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静怡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国际话语权呈现出由综合国力所决定、为核心价值观所规定、受传媒所操纵的建构逻辑。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待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成就提供了根本建构基础，西方霸权对中国进行的“话语解构”是面临的最大挑战，西方话语的祛魅与国际话语场中议题的更新则为中国带来新机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未来的建构目标。进行中国价值的世界表达、展开中国故事的现代叙事以及实现中国话语的有效传播，应是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逻辑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通过其话语所内含的概念、逻辑、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国际作用影响力”[1]，具有鲜明的软实力性，如今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入新时代，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国际话语权问题便是其一。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提出国际话语权相应提升的要求;另一方面，西方加大了对中国的话语解构，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成为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必然。时代问题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登场，然而当前国际话语权研究较为集中于国际政治和传播领域，缺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向度。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机理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展望未来，进而探析我国国际话语权在新时代的建构路径。

一、国际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建构逻辑

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对综合国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基础因素进行转化和运演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这一建构逻辑可以透析国际话语权生成过程，从而为我国国际话语权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一）国家综合国力对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性建构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话语权力转化，是硬实力的“软表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模式是马克思阐释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架构，确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各类制度和社会意识的确切形态则是经济基础的表征和反映，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还为经济基础的存在合法性提供论证和保障。在进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由此，国际话语权必将以国家发展的硬实力为根基。

国际话语权也是一种资本，由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所决定。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借助自身的发展成就塑造美好的国家形象，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的稳定、环境的清洁、人权的保障等等，这些领域的成就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该国的认同度，并对他国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进而确立其在国际上的话语优势，形成话语权的原始资本，为激烈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奠定了取胜的基础。借此优势，发达国家进一步围绕着自身利益展开话语产品的生产，即话语资本的再生产，从而不断巩固、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力地位，甚至形成话语霸权。

话语资本决定话语场域的形成。场域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吸收马克思对资本的相关阐述后形成的重要概念，所谓场域就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3]，位置的界定依赖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利益的获取就在于对这些资源的占有。在国际话语权语境中，不同话语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话语资本在结构、形式和数量上的动态性平衡，形塑了国际话语场域，主权国家之间的力量状况决定了彼此在场域中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强盛的综合实力形成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并以此建立从属于西方的国际话语場。然而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话语资本开始向曾经位于世界舞台边缘的国家扩散，由此引发因话语资本在分布和分量上的变动，进而导致场域结构的变动。

（二）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推动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文化等上层建筑也以非“原动力”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价值，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就是表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给国家软实力的生成提供重要的价值逻辑。没有不表现一国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也没有不通过国际话语权来宣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在此意义上，对国际话语权争夺的价值实质便是维护本国的核心价值和国家利益。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主要体现在价值意义生成、价值核心生成和价值权威生成三个向度。

核心价值观规定了国际话语权所表达的意义。一方面核心价值观规定国际话语权的言说内容。各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维护本国利益，因此，一国的话语必须与该国的核心价值观相符。正如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国，倡导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切损害本国人民利益、破坏国家安定团结、扰乱世界秩序的提议，都不会成为中国的国际主张。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构成一国判定他国国际话语权有无意义的基础。凡是与本国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国际话语，都因价值观念上的相异而难以得到认同。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侵略期间的各类声明，传达的是维护霸权、欺凌弱小的价值取向，因而难以被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认可。

核心价值观在国际话语权的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国际话语权的内容体系庞大，除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主权国家还会在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道义、推动人类发展的目标指引下，声援其他国家和组织，从而使国际话语权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结构多层次性。然而，尽管内部多种意义相互交织，国际话语权的价值场域却只有一个内核，这就是本国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始终维护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关注全人类根本利益的维护，这背后的价值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西方话语霸权国家背后自私利己的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的贪婪性形成鲜明对比。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全球战役中，美国多次推卸抗疫责任，不仅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还指责中国是国际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这些不负责任的国际话语的表达，正是美国霸权的鲜明体现。

核心价值与权力的结合生成话语权威。后马克思主义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生产了知识，权力和知识“相互连带”，“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4]。权力通过话语生产出被人们当作真理来接受的特定话语类型，由此诞生出“真理霸权”。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这一所谓的“真理霸权”与国际话语权紧密咬合，并表现在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生成路径中。如美国将其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建构为“普世价值”，并在全世界大肆兜售，将自由和民主的定义权牢牢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手中，西式民主和自由成为名副其实的“真理”和标准。西方以西式标准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与和谐。这一过程深刻体现出国际话语权和“真理霸权”的互动关系。

（三）传媒对国际话语权的操纵性建构

传媒并不从本质上决定国际话语权的内容，而是通过操纵发声渠道、控制表达平台，给国际话语主体创造有利的传播条件，由此成为国际话语权生成结构中的重要一环。马克思在其成果丰硕的一生中格外注重新闻传播活动，不仅曾担任《莱茵报》主编，还在1848年与恩格斯一同创立《新莱茵报》作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主阵地。正是借助了新闻报刊的宣传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得以被更多群众所知晓，最终成为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理论旗帜。潜在的思想变为现实需要通过媒体的力量，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也是如此。

國际话语权的建构需要将媒介的优势向话语权优势转化。重视传播平台和渠道的建设是美国等西方大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经验，也是西方把控国际舆论走向的结构性基础。一方面，西方等话语大国凭借传媒优势搭建话语施展平台，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地位。如今，西方把控着世界80%～90%的新闻生产，这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了强大的传媒优势。另一方面，西方传媒还表现出对于其他国家话语权的抑制性。只有符合西方价值观或能为西方所用的他国话语才会获得保留和传播权，而那些与西式价值相抵触的信息，一般会有黯然退场的命运。中国反映新疆恐怖主义实情的纪录片在优兔（YOUTUBU）下架就是例证之一。此外，国际传媒市场呈现出由西方寡头垄断的局面，其他国家的企业若要进入，势必要面对巨大的阻力和成本。这也是中国传媒企业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最大困难之一。

议程设置与舆情引导展现国际话语权的建构策略。在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中，媒体并非是对各国的发声内容进行简单搬运，更是通过各种巧妙的手段和策略对话语进行加工和运作，进而增强话语的传播广度和内容的说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常以议程设置来表达观点和价值，通过对不同传播策略的组合和应用，形成有利于己方的传媒景观，以此来获得话语的传播优势。除此之外，引导国际舆论则是另一重要的建构策略。自媒体使得原本属于国家或大型企业的传播权力下移，个体与集体、草根和商业的媒体相互交叠，建构国际话语权不再是单纯关乎政府的事业，舆情也成为建构过程的关键要素。在推特（TWITTER）、优兔（YOUTUBE）、照片墙（INSTRAGRAM）、脸书（FACEBOOK）等国际性主流舆论平台中，西方通过培植话语领袖、删帖、设置禁词等方式，对舆情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和控制，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巩固话语霸权。在新冠病毒的战役中，西方媒体通过恶意引导、歪曲事实等方式，企图使世界人民认为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援助是中国获得世界霸权的策略，从而对中国的善意和贡献进行了政治化的消解，其实质则是西方媒体通过舆情引导维护自己的霸权。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考察事物的根本方法，过去、现在和未来呈现出历史性的有机联系。以马克思主义视域分析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逻辑，就需要把握历史的整体性，立足于新中国成立70年间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成就，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70年国际话语权的发展成就构成当下建构的基础

70年间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的强起来，从国际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到聚光灯下。这70年的发展成就构成当下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70年话语权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伴随着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中国日渐成为国际话语场中的大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范式是马克思给予后世最重要的遗产，认识中国国际话语权取得的成就，需从物质基础上来探究其本源性的发展机理，这就是国家硬实力的跃升所带动的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根本提升。建国初期中国百废待兴，国际话语权实力也十分单薄，随着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结合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飞越，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G20杭州峰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主场外交，展现了中国新时代的大国风采;“一带一路”“亚投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中国倡议，也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中国的价值主张越发得到世界认同，并逐渐成为世界民族的集体愿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呈现出崭新面貌。

中国对于国际话语权的认识也日渐深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实践指认为认识的本源，同时认识也以理论形式发挥着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成就不仅表现在一系列实践活动之中，还体现于对国际话语权认知的不断深化之中。一方面，我国将国际话语权视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国际话语权成为国家软实力整体性结构中的关键组分，而非仅局限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有意识地提升话语创新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自身的个人魅力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众多影响深远的国际话语。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5]，到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话语，揭示了世界人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同心愿[6]，中国国际话语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在彰显大国风范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影响力。

（二）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时代永远是出题者，人类所有实践活动都是对时代之问进行具有各自民族性的答题。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与全球化发展中的新状况，带来了我国建构国际话语权的新挑战。这一挑战突出表现为西方以话语霸权对中国进行“他者性”建构。凭借着自身的硬实力优势和对国际传媒的掌控，西方将其他国家和地区建构为话语中的“他者”，以西式理解重构世界，进而实现对其他文明的话语宰制。中国崛起带来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西方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日渐加强对中国的话语解构，具体表现可归为以下三点。

第一，以霸权性话语解构中国成就。今天的中国屹立于全体中国人民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之上，然而西方却通过霸权话语对此事实进行解构，不仅“中国衰退论”频出，而且将成就归于“搭西方便车”，“剽窃论”“山寨论”此起彼伏，从否定发展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层面上，将中国置于西方的阴影之下。第二，以虚构性话语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对世界贡献日渐增大的现实下已宣告破产。然而，近些年西方媒体又从“推卸环保责任”“没有人权”“扩散新冠肺炎病毒”“殖民非洲”等方面抹黑中国形象，以捕风捉影、自导自演、以偏概全的方式，散布抹黑、丑化、歪曲中国的话语，对中国发展的贡献进行解构，企图消解中国进步的合法性，为阻碍中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做舆论铺垫。第三，以宰制性话語诠释中国问题。西方还利用国际话语权对中国的民族、民主、民生问题进行主观歪曲，对中国现实进行虚构。西方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将中国民族团结的实情解构为失实的“分裂”，一国两制的非凡成就被西方意识形态的“民主”肆意定义，国内民生问题也屡次成为西方话语抹黑中国的焦点，如物价问题、住房问题、劳工问题等等均多次出现于西方的话语陷阱中。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挑战与机遇是矛盾的一体两面，危机本身蕴含着机遇的因子，事物的前进与发展是历史之必然。新时代与全球化的双重时代背景也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带来了新机遇，尤其是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传统国际话语场，其主要表征为西方话语的祛魅与议题的更新。

一方面，西方神话的祛魅给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公共性问题和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浮现，使得部分西方国家的话语暴露出自私自利、干涉他国的一面，致使西式意识形态逐渐丧失真理性。第一，世界性问题无法单靠美国或某些西方强国来解决。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一些西方国家不仅没有为世界人民的抗疫做出突出贡献，反而借机抹黑中国以掩饰自身的抗疫无能，将疫情政治化。对于疫情只有全人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才是解决之道。中国话语创新的重要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次全球疫情中团结了世界上广大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力量，给控制疫情蔓延、恢复经济生产带来积极影响，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第二，西方自由民主的神话逐渐衰落。在国际话语场中，民主和自由历来是西方话语中的重要价值。但是，新冠疫情事件让人们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既不民主也不自由。美国在国际上借由自己的媒体霸权压制异己声音，多次发出不负责言论;而在国内，美国新冠日感染人数长时间居高不下，更是直接表现了美国阶级不平等的恶化。

另一方面，国际话语场中的议题获得更新。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世界性、公共性问题。国际话语场不仅包括国家之间的力量博弈，它更应是各国在公共问题上平等交流的场域。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国际话语场带来了诸多新的议题，如疫情下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治理，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人类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和生活方式，国际间如何更有效地合作，等等。这些关涉全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将重置国际话语场的关注焦点。在这一背景下，为新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倡导国际间的团结合作而不是冲突对立，将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机遇与动力。

（三）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指向

过去的成就构成了进一步提升的基础，而当下的现实境遇又必然提出未来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至今仍不可超越的科学分析视域，为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指向。

首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是中国国际话语权最本质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变了传统的英雄史观视角，透过“英雄造时势”的表象发现了“时势造英雄”的历史本质，将人民看作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建构国际话语权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回应，就是在新时代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建构目标，以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关心世界人民的集体诉求为大国责任，声为民而发，权为民而争，这是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过程中最根本的特点和未来指向。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领导核心。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史诗三部曲，无一不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正是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发展、提升国际话语权中的关键力量，故而对党的形象和执政合法性进行抹黑和诋毁，企图瓦解中国发展的坚强支撑。面对这一局势，在未来更应该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目标，讲好党的执政故事，从而在乱云飞渡的国际局势中永葆定力。

最后，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大国责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日益便捷，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向深处进展，人类命运已经成为了一个共同体，在面对国际问题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然而，在当前国际上却出现了强大的逆全球化呼声，新型的单边主义、“本国至上”原则、零和思维频频出现，面对全球性问题，一些国家不断推卸国际责任，对其他国家进行无端指责。这些行为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深了各国矛盾，最终只会损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在新时代，中国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相结合，在维护本国人民权益的同时，也肩负起时代赋予中国的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着人类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三、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中国逻辑

马克思将哲学从传统的理性思辨转变为指导现实的理论自觉，发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呼声。在对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条件进行分析之后，应该以回到实践的方式走向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中国逻辑。新时代面对新的国际竞争环境，我国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理论对现实的回归，探析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发出更响亮的大国声音。

（一）进行中国价值的世界表达

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战是各国不同价值观念的博弈，由此提出中国价值世界表达的问题。在当下语境中，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价值是“各国民众在公共生活中认同并践行的价值基准”[7]，具有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意义。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以矛盾的方式展开辩证运动，一方面是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中国价值的特殊性与世界价值一般性的矛盾。以平等姿态对待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是首要任务。西方大国的话语霸权建构出西方价值的神话，使得中国价值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造成价值上的民族自卑。

正确处理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关系，首先就是明确中西方价值的平等地位。我们应认识到西方价值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价值的形成以西方国家的发展为根本历史基础，主要驱动力是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为促进自身发展所提出的利益诉求，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价值形态，难以代表广大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明显的阶级特殊性。此外，部分西方价值具有霸权性。在当下谈及西方价值，主要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价值观，这些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来使自己奉行的价值观念在世界广泛流通，淹没了其他价值的声音，因而西方价值不等于世界价值。

其次，正确处理世界价值普遍性和中国价值特殊性的关系。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矛盾关系原理中，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通过特殊性呈现自身;而特殊性则建构了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区别的根本特性。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关系，正是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在价值范畴上的表征。世界价值是世界公共价值，凝练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价值认同，其中也包含着部分中国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作为中国价值的时代叙述，凝结并表达着当代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中国特色并与中国发展方向相一致，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两者具有重合之处，如各国人民都追求本国的富强，都渴望建立和谐、稳定、公正的社会，爱国、守法、文明都是身为国民应遵循的准则。这些价值重合点正是我国价值世界表达的关键。

最后，以“求同存异”作为中国价值世界表达的策略。第一，求民心之同。世界历史是世界人民的历史，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的关键在于争取世界人民的民心。我国國际话语要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维护人类的共有利益，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和平立场、人民情怀、世界胸怀。第二，存意识形态之异。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意识形态的差异转向人类共有的利益。在中国价值世界表达的过程中，不应以意识形态斗争为焦点，而应以聚焦共同问题、承担共同责任、分享共同利益为话语指向，整合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共通之处。第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统一。全球化中各国的利益边界紧密相连、交叉重叠，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样态。利益的交叠导向价值的趋同，价值的趋同塑造共同的话语。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统一，这将是我国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价值立足点。

（二）展开中国故事的现代叙事

对一国话语权的认同也是对一国形象的认可。“形象本身是一种‘集体想象物”[8]，国家形象本质上是集体想象的建构与认同问题，是国家的“人设”，包含国内和国外两个展示维度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统一维度。展现中国的真实面貌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对外活动的重要任务。“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9]，随着中国日渐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需要破解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幻象，给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首先，应讲好现代中国发展的故事。这一方面需要讲好中国在继承历史基础上发展的故事。古代中国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今天的中国则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与世界文明共生发展，中国的崛起将继续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因此，在当前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要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为基础，同时融入新时代的民族和时代精神，将历史积淀与现实发展沟通串联、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整合统一，展现历时性视角下完整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对当前中国发展成就的阐释来展现新时代的大国面貌。这需要对我国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成果进行话语转化，加大对中国美好现实的宣传力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现代中国，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70年奋斗的伟大历程、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与付出。在阐释现状的基础上描绘中国对世界作出的未来承诺，将中国和平发展的意义传达给世界人民，将中国睡狮醒来的“和平、可亲、文明”的形象展示给世界各国[10]。

其次，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中国的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中国故事是中国国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故事。为此要讲好党亲民爱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故事，突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执政党的本质不同。回顾过去，应讲好党如何带领亿万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入今天新时代的奋斗历程，将党领导的合法性融进中国发展的历史叙事中。面向今朝，应讲好党通过自身革命和整治腐败，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先进性的党建故事，展现新时代党“壮士断腕”的勇气和“不忘初心”的本色。展望未来，应讲好党将如何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故事，将民族复兴与世界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坚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心。

最后，讲好人民美好生活的故事。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到一国话语的力量。第一要讲好中国人民在美好生活中全面发展的故事。中国现在不仅实现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跃升，人民在文化、民生、生态等等多领域的需求也不断获得满足。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全体中国人民将告别贫困，中国人民的“小康”夙愿在这时将宣告实现。第二，讲好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团结的故事。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相互离不开的大家庭，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支持、共同繁荣，都以中华文化为精神基底，并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中国梦”的实现也必将是全体人民参与其中的伟大实践。最后，还应讲好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互通情意、相互帮助的友好故事。无论是奔赴中国亲身参与改革建设，还是对自然灾害的帮助和救援，亦或是在国际上对中国行动的声援，都能看见世界人民的身影。不仅如此，在世界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同样也有中国人民的身影。中国在抗击新冠病毒的全球战役中，对世界多国进行了大力援助，从医疗器械到生活物资，从经验交流到数据共享，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的积极作为受到了多国人民的称赞。

（三）实现中国话语的有效传播

国际话语权是话语的内容生成、话语传播和话语影响力实现的过程，不同环节之间紧密相连。其中话语传播的过程是将生成的國际话语实现为最终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中介。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以有效的传播策略将话语变为话语权，将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硬实力成就通过媒介优势，有效地进行话语整合和传播，发出新时代的大国强音，这些实质上是我国国际话语传播有效性问题。

第一，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议程设置，强化国际话语权传播的策略指向。当前，西方国家以话语攻击的形式加大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然而我国在国际话语场中还多以被动方式来应对。打破国际话语权“西攻东守”“西强东弱”的失衡格局，需要改变我国国际话语传播策略，主动进行话语的议程设置，对意识形态关键问题率先进行定义和阐释，对西方的话语攻击及时澄清和驳斥，还应以策划专题的方式对西方社会的实情进行客观展现。此外，还需要及时应对国际舆情危机，建立舆情危机预警机制，早发现、早调查、早发声，以先手的官方定调减少西方媒体对中国曲解和抹黑的机会。例如，在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和《China Daily》多次就西方抹黑中国的话语进行澄清和驳斥，表达了中国的立场，给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第二，掌握文化间性中的传播规律，提升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科学性。不同国家的各异文明需要我们掌握跨文化传播规律，在尊重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展开对自我的诠释。一方面应审视不同文化之间的趋同和差异之处，求得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立足于趋近的价值倾向和共有利益展开话语的跨文化互动与交流。另一方面在传播方式上，要用他国人民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表达我国的话语，深化对目标受众的风俗习惯和兴趣爱好的掌握，在考虑到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开展国际话语叙事。不能将国内的报道内容和传播策略不加修改地直接应用于国际传播，而是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站在他国受众的角度开展我国国际话语的言说。

第三，创新媒介经营管理思路，补足平台劣势短板。一方面应加快国内实力强大的传媒企业进行国际业务扩展，在海外搭建传播平台，通过收购、并购、合办等媒介运营策略打造我国域外发声基地，或以开展媒介跨国合作的方式来减少国际市场的准入阻力。另一方面识别当前传播的新型特征，即传统叙事的稳定结构解体，互动性、交叉性、碎片化的现代传播重构传媒体系。这一转变需要我国在国际话语权建构中，推进传播手段的与时俱进，搭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商业媒体与自媒体的全方位立体化传播结构，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将社交媒体、视频网站、官方APP等线上方式与线下官方的外交活动联通，将政府意见和民间声音融通，将境内外传播渠道汇通，由此实现中国国际话语的畅通。

时代发展提出现实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必然同时伴随着国际话语权的时代建构和场域扩展。这需要我国在深刻认识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逻辑之上确认影响因素，在历史与现实的逻辑上进一步明晰当前的建构指向，最后在未来的建构路径中回答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时代之问，打破西方的话语宰制，更好地展现现代中国的面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话语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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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单波，刘欣雅.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33.

[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2）.

[10]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02）.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