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光莉

摘要：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解放思想和城市理论，其城市政治思想具有三重维度：异化、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他将城市异化的内容从马克思的生产异化扩展到消费异化和休闲异化，指出都市的拜物教是满足的和空间的双重拜物教，分析资本逻辑对后现代社会的生产与人的生活的全面入侵;从国家错觉、哲学错觉、都市错觉分析无产阶级的思想状况，揭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以日常生活考察工人的现实状况，提出文化革命促进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城市工人的任务是以多种途径争取城市权利，将自身从异化的人解放为完整的人，回归到传统的、本真的、自然的生活。列斐伏尔城市政治思想体现了辩证思维和哲学关怀，是科学方法与人文视角的统一。

关键词：列斐伏尔;消费异化;休闲异化;都市错觉;文化革命

列斐伏尔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运用其研究资本主义城市问题。二战后，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标准化、高效率、批量化逐渐转向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和多样化需求，“弹性的劳动”提倡在劳动过程中发挥创造性，工人拥有更多自主支配的权利，工作时间与地点也更加灵活。与此同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渗透，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异化形式和意识形态出现了新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聚集地由工厂转为城市，但理论界和政界避免对城市问题与出路有明确阐述。列斐伏尔提出“城市革命”来定义长期的历史转向：世界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又转向城市社会，权力和功能范围从重商主义的政治疆域转变为工业界域又转变为城市地域。在此过程中，城市的形式、概念和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列斐伏尔的城市政治思想包含三个维度：异化、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其对城市政治的一系列探讨目的在于让问题进入意识，并号召有效的政治策略来回应城市问题。

一、“消费异化”与“休闲异化”：城市社会异化内容的扩展

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异化和商品拜物教运用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分析中，并且扩展了异化的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四种异化：一是“物的异化”，即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二是劳动本身的异化;三是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四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这四种劳动异化贯穿于人对自然界的加工和创造性地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集中于生产环节，而列斐伏尔将异化概念延伸到了经济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消费异化。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消费由生产决定，是产品发挥使用价值的环节。但是在后现代社会，消费绝不只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他们将关于幸福的意识形态可视化，消费和喜悦变成计划性的、制造出来的新任务，这项计划规定日常生活会产生满足。一个程序化的、可计算的消费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准则和规范。”[1]85在消费异化中，商品分裂为实体和印象，消费者追求的已经不单单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其符号价值越来越重要，也就是商品对于消费者身份、生活方式、美学取向的象征。由于消费者希望通过商品的符号作用给自己贴上标签，所以极其容易受到广告的蛊惑。广告通过一连串艺术的、文学的、权力的、财富的、科学的印象让消费者产生一种商品衍生功能的意识，认为拥有某种商品就是拥有幸福、快乐和满足。在消费异化的基础上，城市的符号学（Urban semiology）产生了，符号学的背后是消费一方面被运用暴力、技术手段实行管控，另一方面被宣传、广告进行意识说服，权力被进一步集中。人们作为生产者、产品的消费者、空间的消费者，遭到全面的统治和剥削。

列斐伏尔还谈到了休闲异化。休闲本是人享受工作以外的时光，发展个性和可能性的时间，是创造力的来源。但是，休闲也受到经济逻辑的控制，市场推出一系列休闲用具和休闲方式刺激人们消费，向人们诉说休闲应该如何度过。许多人在面对自由时间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于是只能做和他人同样的、受商品诱惑的事情，比如用电影、惊悚小说来打发，而这些东西很多只是画面和动作的堆砌，脱离真实的生活。人们渴望在休闲中得到放松，可是休闲完后反而觉得更累更紧张，人成了“休闲的机器”。背后的原因是技术植入了自由时间和私人生活，结果是人无法回归传统的、本真的、自然的生活。

所以，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生活是一种双重的拜物教：满足的拜物教和空间的拜物教。在当下的城市生产和消费中，需求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不停地创造和刺激出来，它们必须被了解、被迎合、被满足。需求也不是稳定的、习惯的，而是可以持续不断地被修改，每一项需求都需要有一个物品被供应。这样会不断地刺激生产和購买行为。这些需求忽略了社会的、情感的那些不能被物品来满足的因素。其次，它意味着空间的拜物教。空间被创造出来。创造空间的人也规定了空间该有什么样的填充物。以不动产为基础建构的配套的生活影像如自由、幸福，以可视化的形式吸引人们的追求，以象征性意义售卖。城市中的人都希望以机会和空间的特权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一切都追求形式上的配套和一致，隐形的规则造成了隔离。日常生活的快乐不是一种心境上的坦然与舒适，而是可视化的、显眼的某种场合的某种行为方式。这种快乐不是建立在内在的个体体验自发的满足上，而是建立在别人对自己的生活的反应预估上。消费者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无法获得独特的生命体验，快乐被格式化。

除了对异化加入新的内容，列斐伏尔还转变了对“异化”的关注时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在阶级社会中一开始是由私有财产引起的，他分析的异化劳动是阶级社会的经济现象。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没有给异化加上一个限期。“马克思从未把异化限制在资本主义领域，也从未提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会绝对和立刻消除异化。”[2]85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认为即使人解放成为“完整的人（total man）”，过着全体的、具体的、生动的生活，也会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有限性，因为矛盾和异化无处不在。所以他关注的人的发展时段不是异化时期和解放时期，而是从“异化”（alienation）到“非异化”（disalienation）的过渡（transition）时期。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是把哲学概念运用到经济事实，那么过渡时期也需要让哲学概念进入到生活和意识，与客观现实相关联，找到“非异化”的现实出路。在这方面而言，城市生活拥有进入公共领域的便利。虽然城市生活的现实和问题尚未被完全意识和察觉到，没有成为显性的问题并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表达，但这些多多少少已经被意识到或者在实践中遇到，人们已经能够通过一些方式正视和回应这些问题，比如通过报刊文章、写作。

二、都市错觉与意识形态的控制

异化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经济结构，而要维护这种经济结构，必须有适应现实基础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它。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制造出种种幻像，居住在钢筋水泥森林之间的人们很容易陷入对都市生活的错觉（urban illusion）。列斐伏尔分析了几种错觉：国家错觉、都市错觉和哲学错觉。在国家错觉中，国家能够管理亿万计人口的事务，作为最高层级的行政者，可以指导人民的意识，是万事万物的中心。这类思想被政治领袖、精英官员、各级行政者不断强化。在哲学错觉中，主体就是实体，意识的能动作用可在封闭的体系中构建出内容又返回自身，如此往复上升，绝对精神异化出整个世界，所以物质丧失了客观实在性。都市错觉只看到生活中的种种表象，比如空间拥有、社会身份，不知道为何要获得这些，这些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这些符号背后的意义。都市错觉有很多种，但最为严重的都市错觉是阶级错觉（the illusions of class）。劳动者和生产者不是决策制定者，都市生活应该如何安排，要听人类学家和技术政论者的意见，而且他们很难摆脱这种身份获得权力，阶级被固化。个人意识分裂为“私人意识”（private consciousness）和“公共意识”（public consciousness）。碎片化的工作带来的是“私人意识”。“公共意识”包含着私人意识社会化发展的因素，但由于其受资产阶级控制，所以充满了欺骗性的话语、神秘化的思想和影像。“公共意识”为“私人意识”提供合理性证明和解释，并强制个人接受。当个人开始对生存状况产生怀疑的时候，公共意识就会说服他外部现实是美好的，生活是幸福的，没有什么需要改变。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意识。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错觉呢？原因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马克思说过：“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3]550国家错觉是由于统治阶级改写了国家职能。国家应该为全社会服务，扩大它的组织能力和合理行动的能力，但剥削阶级凌驾于社会之上，把隐藏在剥削之下的行为宣称为社会生活的本质。“统治阶级拥有资本和再生产手段，不仅掌握着资本的经济运行和生产性的投资，而且利用一部分财富生产文化、艺术、知识、意识形态来操控整个社会。”[1]74在这个基础之上，统治阶级掌管社会分层的规则。官僚集团通过各种手段便利为自身谋取利益，知识和技能只是为官僚服务的手段，其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分类科学。正如海德格爾指出，分类科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即按照抽象和确定性原则利用严格的程式确立研究对象和结果，背后是人成为主体征服作为图像的世界。“一切事件都必须在这里——如果它们根本上作为自然事件能够进入表象的话——预先被规定为时间——空间上的运动量。这种规定是在借助于数字和计算的度量中进行的。”[4]81所以分类科学获得的事实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主体设计的预判。列斐伏尔认为这些实验的和理论的、经验的和概念的研究被确立为公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假说获得合法性地位的过程。哲学方面，黑格尔绝对精神式的“大全”哲学正好服务于资产阶级颠倒物质与精神的意识形态，建立神秘化（mystification）了的概念帝国。被统治阶级以为现实就是合理的，丧失反抗的意志。“神秘化概念的建立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源于现实的伪装和颠倒。”[2]13虽然绝对精神异化出整个世界，但是都是在意识内部进行的，意识外化出的物质没有客观实在性。个人（主体）的自我意识就是对商品（客体）的占有，一旦缺乏对客体的占有，主体就会陷入“不幸福”的自我意识。人和人直接的关系也只由物来连接。这使整个社会关系都陷入拜物教，不仅经济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也异化。人的“对象”被残酷地限制在单个商品上，丧失了感性的丰富性，更丧失了多元的情感和意志。人由总体的、“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马克思语）”人退化为单向度的人。都市错觉是意识对都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错误反映。都市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集中的场所，也是文化生长和繁茂的心理空间，但处在都市中的人，生活陷入碎片化和人工化，无法孕育和分享智力成果。都市错觉不是智力的或个体的认知缺陷，而是集体的意识遮蔽。都市错觉和哲学错觉及国家错觉联系紧密，都自以为能实现一切。统治阶级把非现实装扮成为超级现实，把现实变成非现实，原因和结果本末倒置，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神话。意识形态及其运用压倒了实践，有意义的行为沉寂了、逝去了。就像鲍德里亚所说：“所有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价值标准，具有道德、美学、实践判断力的整个文明的标准，都在我们这种图像和符号的系统中消失了。”[5]7

对待都市生活主要有三种态度。一是人道主义者，主张抽象的乌托邦。二是城市发展者，贩卖贴上幸福、社会地位等标签的生活。三是国家和技术政论者，制定制度和意识形态。尽管如此，这三种态度均无法让无产阶级的理想变为现实。由此，列斐伏尔希望在神秘化的意识形态下，通过唯物主义的分析，确定思维的法则。都市生活原本是一个系统，拥有整体性，但现实生活隐藏了生活的基本准则与含义，只有操作程序，是由片断组成的，背后没有符合人性诉求的逻辑。操作程序认为一切均可计算和掌控，所以认为所有的城市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整个社会只有一条衡量标准和表征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交换的商品逻辑和工业的空间逻辑使人蜕变成为功能意义上的人。一切行为都是购买与使用，如“居住”是了解了空间的剩余价值的购买。在这种意义指导之下，当权者只能对城市问题开出错误的药方：城市规划者把空间切割成为网格，技术政论者在盲区里胡乱地判断形势，建立压迫性的空间。后果是现存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被继续维持和巩固。

为混乱建立秩序，需要建立一种“有组织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是资本逻辑和技术强制的肆虐，而是要坚持人本主义倾向的价值选择，拯救现代性的无序和混乱，为物理上病态的社会空间树立起规范，培育人的善良意志。善良意志本是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应遵循的原则，是主体行动的道德准则。列斐伏尔进一步明确在城市规划中践行善良意志的主体：建筑师和作家。他们应该秉承古典主义和解放的人类主义。古典主义来源于古希腊，诉诸对真理和善的追求，古代的乡村、社区、邻舍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人们生活得安逸祥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现代的城市设计应以人的诗意栖居为尺度，适应现代人的生存需要，具有美学价值。解放的人类主义着眼于自由，以实现人的价值为旨归。所以，列斐伏尔提出，要按照习惯（habiting）来生活。习惯既不是简单的话语（discourse），也不是制度（system），它不受制度逻辑约束，遵循的是思想（主体）寻找内容（客体）的逻辑。根据荷尔德林“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说法，列斐伏尔认为“习惯（habiting）”的价值指向与“诗意地栖居”不谋而合，都指向人的自然的生存状态。马克思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和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状态”，都是突出人的生存的、当下的现实活动，是一种生命体验。列斐伏尔继承了二人的思想，认为“习惯”绝不只是吃、喝、睡、繁殖等动物类行为，它还是有意识的人的存在，它具有文化类型、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丰富内涵。人类的生存不仅仅是占有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人的需要和情感被满足。人在这个过程中拥有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和对未来的敞开状态。“如果只有一幢住宅，而不拥有更多的东西，人类无法建造和居住，而更多的东西就是人与可能性和想象的关联。”[6]82

三、日常生活批判与文化革命

传统哲学追求流变万物背后的本质，把日常生活排斥在真理和智慧之外。经历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后现代转向后，哲学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人的现实生活和生存状况上来。“日常生活被当作客体是作为一种行动方式的起点，不是作为固定的客体来当作构建一种‘模型的前提。”[2]853列斐伏尔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城市社会的日常生活。城市相较于乡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更为集中，社会分工更为细密，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列斐伏尔超越主客二分的结构提出“日常生活”，正是说明具体的、当下的生活事件的重要性。日常生活包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生产”，并为生产提供了时空条件，兼具生产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不仅如此，它还包括休闲、娱乐、家庭生活等其它内容。在工业城市阶段之前，对城市的分析维度以农业社会关系为主，包括农民、农业和政治问题。自工业城市前段始，对城市的分析有三种视角：一是全球视角与空间的政治策略，二是个人视角与形成习惯的日常生活，三是前二者折中。列斐伏尔选取日常生活这一维度正是因为它能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姝相联结，以边缘、差异、微观的方式补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社会宏观结构来分析阶级社会的方法，并加入生产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人在工作时间以工人身份存在，从事生产活动，在自由时间以工人以外的身份存在，享受家庭生活等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囊括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就是人的具体的、整体的丰富性。它是每天上演的事件，具有平常性，但又蕴藏着改变的可能，同时具有超越性，所以它是审判智慧、知识、权力的最高法庭。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脱离了本真。如果对日常生活进行反思，会既熟悉又陌生。反思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影像，却觉得事件琐屑，微不足道，隐藏在不真实的外表之下。对日常生活的知识和真实思想的追求已经不是单个个体的感觉，而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

日常生活与政治联系紧密。日常生活孕育了政治，个人为了保证日常生活的有序进行，与国家订立契约，赋予国家机器管理职能。但是政治生活集中存在于特许的时刻（比如选举），又与日常生活分离，以一种凌驾于其上的力量规制日常生活。“它们（指日常生活的行动（everyday act，本文作者注。）同时是个人的、群体的（家庭、同事和朋友等）、社会的。很少被理解的是，日常生活与组织方式和特定社会的存在模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组织方式和特定社会的存在模式会对工作、闲暇、私人生活、运输、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强制作用。”[2]13日常生活涉及公共意识、个人归属社会与国家的意识、尤其影响阶级意识。在机器化大生产时代，工人专注于单一的技能和工作环节，只是生产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只是作为拥有肉体的人存在，仅仅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生活内容狭隘单调，没有什么了解社会形势的信息渠道，除了岗位上的工作信息几乎对外界一无所知，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孤独感。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工人的阶级意识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后现代社会的生产打破了固定场所和形势的限制，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知识社会扩展了信息来源，工人阶级的意识来源不再局限于自己个体的碎片式的工作，而是包括实践经验、休闲活动、政治生活等多种内容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包括了工人的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期待和需求，混杂着真假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处处都面临心理的、现实的矛盾和斗争，阶级意识的复杂性加剧。工人借助多种途径在参照他人的生活中发掘本阶级的社会待遇和地位，对于国家责任、法律、政治的虚伪性、民主含义、个人崇拜与拜物教等政治题义的有了进一步了解。工人阶级的诉求更加广泛，争取权益进一步扩大。传统的阶级革命只争取劳动权（享受劳动成果、合理的劳动强度）和财产权（剩余价值不被榨取），城市革命争取人权、主权、公民权。

但是，在混杂着真假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面前，工人无法充分地察觉自身所属地位，除了了解最基本的需求之外，尚不能清晰、客观、全面地阐述社会需求，形成更明析、完整、统一的阶级概念和阶级意识。所以列斐伏尔认为，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不仅仅是推翻现存的生产方式，还需要转变日常生活方式，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的解放。在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外，文明革命同样很有必要。“人总体上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所以日常生活的理论不可或缺。……人们可能从痛苦和满足中了解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它们，更不知道如何界定它们。”[2]670正是由于人们无法完整、清晰地意识和把握自身状况，所以才需要有专门的理论对其进行说明。日常生活批判旨在建立一种阐明人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关系的知识，内容包括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统治和权力模式、社会各阶级状况。这种知识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最真实地描述事实，使社会从无意识进入到有意识状态。“如果政治包含关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和对其需要的批判，相反地，日常生活包含对所有政治的批判。”[2]111

四、评价

列斐伏尔城市政治思想的三重维度是一个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体现了科学方法与人文视角的统一：政治经济学领域，消费异化和休闲异化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控制从生产时间拓展到私人时间，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侵占;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用传媒等各种手段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信息输出，又通过政治制度使其组织化，为其剥削与压迫披上理性外衣;生活世界领域，日常生活虽然面临分裂，但正因为是生产与生活、公共与私人、现实性与超越性汇合点，文化上拥有克服异化，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借助哲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列斐伏尔重在分析三重维度中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分析城市解放的可能。列斐伏尔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人类解放学说。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时代的革命任务是以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自己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剥削和压迫，实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随着时空状况的变迁，无产阶级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革命的工人阶级应该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组成而不仅仅是工厂的工人，由于城市工人阶级的特征是分散和流动的、具有不同目标和需求的，所以革命的形式不一定是暴力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争取城市权利。至此，工业组织体系的革命应该发展成为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继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时代的任务，但是还应发展新的任务。列斐伏尔指出：“对于倒置的世界的理论，我增加了一种有计划的城市革命，来强化推翻现存世界的任务，完成马克思主义進行工业组织制度革命的理想。”[6]101这也是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的意义所在。

列斐伏尔城市政治思想是辩证思维与哲学关怀的统一。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能够挖掘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和和意识，觉察到人的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矛盾双方的统一贯穿其思想：作为现代的双重进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增长和发展、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从科学逻辑分析经济和历史，也从人本倾向分析改变现实生活的革命可能。列斐伏尔对异化的分析反映了社会阶层和劳动分工的固化事实。同时，探讨衍生出的文化危机也道出了他的价值关怀。劳动分工和土地衍生财产摧毁了集体的共同财产和平均分配，共同体被小部分公民掌握，获得统治其他成员如妇女、儿童、奴隶、外邦人的权利。这种形式构成了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民主，服从于城市一体需求。第一次劳动分工的依据是生物意义上的体力，年龄和性别决定了劳动力利用劳动工具的能力和技术的不同，从第二次劳动分工开始，城市和乡村有了明显的对立。农村与城市劳动社会分工的不同又引起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农村保有了原始和自然的状态，精神劳动主要在城市完成。城市中的组织管理、政治活动、军事谋划、理论建构更大程度上地考虑公共生活与事务，与国家责任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智力活动的抽象性、反思性、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建立和巩固。“城市充斥着努力、意志、主体性、冥想的印象，但又不和真实生活脱节。”[1]87-88由于思维和社会生活越来越陷入僵化，许多传统的价值和规范失去了说服力。所以，在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外，列斐伏尔提出了“文明革命”。“革命不限于经济变革（关乎生产）和政治变革（人事和制度），但（最重要的是）能够而且必须扩展到日常生活，达到实际的‘非异化，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总之，一种文明。”[2]691-692按照这个思路，列斐伏尔为城市解放提出的建议，充分体现了尊重事实与价值介入相结合。在城市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哲理的形式与内容需要结合原始的城市布局和结构。“逻各斯”是建立特权中心、核心政治空间的背后力量，这股“逻各斯”过去是资本的逻辑，现在应该更多地考虑市民平等、空间分配、族群关系。在建立城市秩序方面，应该多学科整合处理信息和分类知识，发展适用于交流和循环的技术。行政者应高效率、优程序地联系公共部门处理城市公共事务。先进的城市治理水平必须仰仗科学客观的治理程序，取消“人治”。“科学主义，伴随着形式上周到细致的操作理性主义，忽略人情因素。”[1]83在作城市决策时，应拥有全球性的视角，了解各种现实方案，从宏观上把握全局，以哲学、社会整体概念和政治策略为指导，形成总体的体系。而这种种策略，都是为了使人解放为“完整的人”，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人。列斐伏尔的“完整的人”不是原始的、先于逻辑的或先于科学的，是生活在都市的现实的人际关系网、制度、技术、知识之中，克服了异化的片面性而获得各种生活方式可能性的，不受意识形态的控制享受感性活动，并且拥有城市权利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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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M].孙周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5]让·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瑾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6]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M].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2003.

[責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