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锋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89)

党的十九大立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远目标，针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独特机制和道路，直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现实，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突显了我国“三农”问题发展仍然滞后、城乡发展极不平衡，二元格局依然明显。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比例分别为2.69∶1和2.15∶1[1]，破解城乡均衡发展仍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障碍。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依旧面临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供需结构不协调，粮食安全风险剧增，农村环境恶化，农民逃离农村等现实困境。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就要通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统筹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共同推进“三农”资源要素整合、农村产业集群、农业结构协调、科技支撑生产、互联网助推经营，真正实现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全面重塑城乡二元关系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质量。

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破解陕西现代农业发展障碍，必须实施以产业兴旺为龙头，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为抓手，延伸产业链、拓展新功能、开发新业态、激活新动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区域间资源要素互补及自由流动。以科技支撑驱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数字化引领农业产业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促使陕西农业在“四化”同步发展中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陕西作为农业大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突破陕西经济发展质量阻滞因素和全面提升省域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质量的主要抓手，也是通过产业兴旺引导陕西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着力点和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牛鼻子”。鉴于此，基于对陕西省域三大区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的现状及问题的分析，提出在乡村振兴视阈下陕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路径，以期为提高省域经济发展质量，助推陕西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陕西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以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地形为主。总面积20.56万km2，常用耕地面积301.438万hm2，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428.633万km2，农业人口占43.21%[2]。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北部是黄土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为秦巴山区，三大区域浑然天成，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受地域分异规律影响，三大区域地貌条件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农业基础有别、气候差异明显、农业种养不一，现代农业发展异质化显著。突出表现为典型的陕北半干旱农业区、关中半湿润灌溉农业区、陕南山地湿润农业区的三大典型农业区际特征。陕北地区农业主要以玉米、小杂粮、果业种植和设施蔬菜产业，羊产业养殖等为主，农业结构单一，初级种养明显，产业化发展滞后；关中地区是陕西吨粮主产区，是果业、蔬菜、油料、棉花、烤烟生产基地，农业资源富集、产业初具规模、农技基础良好，但兼业化突出；陕南地区农业主要以茶、米、药材、油料、果业等林、特绿色产品为主，农业特色资源丰富、绿色农林产品较多，气候环境宜人，但交通和信息通达程度较差，同质化竞争严重。

2 陕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陕西“三农”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但传统农业的惯性制导使得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固化，乡村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推拉机制影响下从农村净流出严重，资源要素不断向城镇核心区域集聚，城镇极化效应削弱了乡村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并制约着陕西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和乡村振兴。

2.1 生产要素主体多元，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受限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支持农业主产区依托县域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转变农村卖原料，城市搞加工的格局，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益联结机制，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联合体。但陕西现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中，土地由农户经营，规模散小；村社治理权利和专业合作组织管理出现精英俘获，农业收益普惠性较弱；农资(化肥、农药、地膜、种子、机械、柴油等)管控分散，管理主体多元；涉农资金城镇化流向突出；农业技术和良种难以对接科研院所和田间地头；物联网基础设施不发达，“互联网+”支撑农业发展缓慢；农副产品生产、消费、供需衔接不畅。农业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运输、仓储、加工到销售呈现多元供给主体，不仅供给零散且利益难以协调，强化了小农户到大农业的壁垒，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困难重重。

2.2 特色产业引领功能不强、产业聚合效应较差

陕西三大区域农业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化路径和产品种类，但普遍存在特色产业大而不强，产业集聚度较低和同质化竞争严重。陕北地区白绒羊养殖、延川红枣、洛川苹果、黄龙核桃、宜川花椒、蔬菜种植等区域性特色产业品牌知名度不高，生产导向性较强、消费导向性较差、种养殖规模狭小、深加工不够、附加值较低。关中地区特色农业除苹果产业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外，肉牛、猕猴桃、秦川牛、奶山羊、铜川大樱桃、蒲城酥梨等均为地域品牌，规模和知名度有限，产业化水平不高，科技支撑乏力，与二三产业融合度较差，农业增收贡献较弱。陕南地区常年上市交易的农林特产品有600余种[3]，农业特色资源众多但深度开发不够，产业“向心力”较弱、关联性较差，受地域条件，交通可达度、信息化水平、产业规模等因素制约，特色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引领功能不强，尚未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集聚效应。

2.3 产业规模小、关联度低，体系化发展不畅

陕北地区玉米、小杂粮、果业种植、设施蔬菜和羊产业等结构较单一，精深加工不够，导致生产经营规模程度不高，产业链和经营链短窄，产业附加值较低。关中地区自古农业基底条件良好，土地肥沃、沃野丰饶，但传统耕作方式使农业内卷化程度逐年累积，农户内部生产规模已接近极限，外部经营规模狭小，单一粮食保障功能使农业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功能薄弱，不利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陕南地区绿色农特产品较多，受地情地貌影响导致土地供给不足，山林农副特产资源品种众多，但总体规模不大，特色农产品小型化种养，产业关联度低，经营链和价值链短促[4]，难以形成以农业初级产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和网络结构。小规模农业发展受乡村精英俘获机制和多阶剥夺机制的影响残值偏低，已很难为现代化农业发展集聚种养加、人财物、产供销、贸工技等发展的资源要素。

2.4 供给结构失衡，政策滞后，产业匹配度不高

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是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陕西三大区域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和创新等要素间和要素内部不协调，严重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优势资源过度向关中集聚，陕南陕北农业发展资源要素短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长期累加。同时，现有农业产业政策比较滞后，在推进区域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扶持战略产业发展等方面支撑乏力[5]。产业政策紧跟中央每年一号文件内容并进行因地制宜的贯彻调整，但缺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匹配的原则性顶层设计与针对性较强的区域性发展策略。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是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对现有技术状况的任何变动都有某种强大的内在抵抗力[6]，此为传统农业发展的产业惯性和结构惰性，也是阻碍传统产业变迁的刚性和粘性约束。因此，如果没有强力的产业政策破局，将很难实现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使区域间产业匹配度达到最优并实现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

3 乡村振兴视阈下陕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做好“三农”工作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的硬任务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陕西农业发展的重点就是加快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短板在于土地“三权分置”工作推进尚未完成，还不具备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化发展的基础条件。在乡村振兴视阈下，陕西三大区域农业发展应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引领区域农业产业化、集群化、规模化，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发展，为陕西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探索新的动能。

3.1 以数字农业重塑产业组织形态，提升农业产业体系质量

数字农业是以农业全要素数字化为基础，以全要素数字化信息管理为核心，对农业各方面(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林业等)、各过程(生物过程、环境过程、经济过程)全面实现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并在农业各部门(生产、科研、教育、行政、存储、流通、服务等)全面实现数字化与网络化管理的现代农业[7]。数字农业是把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全要素和整个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实现对传统农业改造的必然阶段，也是农业转方式、塑形态、优结构、提质量的重要过程。

农业生产要素分属不同利益主体，管理较分散，严重制约农产业向两翼和纵深拓展，以发展数字农业为目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必须引入信息技术这一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贯通农业各种形态、链接农业整个生产过程、协调农业各类产业组织、优化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理念升级、机制转型，以信息技术引导现代科技融入传统农业，以科技创新驱动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发展，增强区域农业核心竞争力，真正使三大区域农业发展增效提质、技术进步、绿色环保、结构升级、组织创新，同时带动三大区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8]，如图1。

陕北地区可借助信息技术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形式引入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积极引进实用适用先进技术和发展理念，针对区域特色农业进行攻关，重点提高产品储藏、保鲜、分等分级、包装、运销等环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农机农艺融合、土地利用率，因地制宜地破解区域资源禀赋制约[9]。建立以信息技术为纽带的各类农业主体参与的数字化新型农业产业组织，形成以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形态，使各类农业信息在农户、合作组织、金融机构、电商、科研院所、消费者、运输企业间高效便捷共享，以数字农业打破传统农业产销不畅、供需不等的内外经济状态。

关中地区可依托数字乡村战略，按照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管理模式，产前、产中和产后紧密衔接的农业生产体系及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通过信息化技术实现农业组织形态的升级再造，以杨凌农科城为枢纽，建立网络化数字农业技术中心，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农副产品物流集散网络和电子商务营销平台，以数字信息技术沟通农业种养加、产供销、技工贸，实现农业生产组织、监管、采摘、仓储、物流、分销、供应的全程监测、控制和管理，形成真正的数字化农业物联网，使农业生产实现质的提升和飞跃，把靠经验生产转变为依靠科技实现标准化、流水线生产[10]。彻底重塑区域农业产业形态，依托数字化改变传统农业规模小、实力弱、资源不均衡、金融参与不足、技术供给滞后、组织化落后等现状。

陕南地区可重点运用数字技术发展农业现代产业组织，使当地特色种养依托数字化信息技术形成新的产业链、降低农业内外交易费用，提升现有特色种养的附加值。把发展互联网分享农业、众筹农业作为主要产业模式，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引导，使农业生产各类主体、资源要素拥有者和相关产业、行业实现联合发展，打破传统农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和阻滞因素。加快引导区域资源型农业向休闲农业、田园观光农业、民俗风情农业、采摘体验农业、民宿度假农业等分享农业方向转化，以“信息互联、科技支撑、创新驱动、绿色环保”融合区域一二三产业，不断提升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使区域农业特色和优势更加显著。

3.2 以特色种养牵引传统农业结构调整，融合现代农业三大体系

产业是引导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特色产业是区域进行差异化生产、异质性经营的核心竞争力。陕西三大区域资源禀赋不同，农业三大体系(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发展差异较大，现代农业突出表现为土地种植和农副产品日益多样化，农业特色化、差异化、优质化种养推进产业布局不断调整，带动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牵引区域农业产业体系重组并实现资源优势集聚。

陕西三大区域农业产业区际分异明显，错位发展效应显著，畜牧业已逐步形成“北羊、南猪、关中奶”的产业布局，蔬菜已逐步形成陕北果菜、陕南叶菜、关中果蔬互补、高山露地菜四大蔬菜产业集群等特色产业布局。但也明显存在产业规模小，辐射能力弱、资本实力差、联结小农能力不足，产业凝聚力不强等问题。为此，以特色种养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三大体系发生链式反应，促使陕西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迫在眉睫。

陕北农业旱作区，可重点发展全膜双垄沟玉米及地膜马铃薯，推进优质苜蓿生产基地、青贮玉米基地建设，加快粮改饲、饲草产业化步伐。红枣产业带可加速黄河沿岸地区低产、低效枣林改造和高产示范园区建设，以清涧、延川等为重点，提升红枣生长周期中的避雨能力，提高红枣成果品质。以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倒逼红枣生产体系调整和经营体系集约化、社会化发展，促使红枣产业尽快走出低谷[11]。在小杂粮、果业种植、设施蔬菜、羊养殖产业等领域可扶持和引进龙头企业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建设有影响力的销售集散地，实施商品化、规模化发展。以品牌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加工，做大做强优质品牌质量，使特色产业知名度、美誉度更加突显。

关中地区可大力调整粮、畜、果、菜产业结构，持续推进特色种养。优化提升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品种，突出小麦口粮生产为主的耕作制度，以稳定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划定小麦主产区，建成关中灌区吨粮田产业带。大力促进青贮玉米为主的粮改饲工程以支撑畜牧业发展，聚焦建设全国一流“双奶源”基地和肉牛、肉羊生产基地。实施苹果产业“北扩西进”战略和猕猴桃产业“东扩南移”战略，保护好陕西苹果“欧盟地理标志认证”荣誉、“铜川大樱桃”地理标志认证商标和蒲城“中国酥梨之乡”美誉，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和陕西自贸区扩大陕西果业国外市场影响力，提升果品产业聚合度。持续推进设施蔬菜种植规模，建设关中、渭北百万亩设施蔬菜种植区，在深化关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陕南地区应重点扶植绿色特色种养殖产业发展。陕南地区是国家“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和南水北调中段、引汉济渭主要水源区，属于典型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根据地区生态位势，产业发展以“绿色、低碳、循环”理念为主，农业主要以水稻、油菜等农产品为主，林副业主要发展茶叶、核桃、板栗、魔芋、食用菌、蚕桑、无公害果、蔬等特色农业种植，养殖业继续做大陕南生猪等畜禽品牌。围绕我国第二大富硒区——陕南做好茶叶产业转型升级和助力脱贫攻坚，继续加大政策扶持，提高陕南两大茶叶品牌“汉中仙毫”和“紫阳富硒茶”在全国茶叶中的知名度，使陕西茶叶走向全国，成为陕南绿色农产品的知名品牌[12]。

3.3 以龙头企业壮大农业产业规模、拓展产业链，聚合产业功能

经济学家阿林·杨格认为，递增报酬来源于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13]。规模化发展能够克服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产业链的延伸是推动传统农业向二三产业领域拓展，促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应对农业外部不经济性的必然选择，更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多功能性现代农业代替单一功能传统农业，不仅要实现农业生产诸要素结合，还要淘汰与重组传统农业诸多功能，更要实现农业多元经营主体链接，以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为主线，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把传统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各行为主体组织起来，在组织内部以各类涉农要素自由流动，产业链条无缝衔接实现各产业主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在组织外部订立健全完整的协作标准和风险防范机制以使龙头企业实现其引领和带动作用，并最终建立区域现代农业产业共同体(图2)[14]。陕西三大区域2017年有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518家[15]；各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 586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253家，省级示范社913家[16]，示范家庭农场1 017家[17]，龙头企业、合作示范社、家庭农场都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的重要节点和枢纽。

陕北地区可以羊、薯、枣、杂粮为主导产业，围绕羊饲料、羊毛、羊肉进行产业深加工布局和调整，使羊产业生产优势更加突出，打造以羊养殖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增强关联度、延伸产业链、探索多元功能聚合，实现产业体系化发展。在薯、枣、小杂粮产业领域瞄准市场导向，整合经营网络和产业链，打造以龙头产业为主的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链条，破解主导产业各自为阵、同质竞争等无序竞争行为，实现优质薯、枣、小杂粮等农副产品生产专业化、经营多元化、加工精深化、供销一体化等“多化”结合，真正促使陕北旱作农业内聚外联、提质增效，在功能聚合基础上打造区域农业生产经营共同体。

关中地区可围绕奶畜、果业、有机蔬菜、花卉、食品加工等优势农副产业，以“壮大龙头、突出优势，布局调整、产业集聚，深化分工、提质增效”为原则完善现有农业产业体系。做强优奶畜品牌，深化同现有乳品加工企业的合作力度，拓展乳畜产业链，消解奶畜产业发展的外部不经济因素，持续推进奶畜产业功能聚合，促进关中畜牧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大体系加快发展。果蔬、花卉等产业加快向前向产业(科技指导、农资供应)、中间产业(种植、畜牧)和后向产业(加工、储存、运输、销售)拓展，增强产业间关联性，以产业规模壮大、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聚合上下游产业及其相关功能，在构建果蔬产业利益共同体中真正实现区域农业多功能发展。

陕南地区可以瘦肉型猪、中药材、茶、食用菌、富硒绿色食品为主导产业，依托秦岭独特自然环境大力发展绿色农副产业，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引导绿色农业产业链延伸，以休闲、体验、观光聚合农业多种功能，推动陕南农业内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持和鼓励区域绿色农副产品原地初加工、精深加工，壮大农副产业种养规模、实施产业种养加、产供销、技工贸、农工商、经科教融合发展，加快绿色农副产业在链式聚合反应下一体化推进速度，带动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就地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经营加工企业等，助推陕南绿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化构建。

3.4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倒逼产业政策调整，助推农产业体系发展

传统农业功能主要在于解决人民群众温饱，改革开放40年来，温饱问题已逐步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业领域主要体现在农业产业内部和农村3次产业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发展不充分。作为农业省份，陕西三大区域资源禀赋差异使这一现象更加突出，现代农业的质量型、绿色化、多功能倒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进而引致产业政策变迁已刻不容缓。陕西三大区域虽能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各类粮食、奶畜、果蔬、肉类、小杂粮等农副产品，但明显存在供需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生产技术滞后和经营体系不畅等突出短板。为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倒逼农业产业政策调整，以政策调整驱动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健康发展。

在陕西省域按照陕北、关中和陕南分片优化农业内部结构，以“满足口粮、增加供给、提升质量、提高单产”为原则适度调整粮、果、蔬、畜、牧、杂粮、经济作物等农副生产内部种植和养殖结构，重点围绕陕北肉羊、小杂粮，关中奶畜、果业，渭北肉牛，陕南生猪的产业布局进行优化，既尊重区域农业资源禀赋分异规律，又形成省域统筹、区域错位、差异互补、协调发展的农副业产业格局。尽快按一产强、二产优、三产活的目标在农副产业内部进行三产融合，延伸和拓宽农业产业链和产品价值链，提升现有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和效益，提高陕西省域农业产业综合效益和整体竞争力，倒逼产业政策优化，形成分区管理、特色鲜明、针对性强、聚焦优势的主导产业功能分区和特色产业板块管理标准和政策，为构建比较完善的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提供遵循和指导。

完善陕西三大区域农业生产体系，重点是针对三大地域分类制定科技支撑标准和扶持政策，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陕北地区大力支持以农业生态技术突破地域资源要素和环境约束，加快农业科技介入农业生产过程，提高地域农业生产效率和农副产品硬实力。关中地区支持杨凌农科城“农业硅谷”科技优势资源化转化，以科技投入代替劳动投入，通过机械化、数字化、精准农业等高科技农业先进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使区域农业通过产业体系调整实现产量增加，供给充分，最终实现农业富民增收。陕南地区加快推进绿色农业技术介入生产过程，以绿色、无害、优质、无污染为目标提升区域农副产品品质，形成以养殖业、果业、采编业和无公害种植等为主导的当地特色产业链。

加快完善三大区域陕北高原、山地、滩涂，关中平原土地，陕南林地山地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三权分置”实现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形成具有陕西特点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新与运用的体制机制，通过政策调整支持、鼓励和引导面向市场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循着“自发交易、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演变路径逐步形成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新型现代农业产业联合经营体系[14](图3)，塑造陕西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坚定实施者。

4 结语

陕西三大区域农业资源区际分异明显，生产资料配置零散，经营规模局促狭小，产业种类多而不强，关联度松散，农副产品供给高端不足和低端过剩矛盾突出，导致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匹配失衡，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助推陕西省域乡村振兴是建设陕西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唯一正确选择。构建陕西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实现省域农业现代化，形成乡城均衡发展机制，推进新时代背景下陕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完善省域农业全产业链，促使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要紧紧依托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这一中心任务，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目标，提升省域经济发展质量，最终实现陕西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