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飞

摘要：“朱子于经学中，我礼》特所重视。”①然朱子之重视礼学也，非徒重视其细碎制度之可以资之于口耳也，而重视其制度之所以为制度者之必本于天理也。故论学者读礼之方法，虽当以讲明礼中之仪文为先，却当以明乎礼中之义理为重。学者悦乎理义、不啻若刍豢之悦口，然后可以从事于践履之地，而自无身心扦格之患矣。

关键词：礼;天理;制度;读礼方法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1-0001-02

一、天理与制度

韩文公日：“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朱子亦每有“古礼于今实难行”之叹，至谓：“‘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於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然然朱子之注《论语》，则日：“礼者，天理之节文也。*礼，即理之节文也。”④如果礼本身就等同于天理在事事物物上的直接展现，如果圣人制礼就意味着对礼之为礼的意义的最大充实，那么后世学者发出类似“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之类的感叹似乎就成为了一件逾越本分的事情。然《礼记·经解》引孔子之言日：“礼之失，烦。”《礼记·郊特牲》：“陈其数，失其义，祝史之事也。”则对古礼可能会产生的一种“烦”，孔子似已不无察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礼制本身所可能带有的这种“烦”呢？

让我们试以《礼记·檀弓上》一语为例展开这个问题：

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郑康成注日：“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以左属阳、以右属阴，此几为周礼之通例。如《曲礼上）》“执禽者左首”，孔疏：“禽，鸟也。左，阳也：首亦阳也。”《内则》“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郑注：“左，阳。*右，阴也。”《少仪》“乘兵车：出先刃，入后刃;军尚左，卒尚右”，郑注：“左，阳也：阳主生。将军有庙胜之策，左将军为上，贵不败绩。卒尚右。右，阴也;阴主杀。卒之行伍以右为上，示有死志。”凡此类见于注疏者甚多。⑤

不过，我们可以问的是，在《檀弓上》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中，孔子之所以表扬门人弟子“嗜学”，就是因为门人弟子认识到了左，属阳、右属阴的道理吗？似乎不是，因为一开始门人弟子显然是会错了意，亦随孔子“拱而尚右”去了。因而，我们可以想像，倘若有一从未受过周公、孔子之教的文明，他们对于左、右的认识全部与中国相反，比如以左属阴、以右属阳之类，那么这个文明一定会被夫子视为野蛮的、一定会受到夫子诸如“披发左衽”（《论语·宪问》十八章）之类的讥讽吗？似乎也不是，因为即使对左、右的认识出现了和孔门弟子同样的偏差，不也仍然有机会获得同样的表扬如孔门弟子一般吗？要之，文明之所以为文明既不单纯地为一左、右之问题所决定，而夫子之所谓“披发左衽”，乃以“左衽”指示彼不知礼教之蛮夷，非谓凡左衽者必至于野蛮也。

因而，我们可以继续问，夫子之称赞“二三子之嗜学也”，究竟所为何事？他们看上去只是亦步亦趋地随夫子“拱而尚右”而已。如果我们拿《论语》中的一些章节来作对比，比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十四章），“二三子亦皆尚右”岂非近于“敏于事”乎？又如，“君子有九思”（《论语·季氏》十章），“三子亦皆尚右”岂非近于“视思明，听思聪”乎？如果我们把“敏于事而慎于言”“视思明，听思聪”认作是礼中之“天理”，左属阳、右属阴则可谓礼中之“制度”。“制度”中亦不可谓全没有道理在，但总归是可以随时变易的;@天理”则百世之所不可易者也。“敏于事而慎于言”“视思明，听思聪”虽然不可变易，然“敏”、“慎”“明”、“聪”却不是空悬在那里。比如，我们可以想像，倘若礼制中没有“左，阳”、右，阴”、吉尚左”、丧尚右”之类的规定，那么方行礼之时，人的手又该如何安置？《仲尼燕居》引孔子之言日：“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既不知所措手足而终须有所措手足，盖亦只能妄动妄为，其终必至于反失“敏”、慎”、明”、“聪”之义也。故知礼有依“制度”而立，以使“天理”之意义得以落实、使人好礼之情得以安顿的。

所谓“天理”，固百世之所不可易者也;所谓“制度”，左属阳、右属阴可谓“制度”，至于笾豆之事、器数之末，其中盖莫不有“制度”。以衣服之色彩言之，以青与白、赤与黑、玄与黄为缋次，以青与赤、赤与白、白与黑、黑与青为绣次，是则近于“制度”;然青、赤白、黑乃至一切色彩、切事物之井然有序而不紊，是则可谓“天理。”以食前之祭祀言之，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是则近于“制度”;然五脏六腑乃至一切用度、一切事物之从容有常而不亂，是则可谓“天理”。⑦

我们可以想像，即使是圣人制礼也不能将当时所通行诸如衣服、饮食、宫室、器物之制尽皆废除，盖亦在已有风俗的基础上加以损益，令其有常度而止。因此，即使是圣人制礼，盖亦完全避免“制度”的因素。然圣人之设立制度也，盖亦仅以其足以表现天理为止，本非欲于天理之外而另寻一番制度以为根本也。

二、执礼与考礼

然“制度”既立，有时却足以带来一种专门性、特定性的为学方式。如清人罗惇衍谓：

礼者，履也;礼者，体也。使人约其心于登降、揖让、进退、酬酢之间，目以处义、足以步目，考中度衷、昭明物则，以是观其容而知其心，即其敬惰以考其吉凶……代以上，典物俱存，服其服，则带、裳、櫸、舄之异等易明也;履其地，则堂、室、奥、阼之殊方易识也;接其人，则南向、北向、东面、西面之异位易辨也;举其器，则几、席、筐、篚、尊、俎、觚、觯之殊制易考也。故其时君子务察位称之义，而器数则有司存。三代以后，即郑君去古未远，而先王法物已罕有知者..其更历千载乎？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