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刚

我的第一张留声机唱片录制于1947年春天。我演唱的是弗朗兹.贝瓦尔德（Franz Berwald，1796-1868，瑞典作曲家）的歌剧《索利亚的埃斯特莱拉》（Estrelia de Soria）中的咏叹调。这个录音，由瑞典电台与广播交响乐团联合制作，斯滕·弗里克伯格（Sten FryKberg）指挥，当然是录在了78转的黑胶唱片上。我记得这首咏叹调原计划由另一位女高音英嘉桑德斯特罗姆（Inga Sundstrom）演唱，但她生病了。有机会录唱片，让我欣喜若狂。尽管当时我也病魔缠身，可丝毫不敢向外人透露一个字。

在旧城的一间小公寓里，我孑然一人躺在那儿发高烧，嗓子特别痛。几天的时间里，幾乎无法吞咽东西。我非常沮丧。但不知怎的，我从床上爬了起来，穿得很暖和，按时到达了音乐学院礼堂的录音现场。当时的情况我已记不太清，只记得斯滕·弗里克伯格非常有礼貌，非常友善。他一贯如此，是我们音乐生活中最爱戴、最想念的人。自此，就有了那张高难度咏叹调的唱片。

几天后，我回到我的医生那儿，告诉他我皮肤上的皮屑非常多，眼睛对光过敏。医生紧张得快要疯掉，立刻把我赶出了诊室。他认为我肯定被感染了，在我后面喊道，“我给你开了个硫酸盐的处方。你得了猩红热！”

除了另一张西克斯滕·埃尔林（Sixten Ehrling，1918-2005，瑞典指挥家）指挥的伊丽莎白咏叹调“可爱的大厅”（《汤豪舍》选曲）的78转唱片，我没有更多的前期留声机作品要记述。因为新技术——LP唱片，已经蓄势待发。音乐世界热切期待着整部歌剧可以录制在2到3张唱片上，而不是+几张78转唱片的那一天。与此同时，我已经为广播电台制作了好多种磁带录音，包括在汉堡、慕尼黑和科隆录制的那些。战后，电台广播变得非常受欢迎，成为欧洲音乐生活的焦点，因而广播录音对于歌手职业生涯的构建也同样重要。这段时间，我录制了一系列完整的歌剧、清唱剧和咏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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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歌手来说，更重要的是与国际知名的唱片公司合作。如果嗓音温润、音量适中，高音不显突兀，那就很适合在麦克风前演唱：如果不是一一像我这种情况的嗓音一一就有可能给音响工程师带来麻烦。我这种类型的戏剧女高音，拥有巨大的支撑力和宽阔的高音区，通常唱高音的时候要“后退三步”！可因为音量的降低，导致高音声部泛音缺失，本真的声音受到了损害。

对艺术家而言，更要紧的是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介质对嗓音的展现做出调整一一在录音棚表演出色最为重要。有些人录音的时候很难获得灵感。一位同行曾经说：“录音就像在早地游泳。”他非常想念在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激发其灵感的观众。还有一些艺术家在录音时，从未找到过好的状态。

我当然不属于这一类。歌剧舞台已经给予我很多精彩时光，但我一再调整自己去适应录音棚，即使在麦克风前感受到特殊压力也从未放弃过。站在隔音的房间，等候开始录音的指示绿灯亮起，有可能会非常紧张一一之后瞬间就要投入到歌剧场景激情相爱的氛围中。

我在录音棚的最初经历非常成功，这一点让我非常庆幸。对于录制唱片，我拥有正确的心态。这要归功于能力非凡的音乐总监沃尔特莱格（WalterLegge），国际唱片公司HMV古典唱片的制作人。与著名歌手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ElisabethSchwarzkopf）结婚后，莱格成为施瓦兹科普夫高标准的严师和学养丰厚的顾问。莱格不仅给我一份咏叹调和二重唱的专属合同，还向我保证在合同期内，录制瓦格纳整套《指环》中的所有三个布伦希尔德。这份合同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我非常高兴地签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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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张德语和意大利语咏叹调唱片1957年在伦敦录制。乐队由汉堡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利奥伯德·路德维希（Leopold Ludwig）指挥。第二张唱片，全部是德语咏叹调，由汉斯·瓦尔伯格（HansWalberg）指挥。

这些录音的最后工作完成后，莱格问我是否可以多待一天，再录两首贝多芬的歌曲，合作者是奥托·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克伦佩勒刚刚完成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录音，由来自斯德哥尔摩歌剧院，年轻有为的阿瑟·努尔莫·洛夫贝格（Aase Nordmo-Lovberg）担任女高音独唱。唱片上还有剩余空间，莱格认为我可以用贝多芬的其他作品来填补它。

我从来没有唱过这些歌，但那天晚上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利用。我马上开始练习这些歌曲，一直持续到早上。其中有一首歌描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孩梦想与恋人并肩作战，打败了敌人。

克伦佩勒由于中风，已经偏瘫，但他依然是指挥台上的狮王。他那众所周知的多情癖好并未有所收敛。排练时，他抬起手中的指挥棒，问我：“你结婚了吗？”当我做出肯定的回答后，他说：“那太遗憾了。”

于是排练开始，其间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直到我唱到这句歌词：“敌人正在退缩，我们向他们射击（德语schiessen）。”我唱成了：“敌人正在退缩，我们向他们拉屎（德语scheissen）”。伦敦爱乐乐团中讲德语的乐手们发出笑声，我尴尬地红着脸，不得不把这首歌再唱一遍。

之后，沃尔特·莱格说：“现在我弄明白了，为什么200年来瑞典没有卷入过一场战争，有谁会愿意与用这种弹药的对手交火呢？”

与莱格一起工作感觉很特别。他拥有一双难以置信的好耳朵，会给予我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他在音乐方面的方法技巧——我经常在施瓦茨科普夫那里体会到一一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等待录制《指环》的那些日子里，我还录制了一个二重唱专辑，合作者是令人敬畏的瓦格纳歌手汉斯·霍特（Hans Hotter）。我们一起表演了“女武神》中第三幕沃坦与布伦希尔德最后的二重唱，还有《漂泊的荷兰人》中森塔与荷兰人的唱段。这个录音获得了很好的反响，现在已经转制成CD。

对于计划中的《指环》录音，我开始等得不耐烦。我很快注意到这个计划困难重重。因为《指环》的录音时间已经错过，我请求莱格解除我的合约。我已经收到了DECCA公司的邀请，与乔恩·维克斯（JonVickers）合作录制“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以及《指环》中的三个布伦希尔德。但是莱格不愿意放弃我。我在圣雷莫度假期间，他露面了，努力说服我留在英国哥伦比亚公司，这是一家颇有声望的HMV姊妹公司。如果两家公司都能让我如愿，我本来会很愿意待在莱格这里，等待录制《指环》的合适机遇出现。但我感觉职业歌手的黄金阶段相对较短，我快要40岁了，希望很好地去利用自己有限的时间。《指环》录音没有如期进行，按照合同约定，我最终解除了合同，得到了赔偿。现在我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愿与任何人一起工作了。从那时起，我再没有签署过专属合同。这类专属合同其实是对艺术家自由的一种限制。

我在DECCA公司的第一张唱片是伊索尔德的“爱之死”，还有《特里斯坦》第一幕的场景，女中音格蕾丝霍夫曼（Grace Hoffman）扮演布兰根妮。除了美妙的嗓音，她还拥有另一种才能：可以一边阅读报纸的财经版，一边开嗓。

担任指挥的是瓦格纳作品大师，汉斯克纳佩布许。歌剧界称他为“克纳”。克纳不喜欢排练是出了名的，但他仅凭自己的个性，就可以激发音乐家，从而获得伟大的表演。克纳的演出，经常可以超越那些进行过很好排练的瓦格纳表演。

克纳全身心投入到我们的第一张唱片中。在录其他作品的那些日子，我们有时需要将特定场景重复录三到四遍。对于克纳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制作人成功的一番说服，获得了《特里斯坦》场景的重复。即便如此，显然克纳很生气。他从来不去控制室听回放，相反，他会不耐烦地在外面等候制作人通知他可以离开了。从这一点来看，克纳不是理想的录音指挥家。他喜欢歌剧院现场的惊涛骇浪，不喜欢在录音室里“游早泳”。

1959年夏天，我为美国RCA公司录制了《唐璜》和《图兰朵》。《唐璜》的录音地点在维也纳，我扮演唐娜安娜这个角色。《图兰朵》在罗马圣切西利亚学院录制。两款录音都由埃里希·莱因斯多夫（Erich Leinsdorf，1912-1993，美籍奥地利指挥家）指挥。莱因斯多夫曾经在托斯卡尼尼手下担任过声乐指导，是位很有经验、学识渊博的指挥家。莱因斯多夫从不放任自己的情绪，一切都在冷静的控制之下。此外，他的排练属于学院派，非常有趣，非常有教益。

我以非常兴奋的心情等候《图兰朵》的录音，心中充满期待。约西毕约林（Jussi Bjorling，1911～1960，瑞典男高音）第一次演唱卡拉夫，雷纳塔苔芭尔迪（Renata Tebaldi，1922～2004，意大利女高音）扮演柳儿。我特别钦佩苔芭尔迪，她拥有我听到过的最美的嗓音。我知道约西和苔芭尔迪都会像天使那样演唱，但录音时有件事情真的让我惊讶。我一直认定，人们前来录音时是在将角色完全掌握的前提下的，至少对乐谱要了然于心。也许仅仅是因为紧张，我不好说，但是苔芭尔迪的游移不定令人惊讶。除了指挥家，还需要两位声乐指导协助，她才能获得正确的音高，唱好节奏。但即便是这样，有时她还不得要领。由于这个原因，非常宝贵的录音时间都花在相对容易的段落上了。在其他歌手那里，产生出一种不耐烦的紧张气氛。幸好约西对自己的角色很了解。像往常一样，我很高兴能够将自己的声音与他的交融在一起。

罗马的炎热，特别是在录音棚里，几乎难以忍受。这里没有空调。在塞满了独唱歌手、合唱团以及乐队的房间里待上几小时，人们觉得那里几乎没有氧气。如今，在这样的条件下录音，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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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的计划，包括与约西及其夫人安娜丽莎（Anna Lisa）的再度相逢。DECCA将要录制索尔蒂指挥的《假面舞会》。约西特别要求由我演唱阿米莉亚，这让我非常高兴。由于与我在拜罗伊特排练时间的冲突，我无法在录音时段的一开始就赶到罗马。因此唱片公司决定，先录制毕约林与乌丽卡的扮演者朱丽叶塔西米奥纳多（Giulietta Simionato，1910-，意大利女中音）的场景。晚上回到拜罗伊特的宾馆，我接到电话，告诉我《假面舞会》录音取消了，我可以留在拜罗伊特。我要求与DECCA的制作人卡尔萧（John Culshaw）谈一谈，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约西在录音期间喝醉了，没有在音乐方面做好准备。

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让我觉得非常蹊跷。约西在音乐方面一贯状态良好。再加上安娜·丽莎在他身边，约西总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后来，我有机会与此间在罗马的DECCA官员聊天。他对这件事情有截然不同的描述：索尔蒂多次要求毕约林参与排练，但约西表示抗议，因为这里太热了。约西以前多次唱过这个角色，合作者是索尔蒂的老师托斯卡尼尼，他对这个角色的表演胸有成竹。在难熬的酷热当中，他想节省体力，以便在录音时发挥出最好水平。索尔蒂毫不退让，约西一再告诫索尔蒂：“回家好好研读你的管弦乐总谱吧，我了解自己的角色。”

“非常感谢。我要告诉你，这次录音结束了，”索尔蒂这样说着，一边猛地合上了乐谱。

这次事件不仅与高温有关，还与两位伟大艺术家阴晴不定的个性有关。据说，约西后来表示道歉，希望继续录音，但索尔蒂不依不饶。

两个月后，毕约林去世。《假面舞会》的录音在1962年重新启动，由卡尔洛·贝尔冈齐（CarloBergonzi，1924-2014，意大利男高音）担任了原先约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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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全本的《特里斯坦》录音在维也纳录制，索尔蒂指挥。我努力平息与DECCA以及约西相关的悲痛之事，让自己乐观面对当下的艰巨工作。我们都希望伟大的加拿大男高音乔恩·维克斯能够信守诺言，尝试录制特里斯坦，但他再次认为自己尚未做好准备。我们在一起演唱《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已经是14年前的事情了。记得我曾送给他一张伊索尔德的剧照，上面写着：“我等待着我的特里斯坦，就像圣经中的雅各布等待拉结，但这是值得的。”

DECCA无奈之下聘用了另一位男高音。这个人选最后落到了来自慕尼黑的弗里茨·乌尔（Fritz Uhl）身上，他是个出色的歌手，非常好的合作伙伴。这是他第一次扮演特里斯坦，却有着非常卓越的表现。库尔维纳由年轻的芬兰男中音汤姆·克劳斯（TomKrause）扮演，他刚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布兰根妮由美国女中音瑞吉娜·赖斯尼克（Regina Resnik）扮演，她是位非常聪慧的歌手，超一流的艺术家，还有很好的幽默感，经常可以缓解紧张气氛。阿诺德·米尔（Arnold van Mill）扮演马克王。

录制伊索尔德这样的高难度角色时，歌手需要制作人给予全力帮助和支持。我天真地认为，所有的制作人都像沃尔特·莱格那样能力超強。我真的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约翰·卡尔萧当时刚刚出道，自信心不足，显得有些，惶恐。他一直面带微笑，可这些笑容没有什么特殊含意。“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是他的常用评语。但是“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对于伊索尔德的录音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是多么想念沃尔德·莱格呀！

对于这个录音来说，乔治·索尔蒂是我们的避风港。他不会容忍任何耍大牌的事情，也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他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高，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曾有一些歌手拒绝为他演唱。至于我自己，我喜欢与他合作。只要老师把最好的东西展示给我，我就不反对被视为小学生。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索尔蒂在一起，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龃龉。他们之间所有的合作都是短暂的。当两种可燃元素相互作用时，爆炸是不可避免的。

《特里斯坦》录音的第一天，索尔蒂异常紧张。过了半小时，他浑身都湿透了。他一肚子的怒气，指挥的时候，我望着他，他把毛衣袖子卷到胳膊肘上，肚子和肚脐都露着，短裤也露出一大截，裤子几乎要落到膝盖上。他用力地抓住我的手腕，嘴里说着：“放松，比尔吉特一一放松”。一个星期后，我的手腕上仍然留着五个瘀青印。

索尔蒂陶醉在一波又一波的声浪当中，管弦乐队的演奏对他来说不够响亮。有段时间，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个特殊段落。我和赖斯尼克坐在舞台上，等待我们的进入。最终，乐队的声浪达到几乎无法忍受的音量，我和赖斯尼克一致同意在第七个大幅度的渐强时，从自己的椅子上跌落，就像被雷电击中一般。我们像两条死鱼一样躺在那儿，引起了一阵骚动一一哈哈笑的乐团完全站在我们这边。即便不合其意，索尔蒂也不得不加入笑声当中。经过这次紧张心情的释放，排练在相对轻松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就个人而言，索尔蒂是个非常友善、非常幽默的人。他是很好的组织者，我常被邀请到他在不同地方的住所中。对我和伯蒂尔来说，能接到英国查尔斯王子的邀请，来到白金汉宫，庆贺索尔蒂80岁生日，是一项特殊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