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国

历史的传统和执政的习惯，导致现行的治国方式上，决策者依然习惯性依赖政策。在政策治国和法律治国的选择上，政策重于法治。治国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待漫长的跋涉和探索。

依法治国的中国实践：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

中国古代治国的正宗方式是“德主刑辅”。法律的地位并不高，“礼”和“德”才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了治国模式，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方式开始显现。按照国家领导人的说法，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于是有了1950年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1954年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真正重视法律的治理，则要到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号召，并且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自此，中国步入“依法治国”时期。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7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法学界称为中国法治史上著名的 “一日七法”。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出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其中指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