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永恒

疫情让我们懂得并看到了距离。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某种意识，甚至与空气，都开始疏离或有所防备。

春天来了，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肯定有一天，疫情过去了，我们会很容易很快乐地摘掉口罩，可社会和我们之间的那堵墙，会被轻松地拆除吗？那种被约定的距离还会停留或影响我们多久？

在萨特的眼里，有一种存在，有形或无形它都叫墙。

记得一次外出采风，与大庆的小说家清学先生同居一室，清学先生为人谦和厚道，是位很好的倾听者。每天晚上，我都准备一包烟，两杯茶，剩下的就是谈了。先放下小说不论，清学的书读的是最好的，有学问的人修养就好，就修炼成个盛器，你往他那装什么都行，他都微笑地听着，如佛。

也许他觉得我谈话中的七荤八素，接手机时的三教九流，三句话没过，就订晚上的局子，回来时像一根泡在酒里的黄瓜，根本就不像个读书人，其生活的乐趣似乎也不在写作上，他问我，你是怎么入的这行？其实……

我开始往回捋，捋与文字打交道的源头，于是就同他说起一段往事，其偶然和荒谬像小说似的。

当兵那年不到十八岁，离家的时候除了带一块双喜牌乒乓球拍和几本书外，书中还夹了几张自己的照片。也说不上为啥，反正是带了，其中有一张是抱架手风琴照的。到部队后有人问我，你会拉？要是我再长大一岁就会说，不会，照着玩儿的。可那一岁还没有长到，在陌生人群的中间，那点虚荣就自然产生了，就点点头，就装得很“城市”，很有才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