被破坏的相关精神与物质损失，男性关于其生育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可被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