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天衡

清程庭鹭刻背花砚

程庭鹭是清嘉道时嘉定的书画家，也兼擅刻印、刻竹及刻砚，享有时名。此为我平生所仅见的一方背板刻砚，且此类雕刻技艺颇少见，程氏先薄意铲出前后几迭山峦，然后以细线刻的手法添以树石、屋宇、人物、云岚，画面饱满，画意雅驯，颇堪咀嚼。

此砚先见于日本彼时著名的艺术杂志《墨》，砚面有同为嘉定籍名书家钱坫（十兰）篆额。辗转曲折，后在东京都访得，吾告砚主，此砚之篆额为伪迹，砚主信我所论，故减价售我。书画印砚，一物之上最忌真伪相杂，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故将钱氏款剔去，求其纯也。十兰翁地下有知，亦当赞许。

记得当年有人送程十发先生一瓷壶，要换他一幅画。壶身是南宋的，流水是清代的，壶把是民国的。我曾调侃说，三部分都是真的，凑在一起则成了假的。

清乾隆青花大调色盘

调色盘、调色盒，是画家的必备工具。在我的印象里见过最早的大多是呈叠状的，有五层七层的，或圆形或方形，多以瓷制，外面大多有图画而内里皆施白釉，利于彩色的辨别。也许是作画之际多要挪移，瓷易碎，故完整的旧器不多。这是一件直径近30厘米的圆形调色盘，盒与盖制作规范，上有盖顶，呈镂孔半圆球状，便于提拿。盒内居中一圆格，为调色用，四围隔为六格。通体作缠枝莲纹，繁而不杂，素洁典雅。

此器为广东姚君所贻，以放大镜观察，在釉与胎的结合部呈交错的锯齿状，此是乾隆时期瓷器独有的特征。投挑报李，回赠一画，人情也。

清吴让之篆书《三乐三忧》册

“文革”里破“四旧”，顶风去买旧书画、古玩可是千载不遇的好机会，而且机会多多，看你喜不喜欢，觉悟不觉悟。当然，一不小心也会被扣上“封资修”余孽的帽子，所以得像地下工作者般静悄悄地躲着玩，蛮紧张的。

这是1974年串街走巷收旧货的向我兜售的四屏条。此人不识字，更不识篆字，要价10元，我笑问：买来几多？说，2元。讲真话我喜欢，照付。

“文革”结束，习书画印人群骤增，而这方面的书籍奇缺。上海书店出版社要借去出版，为需要，我花了几天时间长衫改短袄，做成册页，以便制版出书。出版后果然畅销，至今还在再版，而且见到过几家不同出版社的版本，天女散花似的。

几十年的不打招呼不送样书，当然更谈不上版税，我也并不在意。但也不时看到荧屏上，明星为了私登她一张照片，动辙打官司，赚它上百万银子的案例，虽也羡慕，但我没有这冲动，更甭说始终没有过这种念想。给人看看，讨人家喜欢又何妨？懂法的一定会跟我较真：侬法律观念太差啰！差就差呗，手里要做的事多多，我不好折腾。

明林有麟、吴彬题刻灵璧赏石

宋代赵佶好石、米芾拜石的故事流传千载，瘦皱漏透，嗜石赏石之风也滥觞于宋，嗣后文人墨客多有此雅趣，所谓“石不能言最可人”。事情玩到一定的火候，就会有理论和著录的出现，玩石头的第一本汇集，是明末上海松江人林有麟的《素园石谱》。此“瑞兽”石有林氏的隶书题记“奇石非石，瑞兽吉祥。书自我祖，宝兹世泽”。更有同时代大画家吴彬的“瑞兽”及行草题记。两位名士的双题，显示出此赏石不同凡响的身价。如今文人或玩家玩味的赏石品种则远超出古人。彼时的文人多以玩赏其声如磬，铿锵如钟的安徽灵璧石为大宗。又，彼时在石上题刻者不在少数，而伪托的赝品更是多多，这是尤当小心的。

数年前，一玩家搬来，平时极精明的，也算心狠手辣一类，然知有题刻，而不知其人，尤其不知不易看清字迹的枚隐居士为何人，故开价平和，遂归我豆庐。

清吴昌硕“汉关棠”对章

这是吴昌硕为汉阳（今武汉）关棠刻的对章，使用的是青田石里老性的菜花黄，两印均作朱文（或均作白文）倒是汉代的约定俗成，今人刻对章则每取一朱一白，风尚之变故。对章的另一方“文澜阁掌书吏”是指关氏当时担任着杭州清廷文澜阁的“馆长”。刻印时缶翁48岁，正是印风独造、印艺出跳的好时光。印蜕在吴氏的多种旧谱里都有刊载。也许是一印上方残一角，旧谱里也多散在两处。

几年前见拍行有“汉阳关棠”一印拍卖，从图录上看，石似用巴林，颇可乱真，据说还卖了好价钱。其实作伪者知其一而不知二，又未见原印，故能欺世牟利。如今市面伪书画印充斥，今之印章作伪，高明者则非先前的人工摹刻，易显差别，而是采用高科技钤印蜕复制上石，以电脑精刻，再辅以人工，非精研印艺者不可辨，故好藏印者宜慎之又慎。

清吴昌硕篆书联

1995年，上海友谊商店办书画展销会，友人邀我看看，我说已是最后一天，不会有好东西了，友执意拖我一观，不妨聊作散步。进展场，迎面就是这副缶翁的对联，且是颇佳之作，标价1500元。彼时他的楹联应在25000元左右，也许是标价太低，恐作品有诈，故无人敢于购买，我促友人购下。店里员工与我面熟，一见是我看中的，怕是标价出错，进去翻了账本，见明明白白地写着四位数，才放心地开票给货。回家告妻：今天捡漏了，妻问东西呐，我称让友人拿了。几月后友人称用钱，能否出手，要价22000元，我几天后付款，说是给别的朋友，其实是我自留了。不久，这副对子幸运地被中国书协的百年展借去，先去法国，又赴日本，远游了吴昌硕先生生前都没机会去过的外国，堪称幸运。

明吴迥铭黄花梨笔筒

文房具历来是文人的最爱。今人所谓的文房四宝，不是对它的正确概括，而是挂一漏百的俗说。单以笔而论，与其配套的即有笔架、笔搁、笔船、笔筒之类。以材质论，又有金银、犀角、剔漆、竹木、陶瓷之别。且有素工、雕艺、鎏金、戗金等工艺之分。这还不是往细处说。

置笔的笔筒，宋代有“管城居”之称，缘自东坡尝喻笔为管城子。而以愚之浅识，至今似未见到宋人之制。而到了明代，则是文人案头必备之具。拙以为这跟明代大宣纸的制作及写大字用大笔的新走向有关。

此为明代典型风格的黄花梨木笔筒，刻有诗一首，署款“亦步”，1997年见于上海举行的全国文物展销会。时定价4000千，较素工的价格至少高出三倍，也许是行家考虑到刻有诗文的缘故。然行家并非专家，知其一而未知其二，此筒乃明末大名鼎鼎的篆刻家吴迥所刻。此人有著名的《晓采居印印》等印谱传世，400余年来，其印未见有一钮传世，而远少印作的笔筒却忽地现身沪上，且为好印之吾所获，也是一段艺缘。好在那标价的行家识署款之文字，而不识其为何方神仙，否则其价又当上抬三倍矣。

清胡匊邻“梁园旧客”印

篆刻家有两类，即使大家亦如此。一类是成熟后，风格基本固定，有着鲜明的二三程式，如是者众；一类则始终处于不安份守旧、变化多姿的状态，此类人物历来极罕。以晚清六家论，吴让之、徐三庚、黄士陵、胡匊邻属前者，独赵之谦则属后者。

胡氏印风，白文细刻是显著特点，然偶生别调，也不无可能。此印即反常之一例，白文粗刻，还参以汉铸印并笔之法，款署丙午年（1906），在胡氏印作中属孤例。因视其用刀及气息与胡氏吻合，即收入囊中。甲申年（2004），凑巧薄游平湖之莫氏山庄，细读山庄文字介绍，知“梁园旧客”即山庄主人莫季平之别号，与胡氏皆嘉兴籍同乡，在20世纪初叶亦有交谊，从而更确定此印的是胡氏所镌。狐疑多年，一旦坐实，其乐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