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是它的本质，它一直是为生活中的“未有”提供补充而不是“像生活那样”，是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才傲慢地、略有情绪地说出，“说小说模仿了生活不单是对小说的侮辱，也是对生活的侮辱。”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小说又是属于“模仿论”的，因为它要通过它的一切艺术手段言说作家对生活、对世界、对命运“遮遮掩掩的真情”，它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将这个真情表达得充沛，丰富，真切，有触动。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我愿意在小说中读到给我启示和将我的天灵盖打开的智慧，我愿意读到让我对自己已有的固执理念产生动摇的“争辩”，愿意在故事中遇到“我”的成长期许和属于“我”的挣扎和疼痛。是的，我在小说中有诸多的“索取”，它也参与着并一直参与着对我的塑造——像马里奥·巴尔加斯说过的那样，“它也是我想写下的小说。”

写作“飞翔的故事”，已经坚持了一年多。在为《中华文学选刊》完成的创作谈中我曾谈到，对它的写作“一是出于个人趣味，二是出于对某种观念的孩子气的反拨：我偏要矫枉过正，我偏要制作‘反方向的钟，从相反的方向同样精确地达到，我偏要强化虚构并让它变成庞然大物……所谓‘飞翔，我当然要强调它的想象力成分，强调它的‘离開地面”。2020年还有几篇“飞翔的故事”将要发表，但它们多是2019年完成的，唯独时下的这三篇是今年的写作——不过我依然将它看作是延续，我依然希望它们能同时具备两只将其托升而起的翅膀：一只是具有惊讶感的想象，一只是让人回味的思考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