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毫无疑问，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是我的翻译生涯里遭遇的最难啃的骨头之一。《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之后，我再次面对他的中篇小说《地毯上的花纹》（The Figure in the Carpet），既跃跃欲试，又一筹莫展。

一筹莫展是因为，詹姆斯的文本，无论是对其语法的理解层面，还是对其意义的阐释层面，都有着让人深感受挫的难度。第一遍读下来，小说里的情节和人物都如鬼魅般忽明忽灭，躲开一切明确的结论—你横竖抓不住什么。十九世纪末英美文学圈的生态，隐约在小说中现出轮廓，有时细节纤毫毕现，有时又仿佛置身于半透明的罩子里，被看不见的手夸张而剧烈地摇晃。显然，这不是一部以古典现实主义准则构建的小说，它具有某种詹姆斯笔下特有的迂回而不安的现代性。

跃跃欲试是因为，这一篇虽然译成中文后僅三万字，却在詹姆斯的写作生涯中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和相当特殊的地位。小说首次发表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号的《大都会》月刊（Cosmopolis），这本杂志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却有过不小的排场：总部在伦敦，且在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同时发行当地的版本，很吻合小说中描述的当时报刊日益“国际化”的风潮。同年，这篇小说被收入詹姆斯的中短篇小说集《尴尬种种》（Embarrassments），英国版与美国版同时面市。回过头来看，《地毯上的花纹》是这本书里影响最大的篇目，而标题“地毯上的花纹”也渐渐成了一个被后世频繁引用的文学典故。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曾经说过，自从这篇小说出版之后，詹姆斯的同龄人就开始追求“地毯上的花纹”，希望能将原本复杂难辨的“花纹”变成清晰可鉴的物质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