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沂南汉墓属于大中型石室墓，仿阳宅构造，应属东汉中后期墓葬。分析两汉墓葬形制的变化走向：竖穴墓——横竖过渡形墓——横穴墓，可知两汉先民对生死之态度的转变：恐惧——被动接受——主动接受。

关键词：沂南汉墓;墓制;两汉;生死观

在对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的研究中，笔者从墓室形制入手，并结合一直以来的疑问：墓室中出土画像石、画像砖上的仙人神兽、孝子列女，包括墓葬形制和陪葬品，这一切的重点是为了保护死者还是表达生者的哀思？笔者认为从墓葬形制入手探索两汉先民的生死观念是有研究价值的。

一、山东汉墓的地区与分期

关于山东汉墓墓葬形制的分类，本文参照郑同修、杨爱国二位先生的《山东汉代墓葬形制初论》[1]88-102《山东汉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2]两篇文章的研究结论，延续二位先生的三个大的概念划分：第一个是山东汉墓墓制类型分类;第二个是山东汉墓时期划分;第三个是山东汉墓的文化分区。

竖穴土（岩）坑墓。古人从地面竖直向下挖葬坑，将棺木置于坑内，四周放随葬品和殉祭物。鲁南地区的岩坑墓与土坑墓特点相同，所以把此二类归入一类。“山东地区发现的西汉早期墓都是土坑墓，西汉中期之后，尽管出现了其他墓葬形制，但土坑墓仍旧为汉代一种主要的墓葬形制，终于东汉。”[1]97

石椁墓，是以长方形竖穴土坑为基础，在内部四面砌石为椁。石椁墓出现时间在西汉中期或稍早，盛行于西汉中晚期，这类石椁墓的石椁多刻有画像，盛行于鲁中南地区。

“砖椁墓，构筑营造方式与石椁墓相同，而材料为砖非石，常为单椁，此类墓葬在鲁南地区主要分布在济宁及其所辖县市，它从西汉中期开始出现迅速发展起来，渐次向大型砖室墓发展。”[1]97

石室墓，一般由墓道、墓门和墓室组成，它的特征是有一个由石料构建的像房子一样的地下空间，这个空间可以容纳活人进入墓内祭奠逝者，此类墓在鲁南地区有零星发现。

砖室墓与石室墓相比，最大的区别在构筑材料的不同，而与砖椁墓相比，它的形制较大，能容纳活人入内祭奠。此种墓葬的顶多为券顶或穹窿顶，在鲁南地区发现较少。

崖洞墓，规模远超出传统的竖穴土（岩）坑墓，属于多室墓，体现了墓主人（一般为诸侯王）强大的实力和财力。此类墓葬流行于西汉初期，仅在曲阜发掘四座。

二、沂南漢墓的形制与设计

（一）沂南汉墓的形制

墓室形制，具体而言包括墓葬的构筑方式、构筑形状、构筑材料、墓室形状及材质、墓道形态及数目等。概言之就是埋葬设施的空间布局。

“大中型砖室墓、石室墓出现于西汉晚期，流行于整个东汉时期，这类墓葬在山东出现的时间晚于河南地区，但其在山东地区一经出现便迅速流行起来，且规模较大。”[1]98“沂南汉墓墓室东西宽7.55米，南北长8.7米，占地的面积88.2平方米，墓的体积计326.34立方米，属于大中型墓室，分前中后三主室，东有三侧室，西二室，共计八室。全部所用石材，不论大小，共计280块，其中画像石42块，画面总面积达442.27平方米。”[3]10-11按照其形制、所耗工时综合判断，沂南汉墓建造时间应在东汉中后期。

（二）沂南汉墓的设计

沂南汉墓在沂南县城西八里北寨村，旁有一石山名界湖山，据考古挖掘报告称，沂南汉墓所用石料皆出自界湖山。

沂南汉墓的结构大致如下：主轴南北向，墓内共有八室，八室布局均在一中轴线上。前、中两室各是由两个开间、两个进深构成的，后室是由两个开间、一个进深构成的，两室之间有门直通，东北角的侧室是从中室的东侧室进去的。“整个结构是由地面、台子、支柱、墙壁、横额、中柱、斗拱、过梁、横枋、抹角石、叠涩石垒筑起来的，线条基本上是横直相交，只有少数的斜线和曲线，这使得整个建筑显得非常简朴而又宏伟。”[3]10

沂南汉墓的施工方式较为先进，墓内的地面石、入口石、台面石、墙壁石、横额、枋、转角石、抹角石、叠涩石、盖石、过梁、散斗、、栌斗、柱、地栿等各个部分都是先在墓外制作好，再分别运进墓内，把这些部分按照它们一定的位置安装起来，便构成这座墓。这种先预制配件再安装的方法在当时来看是一种相当先进的技术。

沂南汉墓的工程量所耗巨大。“这座墓所占地的面积88.2平方米，墓的体积计326.34立方米。全部所有的石材，共计280块。在这280块中画像石有42块，画面总面积是442.27平方米。这座墓所用的工，包括采石、搬运、琢磨、绘画、雕刻、掘土、砌石、封土，按新中国成立之处的工作进度计算，需要4700工以上。由于古代条件的不同，例如工具不及现在的犀利合用，运输比现在更加困难等等，当时实际所用的功一定还要多一些。”[5]

三、墓葬形制中体现的生死观

（一）鲁南地区两汉时期墓葬形制变化概述

“鲁南地区是指山东泰沂山脉以南的地区，分为鲁中南和鲁东南地区，二者的文化渊源上来自周代的鲁、薛和莒三家文化，在西汉初、汉文化形成之初，三家文化特点各异，但两地区汉文化在形成后迅速进入趋同化发展阶段，与南方楚文化交往中步调基本一致。”[6]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两地区文化合二为一，一同分析。

“西汉早期，鲁中南地区的大型墓葬形制以大型凿岩横穴墓为主，中小型墓以竖穴土（岩）坑木椁墓为主，出现了石椁墓，鲁东南地区因具体的地利情况，墓葬多凿岩而建，一个墓葬中一般有数层棺椁。”[4]147

西汉中期出土的墓葬石椁上多有简单刻画装饰，合葬墓较多。在大型墓中出现了过渡式横向构筑室墓，这类墓的特点是：具有较长的斜坡墓道，墓室内部空间宽阔，置物空间与置棺空间之间一般有夯土墙或石墙分隔。鲁中南地区的中小型墓葬从材质上来说以石椁墓为主，但也存在一定数量的砖椁墓。

西汉晚期到东汉前期，鲁中南地区大型墓中出现了平顶石室墓，该类墓葬多有斜坡墓道，墓室分布沿中轴线对称。小型墓形制以石椁墓为主，但砖椁墓的比重开始增加。鲁东南地区仍以竖穴土（岩）坑墓为主。

东汉时期，砖室墓规模渐小，石室墓规模增大并向多室化发展。

（二）对“死”的态度：恐惧、被动接受、主动接受

儒、道两家对汉代文化和思想影响最为深刻。《论语》中有“未知生，焉知死”“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等记载，而孔子所表达的对死亡的认识，也代表了儒家对死亡的态度，即为“贵生、乐生、轻死”，在活着的时候，他们珍惜其价值，在即将死亡时也坦然面对。道家认为，人之生死就像这自然界中的四季更迭，人们在面对生时不必沾沾自喜，而在面对死亡时也不必过度忧思，道家思想究其根本也是一种“贵生”的生死观。

西汉初：畏惧死亡。先秦时期，人们相信上天主宰着人类的生死大事，常用占卜来沟通上天获取答案，而人们自身并没有深入思考。对生死观念产生疑问的要从屈原说起，“‘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九章·涉江》）是他对生命的珍惜和对戕害生命的暴行的愤慨，‘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九章·悲回风》）是他对那些以死殉节的古圣先贤的痛挽和敬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是屈原对于自己生死的观点”[5]23。在对生命的理解上，董仲舒言：“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6]西汉初期，人们畏惧死亡、想要虽形体消亡但灵魂不灭，所以求仙问道追求长生不死之风盛行。

西汉早期墓葬形制多是竖穴木（石）椁墓，这类墓葬是单纯为死者服务的，从墓葬外部设置：无墓道、墓门来看，此类墓葬没有考虑入葬时后人的祭拜，基本也没有夫妇合葬墓——这就杜绝了墓二次打开的可能性。从墓葬的内部设置来看：墓葬内部以椁室为中心，周围或有大小数量不等的椁箱，里面放置的随葬陶器、衣服布料等也都是为死者服务。

椁室上绘制的花纹大多是辟邪求吉、引魂升天之用，如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第二层、第三层漆棺描绘着上百的怪兽、神兽、神仙，其作用不外乎是躲避阴间生物的侵扰、在神兽的导引下得道成仙，从而得到永生。

两汉之交时对死亡持被动接受态度。西汉末年的桓谭在《新论·祛蔽》中说：“草木五谷，以阴阳气生于土，其实长大成实，实复入土，而后能生，犹人与禽兽昆虫，皆以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7]他观察到人的肉体与世间的草木禽兽在本质上是一样会消亡的，得出了“无仙道，好奇者为之”的结论。学者扬雄认为，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仍不免一死，成仙亦非人力所及：“吾闻伏羲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魯城之北，独子爱其死矣，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汇矣”[8]。二位学者对于生死观念的反思和态度也代表了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广大哲人学子的思考。

此时，大型墓葬形制出现了过渡式横向构筑室墓，地区处于椁墓向室墓的转换阶段，小型墓以长方形竖穴石椁墓为主，画像石数量和内容均至盛期。新莽时期的枣园村墓，墓室壁画内容虽仍以四神天象和神话想象故事为主体，但也包含了现实的历史故事和当代庄园农耕等题材。主室内上部绘云气纹和四神图代表着他们对死后升仙的热切想象，而四周墓壁上描绘的车马出行、田园牧歌则表达他们对阳间美好生活的眷恋。汉人在畅想死后世界的同时添加了阳间的生活，他们对死亡的态度由初期的恐惧转变为了被动接受。

东汉时期对鬼神是否存在持否认态度，而对死亡的态度则转变为主动接受。东汉无神论者王充说：“‘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则命相须以至终死，形不可变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验之人，人生能行，死则僵仆，死则气减形消而坏，禀生人形不可得变，其安年可增（《论衡·天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衡·论死》）”[5]29他继承了道家“气定生死”的观念，坚持否认鬼神的存在，而人之生死如四季轮回，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到了东汉中后期，人们发现苦苦追寻的成仙之道极为渺茫，转而将注意力投入到现实世界。东汉中后期出土了较多大型墓葬，墓葬中包含许多高价值的陪葬品和精美的墓室装饰。“东汉后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墓，这些本来用于王室贵族构筑冥宅大墓的材料，上面却一方面刻满了墓室主人生前豪华生活的场面，另一方面又描绘了像东王公、西王母、龙、凤、飞廉虎车等升仙图像，人们至死还在眷恋着人世的快乐，并且要把他们带入冥冥地府，同时，他们也幻想能够飞升获得生命的永恒。”[5]30沂南汉墓的42块画像石中，仅乐舞百戏图中就有管弦乐、伐鼓、撞钟、绳技、龙戏、鱼戏、豹戏、骑术、戏车等数十种戏玩方式，东汉后期的先民对死亡的态度中，增添了许多世俗气息，对于死后世界，从被动接受转向了主动接受。

四、结语

“两汉生死观演变的轨迹始终贯穿着热切的想像，徐华说：它由对仙人的狂热想象到对鬼神世界的复杂安排，由希冀灵魂的飞升到通过善待死灵魂以守望生者的幸福，由属望缥缈的神仙世界到切实地想象死后的境遇，由注重生与死的彼岸世界到注重生与死的现实状态。”[5]30总体而言，两汉先民的生死观念是从追求得道成仙到注重享受人间之乐。在墓葬形制装饰中的思想变化为：从仅为死者消退其恐惧的服务到为死者消退恐惧、追求世俗快乐，再到后期的为死者消退恐惧、竭力追求世俗之乐，教导生者。随之而变的是两汉时期先民对死亡的总体态度：恐惧——被动接受——主动接受。

参考文献：

[1]郑同修，杨爱国.山东汉代墓葬形制初论[J].华夏考古，1996（4）：88-102.

[2]郑同修，杨爱国.山东汉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2003（3）：317-346.

[3]曾昭谲，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

[4]刘剑.山东地区汉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5]贺莼.论先秦两汉生死观及其对诗歌的影响[D].西安：西北大学，2010.

[6]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修订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671.

[8]扬雄.中国古代文化全阅读·扬子法言[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145.

作者简介：张博，河南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