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海

张树芝（1915-2001），湖南华容县张黎家屋场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

张树芝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从普通战士到营长，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曾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摩托学校学习。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团长、师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副军长。1958年率部回国，历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大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河南省生产指挥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张树芝戎马一生，并曾理政一方，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危苦难，也曾迎来一次次辉煌胜利。无论环境地位如何变化，他始终秉持初心，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留下了许多口碑相传的故事。下文所记的是笔者及张树芝将军亲友记忆里最为真切的一些小事。

太小气，也太大方

从长征路上地当床天当被、吃草根咽树皮，到“三年困难时期”不领工资、餐餐白水咽馒头，张树芝所经历的可以说远远不止九九八十一难。按说革命胜利、国家形势好了，应该享受享受了，至少可以过像样一点的生活了，但直到晚年，他和夫人刘去非的生活仍然极其节俭，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普通干部职工。作为高级干部、老红军，日子竟过得那么寒酸，似乎小气得有点过头。

有件小事，当事人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文革”中期，工农业生产严重不能满足人民需求，连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都得凭票限购，人们的肚子更是常年饿着，许多产妇都奶水不足，又从没见过奶粉什么的，婴幼儿往往只能靠米粉糊糊充饥，根本找不到可以模仿奶甜味的东西……

饥荒当前，作为带兵将军的张树芝竟被拉来“外行领导内行”，做了全省生产自救的指挥长。上任后一阵冲杀，饥荒有了缓解，他就急忙绕开“以粮为纲”的大政策，冒着掉乌纱帽的风险，拿出部分粮田种上甘蔗，同时突击兴建了一座制糖厂。

投产后，厂长兴奋地给省里领导每人送来一包样品“喜糖”。当时干部也缺吃的，见了晶莹的白砂糖都如获至宝，高兴地拿回家了。作为糖厂“送子观音”的全省生产指挥长，张树芝一见“喜糖”更是笑成了弥勒佛，连忙用指尖沾了一点糖，抹到舌尖上再咂了咂嘴，随即又细心地把糖包好，对面前的厂长说：好啊！不错！好了，快拿回去吧！

见厂长似乎不明白，张树芝又说：就现在这点产量啊，全省老百姓每人还摊不上几调羹呢，要让他们先尝，让小伢儿都吃上有糖的糊糊！我们这些人嘛，嘴巴要管严点！

厂长立时觉得眼里有泪水忍不住了，急忙拿上糖包“逃”出了将军办公室。那包没有送出手的样品糖，他就恭恭敬敬地放在了厂部会议室，通知厂里的干部职工们都来沾一手指尝一点，而全厂～生产的红糖、白砂糖，一粒不留全部供应给老百姓。

张树芝在河南省军区工作期间，办公桌椅、台灯、沙发等用具，据说都是从旧军阀手上接管过来，省军区首任司令员陈再道上将用过的。到他接手的时候，办公桌椅已经陈旧得没了油漆颜色，台灯的金属外壳和支架则锈迹斑斑，玻璃灯罩上布满裂纹，还破了几个小洞。二十几年间，工作人员多次提出换了这些老古董，但直到离休时，老将军都没让换过。

房间的床铺，是刚到任时公家配备的半旧棕绷床，后来用得久了，棕绷和木方就时不时闹出点乱子。到了晚年，因为伤病交加，担心旧床摇摇晃晃又太窄小，弄不好一翻身人就会掉到地上，于是将军就带了勤务员，去军区的材料库找了些旧木板，给那老爷床“全面加强领导”，还另派“增援部队”——在床边上加宽了几寸。这张床一直陪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客厅里的一套牛皮面沙发，严重超期服役，表面有许多裂纹和小孔洞，身架子和几条腿不时打战。将军同样自己用木方“加强领导”，又要夫人找灰布做了个沙发套，形成“防空伪装”。然而里面的弹簧不服管束，时不时企图逃脱。警卫人员非常担心酿成误伤，只得找了几个厚点的坐垫放在沙发面上，同时天天检查，发现折断了想出尖的弹簧就及时安抚。

1993年春，笔者随湖南省委的一个考察小组路过郑州，晚上抽空去拜见这位传奇的伯父大人。伯父坐在那张蒙着布套的沙发上，高兴且中气十足地说着话，纯正的华容乡音让人倍感亲切。只是我总觉得坐着的沙发似乎颇有些“不友好”。

后来听说，在中央工作的老首长老战友要是去了郑州，也免不了到家里找他拉拉话。20世纪后期在任的中央军委首长，好几位也曾感受过他家里沙发的“不友好”接待。于是有的首长当时就说，自己掏腰包给换套新的。面对北京来的首长，张树芝似乎不好直接推辞，就半开玩笑地说：坐着这样的位子，心里就时时记得过去，就觉得安稳呢！话说得很朴素很委婉，但含意却是深长的。

将军还有一把古董刮胡刀，全身上下发黑脱了形，仍然走到哪里都带着、用着，每次用完还要细细擦拭，小心地收好。一次，新来的警卫员说要给将军换上时髦的进口剃刀，说那个既好用又好看。将军却严肃地说，这可是个宝啊，你们哪个敢看不起？！见战士们大眼瞪小眼不明白，他才解释说，四七年（指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张树芝第十一次负伤住院）我又受了一回伤，在养伤的时候啊，老乡王尚荣（1915-2000，开国中将，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距湖南的张黎家屋场不远，与张树芝是同乡、同年，且早期同为华容桃花山游击根据地的“娃娃兵”）来看我，送来这么个宝贝，说是从国民党大官那里缴获来的。那时候，真是难得的好东西啊！如今嘛，你们看不上眼了，可老子舍不得！……直到生命的最后，将军一直用着他那“宝”刀。

張树芝家用节俭，在饮食上同样很“抠”，平时素食为主，蔬菜也主要靠自己种。他南征北战，吃尽人间苦，也尝过八方味，却始终没忘少年时学到的劳动本领，没忘家乡口味。最拿手的，就是自己打理菜园子，以及做坛子腌菜。离休以后，他和夫人在将军楼的小院子里种了好些蔬菜，平时可以自给，旺季还不时送点给别人。将军栽种菜苗很是讲究，一定得横成排纵成列斜看也成行。走进菜地，他似乎又找到了检阅部队的感觉。

到了市面上菜价便宜的当口，他会去买些蔬菜回来，自己洗晒切揉，做成坛子腌菜，有模有样且品种齐全。什么红辣酱、青辣酱、酸豆角、水盐菜、腌白菜、雪里蕻、干洋姜、梅梗菜、糖蒜等，不一而足。等到开坛上桌时，人们就免不了为那诱人的香味和口感而连连赞赏，而将军则像打了大胜仗一样，自个儿得意着。平时他饭桌上可能没什么荤腥，而坛子菜总会有几样。这样过日子，老人自得其乐，而家用开销自然就压到了最低限度。

将军夫妇自己日常生活“小气”节俭得似乎不近常情，而一旦大方起来，也足以让人吃惊。20世纪“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将军曾给好几位乡亲多次寄去救命钱，至今被救助的人们还念念不忘。20世纪90年代，他又先后为家乡华容县怀乡中学建设、贫困学生上学等，捐助现金4万多元。世纪末期连年特大洪水，听说家乡华容县溃了堤垸，他们老两口几天没睡好觉，后来找到单位上临时借了几千元，凑成万元现金，捐给县上救灾。

在第二故乡河南，他更是不时拿出钱物捐助，善事做到了许多乡村。至于前前后后到底捐过多少，谁也说不清了。只记得1998年河南遭受水灾时，将军就前后两次给不同的地方捐了款物。

那时候，一般企业职工月薪才百十来元;农村里的“万元户”，就是非常稀罕的大“土豪”了。将军省吃俭用留下工薪，再凑成那些捐助，如今看来数额不大，但在当年、在普通百姓眼里，都不亚于天文数字。能够拿出这么多捐赠，可谓出手十分大方，非常不容易。

从不“开后门”，却时常“打招呼”

张家过去不时有人感叹，咱们出了个大官，可惜家里却没有哪个得到过关照。

这说的是实情。

在华容特别是张黎家屋场，很多年轻人知道，只要身兼军队和地方双重主职的树芝司令员哼上一声，他们就可以跳出“农门”，挤进“官军”甚至军官堆里去，实现人生大逆袭。然而，大家更知道将军的脾气，谁也没敢去试着求他发话“开后门”参军。张黎家屋场子弟，没有谁通过将军的关照走进军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家里一位至亲的孩子大学毕业，按当时的“国家包分配”政策，可能去企业也可能去机关。于是做家长的就想，只要爷爷打个招呼，就肯定能分到党政机关里去。这并不违反什么政策原则，他应该可以发个话吧。结果将军的答复倒也干脆：“你要我给你‘开后门？那好！就给华容的县委书记说说，分几亩责任田给你，先好好种田，等锻炼好了，再凭本事去当官（指进入党政机关工作）。”这孩子听了，还真怕老爷子又让他回去务农，只得老老实实任由“国家分配”，结果去了一家工厂，做了普通职工。

张树芝对亲属“不讲情面”，对自己的子女也一概公事公办。将军的大儿子高中毕业时遇到“文化大革命”，考大学的路被中断了。等了两年，仍然没见着一点指望，只得去舟山群岛当了水兵。海岛，上烈日暴风雨交替来袭，环境非常恶劣。连淡水供给也是定量的，有时应付口渴都不够，洗个澡也成了奢望。然而他苦苦坚持，并且努力争先，后来终于被选荐进人海军舰艇学院深造。毕业归队后，多次立功，还获得“状元舰长”等称誉。

待到张树芝离休以后，一次去舟山海军基地，与那里当领导的老战友见了面，对方不禁吃了一惊——没想到手下那个优秀舰长，竟是自己老战友的儿子！于是就问：老哥你家公子在我这里，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将军只是微微一笑说：要是还靠老子打招呼，他小子好意思嗎！

张树芝对子女亲属不开后门，不打招呼，但有时候他对打招呼又特别积极，甚至很勇敢，不辞劳苦也不怕风险。

华容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为增加产量，曾特地建了一座氮肥厂。这样的工厂，其实就是以煤换肥，以肥换粮，产一吨化肥要烧掉大半吨优质煤。但那时候煤炭的采购、运输都非常困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县氮肥厂煤炭吃不饱，眼看就要饿死。无奈之下，县里想到了张黎家屋场出去的老将军。他曾经当政的河南省，煤炭有的是，又便于运过来，只是听说那老爷子历来不讲情面，就怕他不肯帮忙。但眼下也没别的办法了，死活得派个人去，碰碰运气才甘心。

待到听说了煤炭就等于化肥、等于粮食，有了煤炭，本县老百姓和吃着公粮的城里人就不会饿肚子时，已经年过七旬的将军竟二话没说，自己冒着炎天酷暑，跑了矿山跑铁路，一家家说情、求援，终于解决了煤炭求购与运输的种种难题，让工厂维持了生产。后来县上特地派人带了一点家乡土特产过去，表示感谢，将军却严肃地说，这些东西，我是一定要付钱的，不然你们就带回去。来人拗不过，只得按市价足数收了钱，才求得将军首肯，总算完成了任务。

郑州郊区有个农民小杨，当年在城里挨家挨户收潲水喂猪，让身穿布衣的张树芝在街上遇见了，不意间拉上了闲话，渐渐成了忘年之交。有天小杨突然找了来说，他们村上的干部侵害群众利益，有个村民站出来揭发抵制，反而被公安给抓走了，请求“城里大干部”“帮忙把人捞出来”。这么“屁”大点事，将军竟还当了真，马上找了军区的同志去乡下详细核实，材料证据什么的弄了一大沓回来。细细看过之后，他亲笔给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纸条子”，随后还打了电话跟着催问“打招呼”。不久，有关部门依法释放了不该抓捕的农民，违法违纪的村干部也受到了查处。

这样一些求情“打招呼”的事，符合政策原则的，将军会做，而不合时宜、弄不好“招呼”没打上自己先被“招呼”了的事，他也敢做。

“张军长说真话救群众”

1959年深冬，“大跃进”正火着，时任解放军某部副军长的张树芝回华容看望母亲。县负责人听说了，就特地跑来，请他去看看“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典型大场面。

宝慈观水库（现名华一水库，东距华容县城十多公里，1958年始修，1965年扩建，为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最大蓄水面积125公顷）工地上，北风夹着雪花，刀子般割得人脸生疼。张树芝和几个县干部爬上正在修筑的大坝高处，就看见山坡沟底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蚂蚁般爬动着，但男人们大多只穿条短裤，光着上身和腿脚，在冰天雪地里显得非常怪异。

将军急忙问道：“这天寒地冻的，他们怎么都不穿衣裳？”

身旁的县干部说：“大干大流汗，大家自愿赤膊化……”

见有个精瘦的老农民挑着两箢箕冻土，颤抖着向坝顶爬了，上来，张树芝就过去要他放下担子，问道：“老兄，冷不冷啊？”

老农冻得嘴唇发紫，打着哆嗦，拿眼扫了眼前这伙人，颤声应道：“不……不冷……”

张树芝摇了摇头，脱下身上的军大衣，给那农民披上，问：“这样，好受些吧？”

“是，是……不，不行的，老总！老总！”

被农民称作“老总”，张树芝心里很吃惊，很难受：“群众是不是把我们看作国民党军阀，了？！我们，你们，还是共产党人吗？心里还有群众吗？冰天雪地的，光着身子，就不怕冻死人？什么大干大流汗？你们自己怎么穿着棉.衣不流汗，怎么不敢打赤膊？！”

晚上，张树芝没有按接待规定住进相对舒适的县委招待所，而是回了张黎家屋场的老房子。等找来聊天的几个亲友离开后，他仍然没有一点睡意，在屋里反复徘徊。

这两天，他从长江边的调关一路骑马走到张黎家屋场，所见所闻，触目惊心。过去一山连一山的大树老林，如今都被砍光了，唯有张黎家屋场后面仅存一小片古树，听说是搭帮自己的老母亲天天坐着守着，才勉强保住。附近乡下的人，都被集中起来，挤到几处大房子里，睡觉大通铺，吃饭大食堂。以致许多农家屋都空着，长满了荒草，一片破败景象。凡是动得手脚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去外地充了劳工，只有病卧在床的老人，瘦得皮包骨的儿童在留守着。又听说因为饥饿劳累，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夜盲症，年轻媳妇大多数不能生孩子了，偶尔有人生下小孩，也往往因为饥饿多病而夭折！去年回家时还见过的几位堂兄弟，也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再见到了……

严冬深夜，农家屋里冷得厉害。张树芝呵着手，就着昏暗的小油灯，开始写信，想把看到、听到、想到的如实告诉地方党委，为老百姓求求情。

在组织内部向上级写信反映现实情况与看法，本是作为党员的合法权利与应尽职责。但在当时，却是极其需要勇气的。

但眼前的实际情况，不只让人良心不安，更让一个老红军、老党员脊背发凉——我们当年为什么不要命地去闹革命？为什么舍生忘死、九死一生去打江山？还不是为了天下百姓有条活路？但如今眼下情形，要是弄得不好，将会走到什么地步？我们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我们无数战友的流血牺牲，将会落得怎样的结果？身为老党员老红军，不如实向组织反映情况，这怎么可以？给党提意见，就是死也要尽到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天明时分，信写好了。他叫人寄给了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也是自己当年所在红军部队的首长（张平化曾在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负责政治工作，对时任贺龙警卫排长的张树芝比较熟悉）。他希望張平化能够像下到基层看看真实情况，为人民群众说说话，减轻一点苦难，也为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减少一分风险！

张树芝离开华容的时候，水库工地的“赤膊化”之类摧残群众的过头做法，终于停止了。

从此，“张军长说真话救群众”的事，一直口碑相传。有一段时间，华容农村各地为落实上级指示，把许多老百姓集中起来，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许多人记忆里相对真切的，还是“大跃进”的那段经历，往往说着说着就自然而然扯到了“修宝慈观水库的时候”，“那几年啊，真的好苦好苦，好凄惨啊！要不是张军长回来，打了招呼，不知还要搞死好多……”

1971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河南省委几位主职干部时，曾指着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河南省委书记的张树芝将军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名声比较好的，他算一个，群众没有意见。你们看怪不怪？没有得罪群众就好。

（责任编辑：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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