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因为要编辑一本客家民谣集成，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乡村寻找民间艺人。那时的我背着一个相机，口袋里揣着笔记本和录音笔，像个古董贩子走街串巷，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缠着一些老人刨根问底，我陪着他们吸烟、喝茶、讲古，想方设法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些我想要的东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闽西北的一个叫檀河的边远小镇上，发现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唱曲”的奇特的民间演唱形式，它的曲调抑扬顿挫又婉转押韵，与长声吆吆的客家山歌比起来更富有节奏和韵律感，听起来让人耳目一新。

当时天气已经很热了，小镇土堡外面石拱桥头的老樟树下每天晚上都坐满乘凉听古的人，早早会有人在河边烧起一堆熏蚊虫的辣蓼，一股浓浓的辛辣味儿就顺着檀河水飘荡。男人喜欢打赤膊，穿个大裤衩，女人则爱套件松松垮垮的对襟衫，只有小孩儿闲不住，排排坐在河岸边的麻石板上，将脚丫伸进水里，“扑通扑通”地踢起一河细碎的波纹。

那些会讲古的嘴皮溜，想象力也丰富，一些故事经过他们不断地演绎和添油加醋，会让人生出好多想象来。男人们边听边点上一根烟，咬在嘴上“吧唧吧唧”吸，眼睛却跟着那些摇着蒲扇的妇娘俚（女人们）骨碌碌地转，肆无忌惮地评论着哪家妇娘的嫣姑（乳房）大，哪家妇娘的嫣姑小，常常惹得一些妇娘挥着蒲扇上前来扑打。在嘻嘻哈哈的打闹中有些汉子就会趁机在妇娘晃晃荡荡的胸脯上抓上一把，妇娘嘴里骂着“你敢食我豆腐”，心里却麻酥酥得偷偷发笑。讲古的人这时就吸烟，就吃茶，等他们打闹完了继续讲。当然，讲古是要人听的，听的人越多，讲古的人就越起劲，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吸引人，有些也乏味，这时就会有人叫那个谁谁谁唱个曲来听，十有八九都会有人接茬。不过唱曲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多半唱不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檀河边第一次听到了高叔公唱的《讲古歌》：“讲古歌来讲古歌，问你讲古讲几多？一个子俚（孩子）十八岁，讨个妇娘八十多。高山顶上涨大水，坑头坑尾旱死禾。烂泥田里挖冬笋，火烧山上捡田螺。公公出世子安名，嫲嫲（奶奶）归亲孙打锣。灯芯拿来撬石板，鸭蛋捡来打铜锣。桅杆顶上撒泡尿，涨满九十九条河。上厅瞎子会写字，下厅哑巴唱山歌。昨日落来（生下来）小牛崽，今日重来三百多。今朝买来小鸡婆，明日生蛋两米箩。”高叔公唱得摇头晃脑，声音高低错落，节奏感极强。唱完，就会惹来许多笑声，那笑声顺着汤汤檀河水飘出老远。

高叔公年纪已经很大了，脑壳光溜溜的像个倒扣的蒲勺，但下巴上的白胡子却长得十分茂盛。高叔公唱曲时爱用竹烟管敲打着青石板打着节拍，他的烟管有一米多长，既可抽烟又可做拐杖，没事的时候，他爱拄着拐杖在老街上来来回回地走，烟管戳在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发出“笃笃”脆响。高叔公是大樟树下的常客，肚子里有数不清的故事，他会唱很多的曲。他告诉我，他唱的曲都是小时候跟朱癫子学来的。

我问他谁是朱癫子。

高叔公告诉我说，他小时候镇上有个瞎了一只眼瘸了一条腿的乞食佬叫朱癫子，抱着个竹筒一边唱曲一边要饭，他和一帮小孩子没事都喜欢跟在朱癫子屁股后面看热闹，听多了有些曲子就学会了。高叔公指了指坐在旁边的一帮老头老妪，你要不信，问问他们，他们大多能唱出一两首来。

在座的有些老人就张开干瘪的嘴嘻嘻嘿嘿笑起来，表示赞同高叔公的说法。

高叔公朝大樟树左侧指了指，原来这里有一个观音娘娘庙，庙不大，香火倒旺盛，可惜破“四旧”时被拆了，当时朱癫子就住在里面，没事的时候他就坐在这大树下拍竹筒唱曲儿。高叔公伸出两手比了比，他那竹筒有两尺多长，去了青皮上了桐油，筒口蒙着一层水牛皮。唱曲的时候，把竹筒夹在左腋下，另一只巴掌在牛皮面上有节奏地拍打，发出“嘣嘣”的声响，听起来像打鼓，又像弹棉花敲弦的声音。大家都没见过，谁也说不清那是个什么乐器。高叔公点了一锅烟，用力吸了一口，接着说，那年头，兵荒马乱的，逃荒要饭的人很多，先前的叫花子也有打竹板的，也有拉二胡的，像朱癫子这样拍着个竹筒唱曲的是头一个，大家都好稀奇，跑来听他唱曲的人好多。

你的意思，唱曲是朱癫子带到镇上来的？

那当然咯，在朱癫子没来之前，我们镇上的人是只唱山歌不唱曲的。

我原以为唱曲在镇上流传的历史应该会很悠久，但按高叔公这说法推算起来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0年，而且还是由一个乞丐传到镇上的，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很是惊讶。

其实也冇什么啦，说白了这曲就是乞食佬唱的要饭歌，除了像我这样的老家伙没事寻个乐子，现在年轻人谁还唱这寒酸的曲儿？不过呢，也忘得差不多了，等我这帮老家伙骨头敲了鼓，还真就失传了。高叔公这么对我说。

我恳请在座的老人再给我唱几首曲，想不到他们看到我拿出录音笔，都变得腼腆起来，你推我我推你，都不好意思唱了。有个老人说，你要收集这些曲子啊，最好去找妈三，他小时候跟朱癫子学过。

对啊，对啊，妈三还认了朱癫子做爷佬（干爹），拜过师的呢。

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问在哪里能找到妈三。

妈三住在土堡里，我猜你找他也冇用，他不会和你说什么的。想不到高叔公给我兜头泼了一盆冷水。看我一脸懵懂，高叔公又说，朱癫子当年把他爹毒死了，你说他心里哪解得开这样的结啊。

高叔公的话让我吓了一跳，你是说朱癫子把妈三的爹给毒死了？為什么？

鬼晓得啊，反正两个人都喝毒酒死了，我当时也有十来岁了，跟着大人跑去看，见两个人倒在地上缩成一团，像被打瘫的狗，脸上铁青铁青，嘴里冒着白沫，流出的血丝像毒蛇芯子，吓死人了。大家都说，谁叫马老七平日里爱跟朱癫子走得近？癫子就是癫子，惹不起，最终把命都送掉了吧？高叔公说完，叹了口气，摇摇头，补了一句，哦，马老七就是妈三的爹。

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去土堡里找到了妈三。

土堡在镇东北角的麻布岗，是几百年前村民为防匪患修建的方形大土堡。据说原来四周建有十几米的高墙，现在围墙早已圮毁了，但里面仍住着上百户人家。虽然有些老宅已经被拆，建起了钢筋水泥楼房，但那些古老的青砖大宅还随处可见，原先两街七巷的格局还在，陌生人进去一时还真找不到北。我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妈三住在最左侧扁担巷的尾巴头。我怀疑“妈三”这个发音有误，我觉得他应该叫“马三”，客家话里“马”的发音是第四声，音同“骂”，我猜测可能是那发音太硬，不好听，“妈三”好叫又柔软些。但给我指路的老人说他从小就叫妈三，没换过名儿。

我看见妈三的时候，他正坐在门口的一块麻石条上打瞌睡，耷拉着眼皮，间或朝上一翻，露出惨白的眼仁。妈三已经很老了，满脸麻子加上乌黑的老年斑，火燎过一般。当我说明来意，他瞪了我一眼骂道，你食饱冇朘事做啊？就再也不理我了。

妈三的态度果不出高叔公所料，这几年在收集民谣过程中我对吃闭门羹早已习以为常，所以也不是很在意别人对我的态度。我蹲在他面前，涎着脸皮给他敬了一根烟，他翻起眼皮犹豫了一下，接了，我赶紧凑上去给他点烟，他重重地吸了一口，一张老脸就笼罩在弥漫的烟雾里。过了好久，他叹了口气说，我是跟朱癫子学过唱曲，可我爹死后就不唱了。

那你还记得那些歌词吗？

说不记得是假的，只是怕唱。妈三抹了一下眼睛。

我知道我勾起了他心酸的往事，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妈三好像对我说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朱癫子是个好人，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啊，当年他和我爹好得紧，做啥就要毒死我爹呢？

我说，发癫的人干了什么事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要不他也不会自己也喝毒酒死了。

妈三摇了摇头，大家都说他是癫子，其实他一点都不癫，我总觉得这里面有别的原因。

妈三的话让我很吃惊，什么原因？

我就是觉得他们不会平白无故一起喝毒酒药死啊。你想啊，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为啥说死就死了呢？原来我也没多想，就是这一二十年来，人闲得慌，就会想过去的事，越想就越觉得不对劲儿。

难道你怀疑是别人毒死了他们两个？

这倒不是。妈三摇了摇头，我觉得我爹是朱癫子故意下药毒死的。

我说，他为什么要毒死你爹？没有理由啊，何况他自己也死了。

是啊，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妈三原本浑浊的眼睛变得愈发茫然起来。

我问妈三他爹和朱癫子是哪一年死的，妈三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好像是1950年吧，记得那时候镇上都在让大家献金献银捐飞机大炮打美国佬呢。

妈三的腿脚不便，脚趾骨节粗大如薯兜疙瘩，小腿上的青筋暴突得扭曲打结，像爬满蚯蚓。他说他痛风有几十年了，现在走路都得拄拐棍。

镇上的人说我命凶，克父克母，就连一个认作爷佬的朱癫子也不放过，前世也不知造了什么孽。我命不好我认了，可这些话揪我心啊。妈三的话充满了孤独与无奈。

那天我和妈三坐在小巷子里聊了好久，有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又从这头吹出去。当阳光从马头墙上退下去的时候，我和妈三达成一个交易，我帮助他寻找当年他爹和朱癫子死因的真相，而他必须将他会唱的曲全告诉我。

二

回到县城后，我就去档案馆，让工作人员帮我查一查是否有朱癫子毒酒案的资料。我想，虽然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但一下子死了两个人，当地政府应该也会查明情况，只要当时做出处理，就可能会留下记录。尽管我提供的线索十分有限，但工作人员依然在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帮我找到了当年那起毒酒案的相关调查与结案记录，这要得益于近些年档案馆实施的电子信息化建设，所有的档案资料目录都进行了编码录入。虽然不知道目录具体名称，但工作人员在电脑上输入“檀河、毒酒案”关键词后，电脑检索很快就跳出“檀河镇毒酒案调查记录及结案报告”的字样，工作人员根据目录提示很快就从档案库里找出一本卷宗，这是县公安局移存的1951年案件卷宗，封面用毛笔赫然写着：“檀河镇毒酒案调查记录及结案报告”。

我打开卷宗，里面是厚厚一叠用蓝色和黑色墨水写的资料，包括十几份案件调查的原始记录及结案报告，从纸张发黄得十分厉害来看，这资料移交给县档案馆也应该有好几十年了。因为资料比较多，我先翻看了结案报告，这份报告记录了1951年9月12日，檀河镇唱曲的朱癫子邀纸业社工人马老七到居住的观音庙里喝酒，精神有问题的朱癫子误将毒鼠药放进酒壶里，两人随后误喝毒酒身亡。经调查，朱癫子和马老七平时交好，多有走动，并没有过节，排除朱癫子蓄意谋害马老七的可能。

这应该是官方对当时发生在檀河镇的那起毒酒案最权威的结论，但没想到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当事人之一马老七的儿子竟然对这起早已定论的案件产生了怀疑。

那天，我在档案馆将那十几份调查原始记录仔细梳理了一遍，综合众人所述，我对朱癫子和马老七当年的个人信息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朱癫子，大名不详，精神失常，年龄45—50岁，身材瘦小，身高1.65米，右眼瞎，左腿残疾，住檀河镇石拱桥头观音庙，以唱曲乞讨为生，1935年夏自外乡乞讨至檀河镇落脚，孤寡一人。

马老七，檀河镇当地人，年龄39岁，1949年前曾在镇上干过民团，死前为镇纸业合作社工人，体格健壮，身高1.75米，家住檀河镇土堡扁担巷，丧妻，育有一儿名马三，15岁。很显然，这马三就是妈三，我之前的猜测没错，就是发音的缘故，马三被叫成了妈三。

根據一个名叫吴良材的人的询问笔录，毒酒案发生的前后经过大致是这样：那天中午，朱癫子拄着拐杖到吴良材的豆腐店里买了两块豆腐，又在隔壁的小卖铺里打了一壶隔冬酒。吴良材还想这朱癫子又不知给谁家唱曲得了工钱，要打牙祭了，问他他也不说，当时吴良材还骂了他一句癫子。过了一会儿，正在给豆腐游浆的吴良材就看到马老七手里托了一包卤味“啪嗒啪嗒”从门口过，吴良材问他去哪里，马老七说，朱癫子请我喝酒。吴良材当时还笑，朱癫子那么一个龌龊鬼，你也喝得下去。马老七就说，吴良材你可不能这么说，朱癫子人脏心不脏，再怎么说也是我儿子攀的爷佬。

吴良材当时也没怎么想，等到将豆腐脑上了枷，他就去檀河边挑水，路过观音庙时，不经意探头朝庙里看了看，顿时吓得差点翻个跟斗。只见马老七口吐白沫在地上打滚，而朱癫子瘫坐在椅子上，嘴角流出血来，看见吴良材，嘴巴咧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头一歪也栽倒在地。这一下可把吴良材吓得魂都没了，“咣当”丢了肩上那担水桶，撒腿就跑区公所报信。

虽然朱癫子和马老七在庙里如何饮酒的具体细节并无人知晓，但办案人员在喝剩的酒中发现了毒鼠药氰化钾的成分，一开始怀疑是一起谋杀案件，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可想来想去阶级敌人要搞破坏也不至于要去谋害一个一贫如洗的癫子。经过对包括小卖铺张寡妇等一些怀疑对象的询问调查，根本找不出他们有谋害朱癫子的动机。张寡妇甚至还承认那天朱癫子到她店里打酒时还买了一包毒鼠药，但这毒鼠药怎么会到了酒里她不知道。那时候乡下人用毒鼠药灭老鼠是十分正常的事，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办案人员经过综合分析，得出了是神经错乱的朱癫子误将老鼠药倒进了酒壶中，随后与马老七两人误喝了毒酒身亡的结论。这个结论有理有据，应该是很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在资料里找不到朱癫子要谋害马老七的任何蛛丝马迹，但为什么妈三会认为他爹是朱癫子故意毒死的呢？这让我感到很费解。

晚上，我就这个问题和我爷爷进行探讨。爷爷是个老公安，已经退休多年，除了腿脚不便，思路还很清晰。听了我的叙述，他问我，檀河镇流传下来的曲都是朱癫子传下来的？

我说是，镇上的老人都这么说。我翻开笔记本，把记录下来的高叔公唱的那首《讲古歌》拿给他看。

爷爷认真看了一会儿，又问，你确定这个也是朱癫子唱的？

我点了点头。

爷爷看着我说，从这些歌词的内容来看，能把矛盾对立的两面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演唱，说明他的思路十分清晰，不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可以做到的。

被爷爷这么一提醒，我顿时如梦初醒。是啊，一个癫子说话都颠三倒四，怎么可能会有如此清晰的思路？再说妈三也明确说过朱癫子一点都不癫。

当然，一首曲子说明不了问题，也不能排除朱癫子在没发癫以前向人学过，将这曲子留在记忆里。爷爷给我一个建议，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先了解清楚这个朱癫子到底癫不癫，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他流传下来的歌曲中去分析，看看他唱的曲会不会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要是不会，那么这个朱癫子就有可能不是一个癫子。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去毒死别人，其中一定有原因。

爷爷不愧是老公安，一下就给我指出了调查方向。果然，爷爷的这个推测我很快就在高叔公那得到了证实。

高叔公告诉我朱癫子唱起曲一点不像发癫的人，拍竹筒打节奏有模有样，还能现编现唱，看到什么唱什么，喜事他唱樂，丧事他唱悲，脑瓜活络得很。当时唱多了名气也大起来，镇上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唱，有吃有喝，东家有时还会封个把红包给他。

按高叔公这个说法，朱癫子思维应该是很正常的，不会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但高叔公又说，你要说他不癫，又常年一身破衣烂衫，满面胡子，头发长得像马鬃，龌龊死了，和癫子也没啥两样。

如果排除朱癫子不修边幅这个问题，朱癫子的思维应该是很正常甚至敏捷的，从他能现编现唱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那么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不大可能会把毒鼠药倒进要喝的酒里，把自己和朋友都给毒死的。妈三会不会就是从这个方面看出来朱癫子是故意毒死他爹的呢？

我觉得很有必要再去和妈三好好谈一谈。

三

“日头一出千条须，老妹上山割蕗基（冬茅）。蕗基割得多，家婆笑呵呵。蕗基割得少，骨头骂得倒。骂呀尽你骂，肚里想得化，只怨爹娘穷，要我格细（那么小）嫁。”妈三是在我一直要求下才答应唱曲的，这是妈三在他爹死后几十年第一次唱曲，他背靠着墙，曲调沙哑低沉，饱含沧桑。我看到一缕阳光打在他脸上，白晃晃的，和他那张黑漆漆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问他，这曲是朱癫子教你的吗？

他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我唱的曲全都是朱癫子教的，我不会编，他才会编，这曲名叫《割蕗基》，就是他看到镇上的妇娘俚上山割蕗基来引火做饭，编了教我唱的，我那时也就五六岁的样子。

很难相信，时过大半个世纪，妈三依旧能把朱癫子当年教他的曲唱得如此清楚。

我问妈三，你觉得一个看到什么就能唱什么的人会是癫子吗？

妈三看着我半天说，你也想到了？我就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才会想到他是故意毒死我爹的。

妈三这话让我觉得他其实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记得那么多曲，却单单唱了一曲《割蕗基》给我听，是不是想给我一点什么提示？我说，就算朱癫子不是癫子，但也不能排除他们真的是误喝毒酒死亡的啊。

但妈三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事发那天朱癫子去张寡妇的店铺里打了一壶酒，而且还买了一包毒鼠药，这说明朱癫子是有打算的。

朱癫子去买酒随便买一包毒鼠药这个很正常，并不能说他就有谋害你爹的动机。

妈三说，要是那包毒鼠药是朱癫子以前买的，他随手丢在哪里忘了，懵懵懂懂把它当成盐巴胡椒啥的不小心倒进酒里还有可能。可毒鼠药是朱癫子去买酒时一起买的，到他和我爹喝酒死去也就个把时辰，就算朱癫子真有神经也不会一下子就记不清那是一包毒药，是吧？

被妈三这么一说，我又觉得他的怀疑有些道理。

后来妈三向我回忆起他爹身亡那天遇到朱癫子的情景。按照他的说法，那天中午，妈三去山上割了一担蕗基回来，在老街上遇到给人家唱曲回来的朱癫子。朱癫子在熊大耳朵店里给妈三买了一块糯米糕，摸着妈三的脑袋说，妈三长大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后来，朱癫子看着妈三吃完糯米糕，就让妈三回去告诉马老七去庙里陪他喝酒。妈三的爹和朱癫子时不时都会凑在一起喝酒嘈天，这对妈三来说十分正常。所以妈三回家就和马老七说爷佬让他去喝酒。马老七让妈三自己把饭热了吃，就出门去找朱癫子了。

妈三才吃完饭，就看到很多人朝土堡外跑，说观音庙死人了。妈三当时也没想到那么多，就跟着那些看热闹的人往观音庙跑。到了庙门口就看到围着许多人，有人看见他就叫，妈三，妈三，你爹死了，你爷佬也死了。妈三说到这时有点气喘，我给他点了一支烟，他吸了两口才说，我当时就急了，死命往庙里钻，等钻进去一看，就见我爹和朱癫子都倒在地上，缩成一团。我吓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哇”的一声哭起来。很快我就被人拖出门了，不让我看，那个罗长子提着一把驳壳枪守在庙门口不让人进去，说是要保护现场，我记得他还朝天放了一枪，那些看热闹的人才不敢再往庙里挤。

我问罗长子是谁。

罗长子就是当时镇上的公安特派员，个子又高又瘦，大家都叫他罗长子。他整天屁股上吊着一把驳壳枪，骑着一辆单车，他来过我家找过我爹几回，我认得他。

我问，你那时没觉得你爹是被朱癫子故意毒死的？

我那时才十几岁，怕得要死，能晓得什么事？还是纸业社出人把我爹和朱癫子抬上山埋了。

我在大学里选修的是心理学，我知道精神病一般都会表现出情绪障碍、哭笑无常、自言自语、行为怪异、意志减退等知、情、意障碍，甚至出现妄想、幻觉、错觉和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形。但从朱癫子的表现来分析，他除了行为比较怪异，不修边幅，蓬头垢面外，并不存在这些症状。当然精神失常的人很复杂，有些并不能根据表象来判断。如果朱癫子真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和马老七都毒死呢？尽管妈三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却说不出具体的理由。

但妈三对他爹曾干过民团的事并不否认，他说他爹干民团是被逼的，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不1949年后人民政府也不可能会放过他。

我问，是谁逼你爹去干民团的？

李占邦啊，当时的民团团总。

在我家乡，大凡懂点历史的人对李占邦此人都略知一二。李占邦当时被称为“东霸天”，是个跺跺脚檀河都要抖幾抖的角色，还当过国大代表，曾上山为匪，后在“剿匪反霸”中被人民解放军活捉枪毙。

李占邦为什么要逼你爹去干民团？

妈三沉默了一会儿说，这话说来就长了，我爹原先是镇上大户“金钩大伯”李腾云家纸坊的长工。妈三指了指巷子斜对面一幢已经圮毁的深宅大院，那就是以前的李家大院。

我起身过去看了看，那大院门楼已经摇摇欲坠，残垣断壁上爬满墨绿色的藤蔓。从门口望进去，堂前荒草萋萋，天井里的小树都长得有钵头粗了。显然这大院已经很长时间没住人了。

以前可不是这样，他们是1949年走的，据说是去了香港。妈三将烟管在石板上磕了磕，“金钩大伯”有上千亩的竹山和好几个纸坊，在长汀的水东街还开了纸庄。他家大业大，人倒和气，过年时他会早早站在门口给我们这些左邻右舍的孩子发红包，年年都有。我记得他常年穿长袍马褂，戴着金丝镜，一副花白胡须垂到胸口前，吃饭喝茶都要用一副金钩勾住胡子挂在左右两边的耳朵上。

我爹人老实本分，不怎么说话，就知道一天到晚干活，隔个三两个月就得帮东家送土纸去长汀。有一次在竹篙岭被土匪劫了道，我爹急了，跑到长汀联系了一帮生意人把那伙土匪给捉了，出了大名，被李占邦看上，硬逼他去当了民团。

关于行商走客自发组织起来抓获竹篙岭劫道土匪一事我后来在民国版的县志看到，县志里称其为“保路事件”，有如是记载：“……从县城南门出水口，行80多里，与汀州交界有竹篙岭，山高林密，危崖千仞，为通往汀州的必经商道。时有匪首外号‘麻子精的邱子坤啸聚群匪，常在岭上打劫来往商贾，过往行商深受其害，多次联名上书请求县衙剿匪肃寇。无奈土匪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民团清剿几次，都无果而终。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有檀河镇马帮30多人运土纸往长汀，行至竹篙岭被土匪劫走骡马20多匹。马帮领队马老七遂至长汀联系常年往来此商道的行商走客200多人，自发组成保路队伍，上山剿匪除恶。时众人让十几个盐贩挑盐前行诱匪，土匪果然上当，下山抢夺，随即被随后赶到的数百持刀驮棒商客围殴活捉，绑缚押送县衙。一时百姓奔走相告，额手称庆，商道至此安宁。”

想不到老实巴交的马老七竟会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真让我刮目相看。

但妈三倒不这么认为，他说，老话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当时我爹就是担心丢了那么多骡马，回去没办法向“金钩大伯”交账。

我觉得妈三这话有一定道理，原来在竹篙岭上来往的商贩如一盘散沙，个个只求自保，多年来受尽了土匪的敲诈勒索，突然有人出来挑头，顿时义愤填膺，自然让马老七一呼百应。

县衙还奖了我爹十块大洋，回到镇上李占邦就让我爹去他手下干民团，还封我爹当小队长。镇上那些民团时常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我爹哪做得了那种事？不想干。可李占邦不让，说在檀河镇还没人敢在他面前说个不字。我爹是个老实人，不敢得罪李占邦，就只好干了。我那时有四五岁了，圩天的时候常看到我爹背着一杆老套筒领着两个团丁在街上管事儿，用现在的说法叫维持治安。其实他那老套筒连子弹都冇，就是吓唬人的，和烧火棍差不多。

我起身进屋给妈三倒了一碗水，妈三接过咕噜咕噜喝下去半碗，然后说，我爹当民团也没多长，大约就一年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李占邦把我爹抓了，关了个把月，出来后我爹就不干民团了，还是去纸坊做走厂佬。

李占邦为什么要抓你爹？他不是很看重你爹吗？我感到不解。

鬼晓得呀，李占邦那人喜怒无常，杀人就像捏只蚂蚁一样。

我只记得，我爹被关后，有一天夜里，李占邦带了一伙团丁跑到我家翻箱倒柜，拿着镢锄把家里挖得像犁过一般，连屋柱都用斧头劈过，也不知要找什么。折腾了半夜什么也没找到，李占邦才气呼呼带着人走了，临出门时还一脚把我家大门给踹了下来，吓得我直往我娘怀里钻。

李占邦是想在你家找什么东西？我十分惊讶。

我也不晓得啊，我家穷得叮当响，能有什么东西值得他这么狗寻屁啊！

你后来没有听你爹说过是什么原因吗？

反正说是民团丢了枪，怀疑我爹偷了，你说我爹枪都不会打，偷枪做什么？再说了，我那时还滴屎大（客家话，很小的意思），大人有事也不会和我说不是？

妈三的这个说法，我在高叔公的嘴里得到了证实。高叔公说他家以前也住在扁担巷，离妈三家就几十步路，他曾听他爹不止一次讲过，李占邦带人去妈三家找东西那天半夜，他二弟刚好要出生了，他爹去土堡外老街上请了接生婆来，路过妈三家时，听到屋里传出声响。他爹有点奇怪，趴在门缝上往里瞄，就看见李占邦正指挥一伙团丁打着火把在屋里用镢锄挖地。他爹吓了一跳，不知妈三家出了啥事，又怕被李占邦看见，拉着接生婆刚跑回家，他弟就生下来了，让接生婆捡了个大便宜。

高叔公说，我记得我二弟做满月那天，马老七才从牢里被放出来。当时我和一帮小伙伴在家门口捡没炸响的炮仗，就见一个人摇摇晃晃从巷口走进来。那人脸上煞白煞白，两个眼珠都窝进眼眶里去了，胡子拉拉杂杂足有寸把长，走路还拖着脚。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认，后来才发现是马老七。马老七在家养了两个多月才缓过劲来。他这人本来就不喜欢吱声，自那以后就更不说话了，大人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也不说，整天闷头干活，大家都说他像个“薯兜佬”（客家人说人傻、憨的意思）。

一连几天的晚上，我都在檀河边讲古的人群里扎堆，也许是被我挑起了头，老人们七嘴八舌说着马老七当年被李占邦抓的事，至于为什么被抓，多说是马老七偷了民团的枪，但谁也说不清真假，都说是当年听大人说的。毕竟马老七被抓时这些老人大多都还是穿开裆裤的小孩，现在能想起这事就很不容易了。

但我觉得马老七被抓的原因，偷枪的可能性不大，我想不出他要偷枪的任何理由。从李占邦半夜带人去马老七家掘地三尺来看倒很符合寻宝的特征，可为什么都没有人想到是这方面的原因呢？

当我把我的猜测说出来后，有些老人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可也有老人说，马老七要有宝，还会穷得叮当响，老婆病死了都冇钱医？

老人们各说各的理，争个不休。后來还是高叔公建议我去问问雷三宝，他告诉我说，雷三宝的爹雷先禄当年可是李占邦的红人，那个斫脑壳的当过民团的官，经常挎着把盒子枪跟着李占邦出东入西，说不定雷三宝会晓得些啥。

我问高叔公，你们应该都是同辈人，这么多年都没听雷三宝说过些什么吗？

那个驼背子打了一辈子单只（光棍），可能是因为他爹的缘故，基本不和我们来往，几十年都缩手缩脚，话都少说，斗倒的地主般。高叔公叹口气，以前被斗怕了，改不过来了。

第二天，高叔公的儿子村支书二奎带我在镇上的敬老院找到了雷三宝。雷三宝80多岁，是个驼背，看见我们显得十分拘谨，本来背就驼，和我们说话又点头哈腰，显得更加矮小。他告诉我，要感谢二奎书记，将他安置在敬老院，不愁吃不愁穿，连衣服都有人洗，啥也不要操心，这日子，就是过去的地主老财也没有这么舒适，真不敢嫌了。

二奎把我的来意说了，老人似乎不想说又不敢不说，犹豫了好久终于开了口。过去这么久了，说起来也不怕丑了，我爹当年在李占邦手下当过保安队队长，是李占邦的红人，做过好多倒灶绝烟的坏事，还死心塌地跟李占邦上山当土匪，后来被解放军捉住枪毙了，也算罪有应得。我记得镇上开公审大会，我爹和李占邦几个土匪被五花大绑站在老戏台上，台下的人不断往他们身上丢石头，扔狗屎。有多少年，我们一家都抬不起头来，这都是我爹造下的孽。

我说，你很恨你爹吧？

雷三宝有一会儿不说话，后来他说其实马老七根本就没有偷枪，他是藏了宝才被李占邦抓的。

我的心一跳，你怎么知道马老七藏了宝？

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原先想就烂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去，现在想一想，二奎书记待我这么好，要让我说点过去的事，我要不说，哪对得起他啊。按照雷三宝的说法，马老七被抓那年他有八九岁了，有天晚上，他和他娘正睡着，他爹一身泥猴子般回来了，让他娘给他烧水洗澡。当时他爹和他娘在外屋说话，他在里屋睡觉，听到他爹和他娘说跟李占邦去马老七家挖宝的事。

我爹告诉我娘，有人偷偷给李占邦送了信，说马老七帮红军挑过担，偷了一担银圆回来。李占邦就让我爹带了两个人把马老七抓了起来盘问，马老七说给红军挑过担是真的，可打死都不承认自己藏了银圆。有天夜里，李占邦就让我爹带几个亲信跟他到马老七的家里翻箱倒柜，把他家里都挖烂了，可没有挖出一个银圆来。当时李占邦还让我爹保守秘密，只对外说马老七偷了队里的枪，所以镇上传来传去都是马老七偷枪的事，没人晓得李占邦其实是在寻马老七藏的宝。

如果雷三宝说的是真的，那就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但银圆的来源却让我很吃惊。我问雷三宝，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向人提起过这件事吗？

雷三宝摇摇头，没有，我从来没和人说过，那时我还小，也不晓得这里面有什么瓜葛。后来，我爹又那个样子，我娘隔三岔五被拉去游街批斗，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喝碗水都得吹凉来喝，我哪敢乱说话？今天你们不问起，我都快忘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檀河边一家民宿的床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的家乡是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行军转战是家常便饭，雇请当地百姓运送物资也是十分平常的事，马老七给红军当过挑夫这不足为奇，可马老七要是真把红军的一担银圆给偷挑了回来，是性质十分恶劣的事情，为什么当时红军会没有追究呢？

后来，我把我的疑问在电话里和我的同学、县委党史研究室的专职研究员马煦说了，马煦认为我提供的信息十分重要。他告诉我，目前他们正在收集土地革命时期当地群众在财力物力上支援革命的有关资料，虽然他没看到有红军丢失银圆的记载，但对我提供的这个线索他们将进行深入的调查，找出事情的真相。

我当时觉得自己有一种移交任务后的如释重负。对于这方面历史事件的调查马煦比我专业，也是他们的责任，而我作为文化局的一名干部，完成收集民谣的任务才是我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就目前来说，我根本就没有找到朱癫子谋害马老七的证据，我不知该怎么向妈三解释。

四

让我很奇怪的是，当我见到妈三时，他并没有向我打听我的调查进展如何，却主动地唱了两首曲子给我听，一首叫《答答且，带老弟》：“答答且，带老弟，老弟哭，摘豆角，豆角没开花，老弟跌倒田崁下。”还有一首是《红鸟子，红辉辉》：“红鸟子，红辉辉，十八岁，要去归;冇红鞋，不上轿，冇唢呐，不拜堂;冇鸡腿，不食饭，冇花被，不上床。”

我发现妈三在唱的时候，原本浑浊的目光竟然变得清晰起来，脸上有了一抹光彩。妈三告诉我，这曲子是他小时候朱癫子拍着竹筒一个字一个字教他的，后来经过他的嘴，竟然在镇上流传起来，就是现在，一些老人在哄儿孙时都还会唱这两首曲子。

这两首曲子和上次妈三给我唱的《割蕗基》都类似于童谣，我觉得有点奇怪，问妈三，朱癫子都是教你唱这类的童谣吗？

妈三说，我那时还小，他就是有别的歌也不会教我唱啊。我觉得妈三说得也没错，朱癫子死的时候妈三也就十几岁，他从5岁起跟朱癫子学唱曲，不教他唱童谣还能教他唱什么呢？

我问妈三，朱癫子平时还唱些什么曲子？妈三说他唱的多了，有唱老戏的，什么《赵玉林》《走麦城》《秦琼卖马》都有，很长，我也记不住。还有就是给人唱红白喜事，说白了就是讨碗饭吃，也幸亏他有这才艺，要不早就饿死了。

我不知是不是该给他说说关于他爹与银圆的事，可我觉得这似乎和他怀疑朱癫子谋害他爹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了很有可能会徒增他的心理负担。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我一边在镇上收集民谣，一边侧面打听与朱癫子和马老七有关的一些事情，很奇怪的是，虽然也有人偶然提到朱癫子和马老七，但马老七与银圆的事却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似乎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一直到了那年秋天，我在檀河镇的民谣收集工作都没有很大的起色，由于我无法履行我的承诺，也就不敢向妈三提出要他提供曲子的事，这让我十分纠结，竟然有点害怕见到妈三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马煦的电话，说他有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

原来，当时县革命纪念馆因为扩建，原来的展览要改版，为此向全社会征集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文物和相关资料，短短几个月就征集到各类革命文物及各类资料上百件，其中有一份寄自广西的口述资料引起了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注意，觉得事关重大，遂把这份资料提供给党史研究室核实。这份资料是一位失散在广西的老红军口述，由他儿子整理出来的回忆资料。这位失散老红军姓曾，1934年10月从我家乡随部队出发长征，在湘江战役中因负伤失散，流落到广西灌阳的大山里隐姓埋名生活了一辈子。他在临死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自己曾经当过红军，并将过去的经历断断续续说了出来，但老人的回忆并不完整，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是个民办老师，就把他的这段口述给记录了下来。当在网上看到父亲的故乡向社会征集革命文物和资料的启事后，就找出这份保存了多年的记录重新整理了一遍寄到了县革命纪念馆。虽然这份口述史并不完整，但对党史部门来说却是极为珍贵的资料，所以马煦拿到这份口述史后如获至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里面提到的一起事件引起马煦的高度重视，认为和我提供给他的马老七与银圆的那件事似乎有关，于是火急火燎地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为了说明问题，我将相关内容原封不动转录下来：“……1934年10月6日，我所在的红三团接到往县城西部的凤凰山集结的命令。当时红三团驻守在据凤凰山200多里的檀河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和扩红工作，接到命令后，我们全团800多人启程往凤凰山开拔。当时我所在的二连负责全团的后勤补给运送，我是一排排长。为了运送物资，我们在檀河镇临时雇用了20多个挑夫。当时连长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负责两担银圆运送的保护工作。我自知责任重大，这是全团800多人的给养经费，不能有半点差错。为了保密，我将负责挑银圆的挑夫安插在挑夫队伍里，安排了两名战士暗中保护。这两名战士是我专门挑选出来的，一名党员一名团员，我要他们人在担在，决不能有半点闪失。第三天，我们赶到了凤凰山，我发现这里已经集结了上万红军。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两天，10月11日晚，我们团作为殿后的部队从凤凰山出发向于都集结。那天晚上，细雨绵绵，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保密，部队规定一个班只能打一个火把。下半夜时分，部队到达闽赣交界的蜈蚣岭，突然枪声大作，部隊受到敌人的袭击。当时因为月黑风高，队伍被切成几段打乱了，各自为战，边打边往岭下撤，部队伤亡了几十人。就在我清点运送的物资时，顿时大吃一惊，我发现43担军用物资只剩下38担，其中有一担是银圆。我将情况向连长汇报后，火速带领一个班战士回头去找，在蜈蚣岭上找到4担物资，还有被打死的4名挑夫和16名战士。经检查，唯独少了那担银圆和一名挑夫，负责暗中保护银圆的一名叫朱介如的战士也失踪了。这位朱介如还是一名班长，共产党员，我估计他们和那担银圆已经落入敌人之手，肯定凶多吉少，心里感到很痛心。由于情况紧急，担心敌人会再袭扰，我们草草将牺牲的战士和挑夫掩埋后，随后追上部队。当时丢失银圆的事自始至终只有团领导、连长和我知道，是绝密。后来我被撤职，但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被撤职的原因。我们团在湘江战役中基本牺牲，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活下来。我对当年没能保护好革命经费感到十分内疚，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

当我看到这个消息时大为震惊，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当年红军确实在蜈蚣岭丢失了一担银圆！它是否和马老七藏宝的故事有关？

马煦认为，有没有关联要看这担银圆有没有落入敌人之手。

我说，从这位失散老红军的回忆来看，当时他带人回去寻找时没有发现朱介如和挑夫，很有可能是他们和银圆一起被敌军俘获了。

可很奇怪，我总觉得这担丢失的银圆和马老七有关系。

为什么？

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马煦顿了顿，直觉有时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准。

我想了一下，檀河镇老人雷三宝确实说到过马老七给红军做过挑夫挑走一担银圆的事，但这并不能确定和红军在蜈蚣岭丢失的那担银圆有关系，何况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要知道二者有没有关系，那就必须弄清当年马老七到底有没有当过红军的挑夫，如果有，是什么时候。这个至关重要，只有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后面的调查才有意义。马煦这么说。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马老七当年给红军挑担的事在檀河镇并不是什么秘密，许多老人都知道。高叔公告诉我，那时给红军挑担的人很多，有的挑着挑着就跟红军走了，他爹当年和马老七就是一起去给红军挑担的。

我问高叔公，是否听他爹说过是哪一年的事？

那年红军走后就再也没回来，不久民团就打回来了。高叔公想了想，听我爹说，当时红军把什么都带上了，很多东西都绑在骡马上，还雇了好些挑夫，就是个大搬家呢。按高叔公这个说法，应该就是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那回。

我爹说，他们走了几天，有天夜里在一个山岭上还打了仗，当时子弹拖着火光到处飞，把我爹吓半死，趴在地上抱着脑壳不敢动。红军一边朝山上放枪，一边领着挑夫们往山下跑。后来又走了几天，到了于都，听我爹说，当时有些挑夫就跟红军走了，有些也回来了。我爹刚结婚不久，舍不得我娘，拿了两块银圆就回来了。那晚上死了几个挑夫，我爹还以为马老七被打死了，回来后才晓得马老七比他早几天回到家。马老七说他跑散了，担子也丢了，只好逃了回来。

如果高叔公说得没错，那么，基本可以确定马老七就是那一次给红军做挑夫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时马老七就是挑了银圆，也不能说明马老七把一担银圆给挑跑了，毕竟当时的马老七不可能知道他挑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退一万步说，就算马老七挑的是银圆，按他的说法，担子也丢了。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担银圆就有可能是落入了敌手。马煦分析说，当时枪声一响，挑夫们肯定害怕，可能会有人将担子一丢逃命。这些担子应该会丢在路上，不可能丢得太远。如果马老七的担子丢失在现场，当时红军回去找过，并没有发现。马老七要是没有挑走这担银圆，那就应该是落入了敌人手中。

但银圆落入敌手这个猜测很快就被马煦自己否认了。几天后他在县档案馆查阅到一份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县党部的档案，里面记录了当时长汀军阀吴月波带了400多人在蜈蚣岭伏击红军的经过。资料里说红军伤亡惨重，物资丢了一地，吴月波原想命令士兵下山抓俘虏抢物资，不料红军组织反击，吴月波只得下令撤走。

从这份资料来看，当时的敌人由于红军的英勇反击，并没有抓到红军俘虏和抢到物资，那么就可以排除那担银圆落入敌手的可能。对照广西那位失散老红军的回忆，那天晚上红军最后只丢失了一担银圆，失踪了一个挑夫。至此，基本可以断定，失踪的挑夫就是马老七，而他挑的就是那担丢失的银圆！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像马老七这样一个穷苦百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挑走一担的银圆？

自古贫穷起贼心的人比比皆是。马煦说。

可按常理说，马老七并不知道他挑的是银圆，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啊，如果是一些部队的军用物资，他挑走又有什么用呢？

也许他偶然发现挑的是银圆呢？马煦说完，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没有说服力，他沉思了一会儿，难道是朱介如和马老七合伙盗走了这担银圆？

我一听顿时吓了一跳，你这怀疑也太大胆了，如果说我们怀疑马老七偷走银圆还说得过去，可再扯上一个朱介如就有了污蔑之嫌，虽然朱介如自那天晚上失踪后大半个世纪没有任何音信，但他毕竟是一名红军战士。

我绝没有污蔑朱介如的意思。马煦说，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朱介如知道挑夫挑的是什么，一没被俘，二没牺牲，去向至今还是一个谜，不能不让我对他产生怀疑。

我不能否认马煦的怀疑没有道理，但我总觉得不能接受，朱介如当时是红军班长、共产党员，按理说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的。

当然，我这只是一个猜测而已，要证实我的猜测是对是错，必须先弄清两件事，一是银圆的下落，二是朱介如失踪的原因，只有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去探究朱介如和马老七到底有没有合谋分赃的可能。

被马煦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

五

按照高叔公的回忆，当年马老七和高叔公的爹说过，那天晚上在山岭上他跑散了，担子丢了，跑回了家。当然，我也明白，这是马老七的一面之词，并不能排除他说谎的可能。但时隔这么多年，要弄清那担银圆的下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方法也只能从马老七的生活轨迹上来寻找蛛丝马迹。

第二天，我和馬煦回到檀河镇，直接去敬老院找雷三宝。雷三宝接过我给他提去的一箱牛奶，千恩万谢，恨不得要把头都低到尘埃里。马煦让雷三宝再回忆一下他爹说过有人向李占邦告密马老七藏宝这件事。

老人很配合，说，我爹去马老七家挖宝回家后没几天，一天夜里喝得醉醺醺回家，要我娘给他煮两个红蛋吃，说要去去晦气。我娘问他，是不是又在外面做了什么缺德的事？我爹告诉我娘说他手下一个团丁当差时突然得暴病死了，李占邦让他带了几个人把那团丁弄上山埋了。雷三宝回忆，那天半夜他醒来，还听到他爹和他娘在床上嘀嘀咕咕，说那团丁可能是李占邦毒死的。我娘让我爹莫乱说，弄不好脑壳都要搬家。我爹就说头天那团丁偷偷告诉过他一件事，说是有一个晚上在李占邦家大门口站岗，因为多喝了两碗番薯粥，憋得急，就上了一趟茅厕，到天亮时发现大门的铜锁扣上塞了一张烧纸，那团丁觉得奇怪，就将纸条打开看了看。读过两年私塾，看见烧纸上用火屎（木炭）歪歪斜斜写着“马老七给红军挑担挑走一担银圆”的字样。他吓了一跳，连忙把那张烧纸折好送去给李占邦。李占邦问他看了纸条没，他一口咬定没看，可没想到才几天就死了。我爹说他去看了，那团丁脸发黑，嘴里吐着血丝，像是中毒死的，但李占邦说是被煞打着了。谁也不敢多说话，就草草把人装进白皮棺材抬上山埋了。

别看我爹干尽坏事，可对我娘还真是很好，有丁点屁事都会回来和我娘嘀咕，这就是老话说的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吧。但那晚我听到我爹千叮万嘱我娘，在外千万莫说漏嘴，要被李占邦晓得了那就死定了。我那时还小，但多少也晓得这利害关系，就闭着眼睛装睡，只当啥也没听到，老话说大人说事小孩捂耳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向李占邦告密的是谁？他为什么要向李占邦告密？他又是怎么知道马老七从红军部队挑走了一担银圆？

那天晚上，我和马煦坐在檀河上边的大樟树下，一直在探讨这些问题，我怎么都想不通，如果马老七真的挑走了一担银圆，应该做得十分隐秘，自古财不外露，他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怎么还会有人知道？

突然，马煦一拍大腿叫道，我想起一个人！

谁？

朱介如。

朱介如？我顿时惊得也跳了起来。

没错，这个告密者很有可能就是他，只有他才对这个事从头到尾有充分了解。为此，马煦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当朱介如知道自己秘密保护的是银圆后，见财起意，打起了银圆的主意，因此他悄悄和挑担的马老七合谋寻找机会把银圆盗走。正好那天晚上部队在蜈蚣岭遭到敌人袭击，两人随即趁机将一担银圆挑走。后来很有可能是因为分赃不均，朱介如将马老七藏宝的秘密透露给了李占邦，想借李占邦之手置马老七于死地……

等等。还没等马煦说完我就打断了他，我觉得马煦的推测存在明显的漏洞，如果是朱介如和马老七合谋盗走银圆，一般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分赃不均。你想想，朱介如是个当兵的，而马老七只是个老实巴交的老百姓，他没那个胆子敢多拿多占。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分赃不均，朱介如也不会过了几年才为了报复马老七向李占邦告密。随即，我在马煦推测的基础上重新做了一个假设：当得知自己秘密保护的是银圆后，财迷心窍的朱介如就在考虑如何将马老七挑的那担银圆窃为己有。正好那天晚上部队遭到敌人的袭击，朱介如就想趁机下手，可不承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打这担银圆主意的还有挑夫马老七。当朱介如发现银圆被马老七挑跑后，追到了檀河镇，找到马老七，提出分赃要求，但马老七否认自己挑走了银圆，遂引起了朱介如的不满。由于索财不成，朱介如抱着我得不到，你马老七也别想得到的心理，一怒之下，向李占邦告了密。

但马煦对我的这个假设也不满意，朱介如没有得到银圆，为什么过了几年才将马老七藏有银圆的事向李占邦告密？马煦认为这时间跨度太大，不符合常理。

对马煦的这个疑问，我认为很有可能朱介如在那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寻找马老七，直到后来才在檀河镇发现他。

马煦说我的解释根本说不通，因为当年红三团是从檀河镇出发的，马老七也是那次被雇请做挑夫的，朱介如不可能不知道马老七是檀河镇人。因此蜈蚣岭那场战斗后，他完全可以在几天内就追到檀河镇找到马老七。再说，如果朱介如真的要置马老七于死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根本不要借助李占邦的手。

被马煦这么一说，我也一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马煦想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思路再放开一些？看我有点不解，他说，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朱介如对付不了马老七。

什么原因？

假如朱介如受了伤呢？

被马煦这么一说，我顿时醍醐灌顶，对啊，如果是这样，那么马老七就更不可能和朱介如分赃，最后导致朱介如要借李占邦之手除掉马老七，出一口恶气。

没错，很有可能朱介如在镇上生活了几年，一直在和马老七讨价还价纠缠分赃的事，但都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出此下策。

那么，这个在檀河镇待了几年，又和马老七有交集的人会是谁？

朱癫子！我和马煦对视了一眼，几乎是异口同声叫了起来。

如果朱介如是朱癫子，那么他究竟经历过什么，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乞食佬？既然他是为财而来，为什么又会和马老七交往了十多年，最后又要和马老七饮酒身亡？

那天晚上，暗蓝的天空布满星星，有无数的萤火虫在河面上闪闪烁烁，让我分不清缓缓流淌的檀河水里到底哪是星星哪是萤火虫。望着月色笼罩下静谧而古老的小镇，我真想不到在那黛色的丛林下究竟还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六

朱癫子应该是红军走后的第二年夏天来镇上的。高叔公吸着旱烟管，这么对我说，我那时有五六岁的样子，天一热就喜欢和小伙伴跑到河里洗冷水澡。

高叔公用竹烟管朝檀河指了指，那时的河水比现在干净多了，一年四季都清凌凌的，像镜子般透明。到了傍晚，镇上的男人和小孩都喜欢到石拱桥下洗澡、泅水，满河都是白花花的人儿，像煮饺子一样，有胆大的还敢从桥上往河里扎猛子。我们这些小孩是不敢到深水里去的，只能在河两边的浅滩上打滚嬉闹。我记得朱癫子那天走到石拱桥上的时候，不知谁喊了声，癫子！一河的人都抬头看，就见桥上站着一个背着褡袋，拄着拐棍，瞎了一只眼，满面胡子的乞食佬。我们这些小孩就叫着癫子，癫子，还有人从河里摸起石头去扔他，那癫子就用拐棍在石板上戳得笃笃响，好吓人的样子。

我对高叔公的这个记忆有点怀疑，毕竟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他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千年记得臭狗屎呗。高叔公说，人老了，眼前的事一眨眼就忘，过去的事倒是越记越清楚，好像就在眼前一般。我还记得那天满天都是火烧云，红彤彤的，像着了火一般。

乘凉的一些老人也证实高叔公所说不假，他们还七嘴八舌说起朱癫子的一些事情。他们说那时民团正到处搜捕失散的红军和苏区干部，火烧坪的牌坊下隔三岔五就有人被杀头，有民团就怀疑朱癫子是掉队的红军，把他抓到区公所去审，可审来审去朱癫子都是对东答西说三不着两，后来就没人理他了。

老人们的这个说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问他们，朱癫子会不会真是失散的红军？

一个老人说，那也说不准，听上辈人说红军走后，留下不少伤病员藏在山里的老百姓家里养伤，后来大多都被民团找到给杀了，就算朱癫子是红军，他也不敢承认啊，那年头可都是要掉脑壳的事哦。

高叔公撇了撇嘴，朱癫子不可能是红军，像他那样的癫子都能当红军，那国民党反动派不都要捂着嘴笑？

我问高叔公，为什么会这么说？

高叔公用竹烟管在脚下戳了戳，你用脚后跟也想得到，那红军是什么人？都是神兵天将啊，国民党几十万人都围不住他们，像朱癫子那样的瞎眼瘸子神经病都能当红军，这不是笑话我们的红军都没人了吗？

我说也不能排除朱癫子是打仗受伤才变成那样的啊。

高叔公翻了我一眼，朱癫子的脚是被野猪夹子给夹断的，眼睛是被竹签子戳瞎的，还打仗受伤，哄鬼呢。

高叔公的话引起我的重视，我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

高叔公说，这有啥，这可是朱癫子自己说的，我们这些老人谁没听说过啊。

别的老人都说是这么回事，他们说朱癫子别的事都说记不起来，连叫啥名、老家在哪里都说不清，但对自己如何被戳瞎眼夹断腿的倒是说得有鼻子有眼，說多了，大伙也都知道了。

那时的山里人常年在山上安放捕兽夹、埋竹签捕捉山货是十分平常的事，如果朱癫子是因为这种原因受伤，再加上他是红军走后的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35年夏天来到镇上的，这和朱介如在蜈蚣岭失踪相差了大半年，时间上对不拢。难道是我们之前的猜测错了？朱癫子就是一个癫子，根本就不是什么朱介如？

但马煦不这么认为，他说时间上对不拢并不能排除朱癫子就不是朱介如。

你的意思是如果朱癫子就是朱介如的话，他很可能在蜈蚣岭那天晚上就受了伤？

对，因为受了伤，他躲到了什么地方养好了伤以后，才来到檀河镇找马老七。

可那天红军回去寻找，并没有发现朱介如。

蜈蚣岭山高林密，那天晚上又月黑风高，也许朱介如负伤昏迷在哪里没有被发现也不是没有可能。

按老人们的说法，朱癫子的伤是被山里人捕兽机关误伤的。

马煦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如果朱介如就是朱癫子的话，我们设身处地帮他想一想，当时反动民团到处在搜捕革命群众和失散红军，他不说他是被捕兽机关误伤，他怎么来解释他身上的伤？他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把自己装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癫子，才得以在檀河镇落脚下来。当然，也有可能朱癫子的伤就是被山里人捕兽机关误伤的。但这并不能排除朱癫子就不是朱介如啊。

我叹了口气，这个朱癫子人都成了这样，还念念不忘那担银圆，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

正因为这样，朱癫子对财宝的渴望会更加强烈。

尽管如此，但要确定朱癫子就是朱介如，并不能完全靠猜测。我非常清楚，不管我们的推理再怎么合情合理，也只能说明我们思维活跃而缜密，并不能作为我们论定的根据，毕竟最后所有的猜测和推理都得靠完整的证据来支撑。

马煦说，要确定朱癫子是不是朱介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两个人的长相做一个比较，看看是不是有相似之处。

对于朱癫子的基本信息我之前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已经做过一个梳理，但对朱介如就一无所知，而且广西那位失散老红军的口述史里面对朱介如的介绍也只有红军班长、共产党员，没有关于朱介如长相的记录。如果不知道朱介如的形象，我们就没办法将他和朱癫子作比对，那么就无法确认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毕竟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很难再找到证人。

办法总比困难多。马煦安慰我说，历史不管有多隐秘，都一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两天后，我和马煦踏上了去广西的路程。几经辗转，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灌阳很偏僻的一个畲族小山村里找到了那位失散老红军的家。老红军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去世，他那已经白发苍苍的儿子告诉我们，他父亲当年在湘江战役中负伤被打散后，被当地百姓所救，就此在这村里隐姓埋名生活了一辈子。当听到老人说起他父亲的种种往事时，我不免唏嘘不已。平心而论，对于湘江战役中失散红军的认定和统计是一个艰难的课题，绝大多数失散红军，因为身份的特殊而隐姓埋名，生活在比较隐蔽的山村之中。1949年后，因为怕背“逃兵”之名，怕担当政治风险，又找不到证人，大多数同样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加之外籍的关系，其个人和家属子女，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的歧视，他们也不便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不知道，当年我家乡有多少客家子弟参加红军踏上漫漫征途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有多少失散红军流落在湘江两岸度过了卑微的一生。

我们让老人帮我们回忆回忆他父亲说过的关于蜈蚣岭战斗的一些情况。

老人告诉我们，他父亲是个老实人，沉默寡言，小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当过红军，到后来才听村里的老人偶有提起，但他父亲都不置可否。到了卧病在床后，他父亲才断断续续和他说起以前一些参军打仗的事。老人出于好奇，就将他父亲的口述记录下来，陆陆续续记了几万字，但他父亲不久就去世了，许多事都还没说清楚。

老人说关于蜈蚣岭打仗的事他在口述史里已经做了记录，大致内容就是那样，好像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来了。但他告诉我们，和他爹当年一起保护银圆的那个叫朱介如的战士有个外号叫朱癫子。

啊？我和马煦都惊叫起来。

为什么叫朱癫子？我急忙问道。

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是我爹说到他时都叫他朱癫子，我觉得奇怪，就特别问是怎么回事。我爹说，这朱癫子是和他同一年参军的，是个孤儿，十多岁时就跟汀州师傅学唱曲蓬。后来还拉了个班，四处唱戏。红十二军入闽那年，他在街上听了红军的演讲，跟红军走了。为什么大家都会叫他朱癫子呢？那是因为他有空闲时经常会给战士们唱歌，当时战士们身上都带着一个盛饭饮水的竹筒，朱癫子唱歌时把个竹筒拍得“嘣嘣”响，逗得大伙哈哈笑，很搞笑的样子，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朱癫子。

你爹有没有说过这朱癫子长什么样？

老人想了很久，我爹那时病得很重了，回忆的那些事都是零零碎碎的，不连贯，还有些颠三倒四，往往说这件事时又会一下跳到别的事上，听得我一头雾水。好像，好像提过朱癫子人长得矮小，可一脸胡子拉拉杂杂，隔三岔五把一张脸刮得铁青铁青的，说话喜欢比手画脚，孙猴子般。

我问，为什么在你提供的口述史上没见到这些记录？

老人说这些我没记，我文化水平不高，就拣重要的事情记，朱癫子我也就记了他的大名叫朱介如。我爹死后，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说的一些事整理清楚。几个月前我把资料寄给你们时，还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说实话，有的我也记不清楚。

关于曲蓬，我曾做过专门的调查，在我家乡曲蓬亦称“地台”或“唱子班”，是以鼓手和乐工为主体，分行当演唱流行小调或传统戏曲的民间音乐组织。其特点是清唱，不化妆，乐器有唢呐、胡琴、三弦、小堂鼓、响板、单皮等，每逢年节，或遇喜丧，常应聘到场演唱。从老人的回忆来看，他说的朱癫子和檀河镇的朱癫子有十分相似的地方，都长得瘦小，都会唱歌，而且是满面胡子。直觉告诉我这个朱介如就是檀河镇的朱癫子，在那天晚上蜈蚣岭战斗中或者在后来别的什么地方受了伤，躲到某个地方把伤养好后，依旧惦记着那担银圆，追到了檀河镇，但最后并没有从马老七手上分到財宝，由于受伤成了残废，奈何不了马老七，就想借李占邦的手出一口恶气。但最后马老七却被李占邦放了，捡回一条命，朱介如随后只好在檀河镇苟且度过残生。

但马煦说有一点他没想通，这个朱介如到死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按理说他向李占邦告密差点让马老七丢了命，可马老七后来并没有记恨朱介如，两人平时还很交好，这好像有点不合情理。

在南昌那座英雄城市转乘动车的时候，我们决定把这件事一直追查下去，不管结局如何，都要找出应有的真相。

七

从广西回来后，我就去找妈三。我告诉他，事情的调查有了一些进展，但远比想象的复杂，其中牵涉到的一些问题不光是他认为的朱癫子谋害他父亲那么简单，有些问题还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实调查，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在还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彻底调查清楚之前，我无法把具体的内容告诉他，请他原谅。同时我希望妈三尽量帮我回忆一下朱癫子在檀河镇那些年的表现，越详细越好。我很清楚，在这个小镇上，如果还有人对朱癫子最为了解的话，应该就是非妈三莫属。

对我的说法妈三表示理解，但要和我说朱癫子的事，他说时隔这么多年也不知从何说起。后来我就说，你就从跟他学唱曲开始说吧。

妈三的浑浊的眼睛变得深邃起来，他主动向我要了一支烟，一口一口吸完，然后才说，听我娘说，我生下来时没日没夜地哭，我爹就请人写了夜哭郎表到处贴，可没用，我就是哭得冇消停。我爹娘没辙了，就抱着我去求菩萨，刚到观音庙正好就遇到朱癫子在那拍着竹筒唱曲，也奇怪，我一听就不哭了，还冲蓬头垢面的朱癫子咧嘴笑。我爹觉得我和朱癫子有缘，摆了一桌酒，三请四请把朱癫子拖到家来，给我认了爷佬。自从认了朱癫子做爷佬，我就不哭了，好带得很。我们客家人有个习惯，子俚不好带，就会去认个命贱的做爷佬什么的，有的还认石头、大树做爷佬的都有。人家都嫌朱癫子龌龊，可我不嫌，和他很亲，从5岁开始就跟他学唱曲，他教了我好多的曲子。

我让妈三回忆一下朱癫子除了唱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想了想，摇了摇头，除了龌龊，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我觉得他好像很喜欢别人都把他当癫子。

你爹也把他当癫子吗？

怎么说呢？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反正自从我认了朱癫子做爷佬，我爹就和朱癫子走得近，有时候也会给朱癫子送点米送点菜，朱癫子做饭烧的樵都是我爹挑去给他的。要不，他瘸着一条腿，上山斫樵的事肯定做不来。

我问妈三，你爹是什么时候被李占邦抓起来的？

妈三想了想，我那时有五六岁了，我记得那时老街上的老戏台上不时有从县城来的年轻人在那发传单，喊口号，叫大家不要当亡国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东洋人赶出去。区公所门口摆了一个一人多高的木头箱子，让大家捐钱打日本鬼子。

我当时算了一下，按妈三的年纪，那应该是1939年左右。

我记得那几年，朱癫子到了圩天，就早早坐在火烧坪的牌坊下唱曲讨钱，一天唱下来那喉咙就像鸭子吃了砻糠出不了声，讨来的钱他都倒进区公所门口的木头箱里。到了晚上，他会把一块烧得通红的火屎（木炭）夹到盛了清水的碗里。“嗤”的一声，火屎浸在水里冒起一股青烟，朱癫子就将那碗水“咕噜咕噜”喝了。我问他喝那个水有什么用，他说喝了喉咙就不会痛，声音也不会哑，很管用。

他有时晚上也会来和我爹坐，叫我爹也要捐钱，说不能当亡国奴什么的。我爹有一次被朱癫子说重了，咬着牙拿了一块银圆去捐，可朱癫子却骂我爹是守财奴，钱留着还能带去棺材里啊？我爹说他冇钱，那块银圆都还是挑担走厂省下来的。可朱癫子说他不相信我爹冇钱。我爹很生气，骂朱癫子说鬼话，天上又不会掉钱给他，有钱谁不会用啊，就你朱癫子积极，唱一天曲子又讨到多少个铜板？我记得那是我爹和朱癫子唯一吵过的一次架。朱癫子骂我爹还不如李占邦，有钱不用在正道上是要遭报应的。气得我爹把朱癫子赶出门。

朱癫子为什么说你爹不如李占邦？我感到奇怪。

那几年李占邦很积极，隔三岔五就在老戏台上举着一个话筒喊话，带头捐款捐物打日本人，受到上头的嘉奖，好像有一年还入选了什么国大代表。

妈三的这个回忆让我感到很困惑，如果朱介如当年是有预谋想谋夺红军经费，说明他早就丧失了革命信念，可为什么会四处讨钱去捐款打日本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马煦认为可以理解，不管朱介如之前有什么想法，但日本人打进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想法还是有的吧。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妈三的娘是怎么死的。

也许是我一下触到了妈三的痛处，他沉默了半晌说，朱癫子和我爹吵架完没多久我爹就被李占邦抓了，我娘就急疯了，连吐了几口血。后来我爹被放出来后，我娘的病就时好时坏，经常咳，咳着咳着就会吐出一大摊血来。

我爹为了攒钱给我娘治病，恨不得一分钱掰成几瓣使。除了走厂外，得空闲就随商贩挑盐米去永安，赚挑担工钱，当时省政府搬在永安啊。只要听到哪里有医有药，他就去尋。有一回他听说江西塘坊有一个会治疑难杂症的神医，就赶了去，等找到那个神医已是半下昼（半下午）。我爹背了一褡袋的草药，火急火燎就往回赶，走了大半夜，在离镇上还有40多里的猪肚嵊，遇到一只老虎。那老虎睁着铜铃般大的眼珠瞪着我爹，我爹那个吓啊，“哇”地大叫一声，就瘫倒在地上了。也是菩萨保佑，那老虎瞪着我爹看了一会儿，“嗷”地吼了一声，掉转身蹿上山去了。我爹回到家大病了一场，命都差点没了。可我娘的病却越来越坏，我爹就领着我跑到观音庙里求菩萨，跪在神龛下一下一下地磕头，将脑袋磕得响。

我娘是日本人投降那年去世的，当时我娘在田里割禾，割着割着就一头栽在地上，我爹抱着我娘就往镇里跑，还没跑到老街上我娘就断了气，我爹抱着我娘坐在街上哭，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爹那像杀老牛般的嗷嗷大哭声。

妈三说到这，我看见他死命抬起头来，不让眼泪掉出来。阳光大块大块打在他身上，我看见一些光影像水蒸气般在他头上晃动，然后他就静静地靠着墙坐着不说话了。我以前不理解老人晒太阳为何一坐就是半天，现在终于明白，对于他们来说，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往啊。

我问妈三，你和朱癫子相处了十几年，难道就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妈三抬起头不解地看我。

我说，你没觉得他可能是失散的红军吗？

马煦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马老七当年并没有挑回那担银圆，二是马老七在李占邦的威逼下为了活命将银圆交了出去。

那问题又来了，如果当年马老七没有挑回那担银圆，那么银圆去了哪里？

那也不能排除马老七丢失银圆的可能，不过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的可能性大一些。马煦说。

如果第二种可能性大，那又如何去证实马老七把银圆交给了李占邦了呢？

我突然想到了雷三宝，按他的说法，当年李占邦许多不可告人的事都是让他爹去干的。如果当年马老七真的交出了银圆，李占邦肯定是要让人去取的，毕竟那是一担银圆，起码也有六七十斤。雷三宝的爹是李占邦的亲信，应该就是合适的人选，这一点从李占邦让雷三宝的爹带人去马老七家掘地三尺就可以说明。但第二天我去找雷三宝打听这个问题时，雷三宝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他爹说过后来有再挖宝藏的事。这让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檀河镇已经很难找到答案。

马煦认为很有必要去档案馆查查李占邦这个人的老底，作为当时的国大代表，民国时期国民党县政府肯定会有他较为详细的资料，或许可以从他身上寻找一些线索。

果然，李占邦的资料在民国卷的档案里记载得比较齐全。李占邦是1940年担任国大代表的，这与他当年在檀河镇不遗余力筹粮筹款支援抗日前线有关，他曾变卖了数百亩上等好田支援前线。他的儿子是薛岳兵团的一名少校，1938年10月在武汉保卫战中战死，曾得到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我有点不理解，李占邦当年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红军北上后他屠杀了不少失散红军和革命群众，又上山为匪与人民为敌，可谓十恶不赦，为什么在抗战时期竟会有如此的民族大义、爱国情怀？

马煦说人性这东西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通的。国民党中有许多杰出的抗日将领，在解放战争中不也是和我们共产党拼得你死我活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信仰不同，各为其主罢了。

后来，我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李占邦被活捉后的审问记录中看到一份他的交代资料，他说他一辈子作恶多端，罪该万死，但他觉得唯一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就是在抗战时期想尽一切办法为前线筹集资金，总算做了一件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在这份交代材料上，李占邦还说到，为了募集款项，他曾采取过一些逼迫手段让老百姓捐款捐物，特别提到对纸农马老七严刑拷打逼交银圆的事，但马老七根本就没有银圆，最后只好把他放了。

从李占邦的交代材料来看，当年马老七并没有交给李占邦银圆，难道马老七当年没有得到那担银圆，他挑的担子真的丢在路上了？要真是这样的话，当年红军丢失的那担银圆去了哪里？朱介如追到镇上，在镇上装疯卖傻十多年又有什么意义？

我一时觉得十分迷茫。

八

也许，我们一开始的思路就错了。

我记得那天下午我和马煦坐在他家的阳台上，天空有片片白云飘过，楼下花圃里的菊花开得金黄灿烂。当我把我的困惑说给马煦听后，他思索了好久，突然这么对我说。

什么错了？我不解地问。

也许，朱介如根本没有预谋要盗走银圆，而是一直在追寻这担丢失的银圆。

你的意思是朱介如一直是在为部队寻找银圆的下落？

马煦点了点头。

那我问你，朱介如要是为部队寻找银圆，怎么部队会不知道？何况当时部队并没有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

这个不难解释，可能当时事情紧急，朱介如根本来不及汇报。马煦按他的思路做了这样一个推测：那天晚上，部队在蜈蚣岭被敌人袭击，队伍打散了，战士们各自为战，挑夫有的丢了担子，有的挑着担乱跑，马老七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慌不择路跑散了。当朱介如发现马老七不见了，顿时慌了，只有他知道马老七挑的是银圆，于是他在山上四处寻找。当时战斗很激烈，天又黑，为了逃命马老七把担子扔了，回到了檀河镇。而朱介如后来负了伤，被打瞎了一只眼，打断了一条腿，昏迷过去了，所以当部队派人回去寻找时，没有发现朱介如。等到朱介如从昏迷中苏醒，部队早走远了，朱介如就在某个地方疗伤，直到第二年，他伤好了。这时国民党早打回来了，白色恐怖笼罩全县，朱介如找不到部队，但想到自己身负的任務，他必须去寻回部队的银圆，所以他就一路追踪到了檀河镇。

马煦这个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朱介如找到了马老七，而马老七又交不出银圆，那两个人难道不会引起冲突？

我们能不能这么想，朱介如知道马老七，但马老七并不认识朱介如？

此话怎讲？

马老七是红军临时雇请来挑担的，朱介如应该对挑担的马老七有印象，因此他得以在檀河镇顺利找到马老七。而马老七很有可能不认识朱介如，毕竟当时那么多红军来来去去，要是没有多少交集，一般是不会留下什么印象的。

我对马煦的这个分析表示认同，正如我们乘车出行，谁又能记住当时和你在同一车厢的旅客？何况朱介如出现在檀河镇的时候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癫子形象，马老七对他就更没有在意了。

我说，朱介如的目的十分明确，他就是要去追回部队丢失的银圆，可为什么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癫子示人呢？

马煦说，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军很快就占领了全县，四处搜捕革命群众和失散红军，在那个时候，朱介如装成癫子，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当时朱介如虽然认定是马老七偷走了银圆，但他已经成了残废，面对身强力壮的马老七，朱介如没有能力对付他，心里肯定有顾忌。如果逼急了，马老七连部队的银圆都敢抢，难免不会对他这个残废下手。所以朱介如只能从长计议，利用自己癫子的身份开始对马老七暗中监视调查，想弄清马老七究竟把银圆藏在哪里。但几年过去了，朱介如没有从马老七身上发现任何藏宝的迹象。再后来全民抗战，大家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李占邦不遗余力，表现出色，让朱介如刮目相看。虽然朱介如脱离部队好几年，但他也应该多少了解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正因为如此，朱介如觉得这银圆虽然当年是红军的经费，但红军也早已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了，这钱用在抗日上也是适得其所。为了提醒马老七，他还故意用话去刺激马老七，想不到马老七油盐不进，这让朱介如十分气愤，认定马老七是冥顽不化不肯交出银圆。考虑到自己是个残废，对付不了马老七，朱介如就想利用李占邦逼出马老七藏的银圆，捐作抗日经费，所以就有了给李占邦告密的举动。

马煦分析说，从檀河镇雷三宝老人的回忆看，当年李占邦收到那张告密信是用木炭写在一张烧纸上的，你想啊，这烧紙一般都是用在寺庙里当纸钱烧的，这很符合朱癫子就地取材的行为，当时朱癫子应该就是用木炭在烧纸上写了告密信，悄悄夹在了李占邦的大门上。

李占邦那么聪明，你能想得到他，会想不到？他要是知道是朱癫子，难道不会找朱癫子打听？

也许是朱癫子太不起眼了，被李占邦忽视了。

几天后，我和马煦去了一趟蜈蚣岭。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蜈蚣岭依旧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我们站在山岭上，山风澎湃，松涛阵阵，似万马奔腾从我们头上滚过。

后来，我发挥想象，将大半个世纪前在这里发生的那场战斗向马煦重新演绎了一遍：山风呼啸，细雨迷蒙，蜈蚣岭上一片漆黑，不时有夜鸟发出“呱呱”的尖厉怪叫。山岭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把，红军部队在急行军，年富力壮的马老七挑着两个沉重的木箱和一伙挑夫走在行军队伍中。突然，枪声骤起，无数拽着火光的子弹从憧憧黑影的密林中射出，炸弹在红军队伍中爆炸，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山岭上顿时火光冲天。猝不及防的红军队伍人喊马嘶，不时有人中弹倒下，战士们一边朝密林中还击一边匆忙朝山下撤退，挑夫们有的丢了担子，有的慌不择路往树林里钻。朱介如伏在地上朝林中打了两枪，回头发现不见了马老七，急出一身冷汗，不顾一切在弹片横飞的山岭上四处寻找。借着枪弹的火光他看到一个身影挑着担子钻进树林，撒腿就朝那身影追去。突然，一颗炸弹在他身边“轰”的一声爆炸，他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朱介如应该是在那天晚上负了伤，要不然他会追上部队。马煦听了我的演绎，接过话说。

果然，当天晚上，我们在离蜈蚣岭七八里地一个叫老虎岽的小山村里了解到一件事情，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村里一个老人告诉我们，当年村里有个猎户在蜈蚣岭下救了一个红军，那红军腿被打断了，眼睛被竹签戳瞎了一个，背回来时血淋淋的，不省人事，到第三天才醒过来，后来那红军就在他家里养伤。

老人说，那红军的腿化了脓，伤口上可以看到白森森的骨头。那红军很下得了手，自己每天在嘴里咬根筷子挤脓汁，用一把小刀挖伤口上的烂肉，经常都把筷子咬碎，头上的冷汗像浇的水一般，每次清理完都虚脱了，坐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一直到了第二年天热，他的腿伤才好，可是脚瘸了，走路都得拄拐棍。再后来，那红军有一天不告而辞，再也没有回来。村里的人都说可能被民团捉住杀了头，那时民团到处抓失散红军，抓住就杀头，怕死人了。

老人说，他也是很小听村里老人说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要不是我们提起，这事早都不知忘到哪里去了，现在村里基本也没有人会再晓得这回事了。

我问，这些年你们村里有人在山上捡到过一些什么东西吗？比如枪支弹药或别的东西？我不好说出银圆的事，只能这样引导。

多年前我爹上山斫樵时捡到过一个锈成一坨的铁疙瘩，有人说是红军打仗时丢下的炸弹，我爹怕有危险，送到乡里的武装部上交了。倒是“文化大革命”时乡里在我们村后的奄香溪修小山塘时，有人在那里挖出好多银圆。当时民工不要命地抢，后来是公社派人来收缴，不过还有很多没有交出来。也不知是什么人丢在河里的，银圆上都是青铜斑，当时我也捡到两个，我是生产队队长，主动上交了。

可以断定，这些银圆应该就是当年红军遗失的那担银圆，当时马老七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里慌不择路走岔了，最后丢失了担子。

调查到了这里，可以说基本还原了过去那段历史真相，解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也理顺了朱癫子和马老七的关系。但我找不出朱癫子要谋害马老七的因果关系，我怀疑妈三坚持他爹被朱癫子故意谋害完全是一个老人的主观臆想，我认为朱癫子和马老七的死应该就是误喝毒酒身亡。

但马煦不这么认为，他问我，朱癫子和马老七死的时候是哪一年？

1951年，当时全国人民都在献金献银捐飞机大炮抗美援朝。

马老七被李占邦抓的时候是哪一年？

1939年，当时镇上也在募集抗日捐款。

马煦歪着脑袋看着我问，你从中没想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我想了想，都是全国上下踊跃捐款捐物抗击敌人。

没错，1939年，朱癫子想借李占邦之手逼迫马老七交出银圆支援前线做抗日军费，差点送了马老七的命。尽管马老七并没有得到那担银圆，但朱癫子从来没有放下对马老七的怀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利用自己认识马老七而马老七不认识自己的有利条件，一直在暗中打探那担银圆的下落，但都没有结果，为此心中一直纠结不已。到了抗美援朝，镇上的百姓献金献银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而此时的朱癫子已经没有任何的能力做出哪怕一丁点的贡献了。想到因为自己的失职丢失了革命经费，痛苦和负疚一直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以至于他会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坐在庙里拍打他的竹筒，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会明白他的痛苦和感受。他恨自己，也恨马老七，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对革命有罪的人，是个多余的人，这样苟且偷生地活着已经毫无意义，最后在极端愧疚的心情下失去再生活下去的信心，于是下毒毒死了自己和马老七。

我听了马煦的分析，很久没有说话，从心理学上来说，朱癫子这么做不是没有可能。但我还有一个疑问，朱癫子也就是朱介如在1949年前为了保护自己装成一个癫子可以理解，可到了1949年后，他为什么不能向人民政府公开自己曾经是红军的身份，而最终选择了和马老七同归于尽？

马煦分析说，朱癫子脱离部队十六七年，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癫子，他拿什么来证明，又有谁会相信？因为丢失了革命经费，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他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红军的勇气。另外，有一点可能你还不知道，当年要确认红军的身份，需两个团级以上干部证明，可是当年从我们家乡出发的红军，绝大多数在湘江战役牺牲，就算朱癫子说自己曾当过红军，也根本不可能找到人来证明他的身份。

事实真相基本厘清，我可以向妈三做出说明了，不管他听了会有什么反应，我都只能实话实说。可就在这个时候，妈三却去世了！

据村支书二奎说，重阳那天，按惯例村里给老人送些慰问品，他提了一桶油和一袋米，才走进巷子，远远就看见妈三和过去一样坐在门口晒太阳。秋阳灿烂，但妈三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还有黑色的脸庞，看上去就像一尊黑色的雕塑。二奎走到跟前叫了一声妈三叔，妈三没有应答，二奎又叫了两声，妈三还是没有反应。二奎就觉得有点不对劲，蹲下身一看，发现妈三眼睛半睁半闭，一动不动。二奎吓了一跳，伸手一摸，妈三全身都僵硬了，早就没气了。

让我非常吃惊的是，二奎告诉我，村里在帮妈三料理后事时，在他的饭桌上发现一本用土纸装订的小本和一只乌黑的竹筒。本子虫蛀斑斑，发黄发黑得十分厉害，应该保存了很长的时间。里面用毛笔歪歪斜斜记录着几十首歌谣，甚至有许多的谐音别字，要前后对照起来看才能明白句子的意思，这几十首歌谣除了一些童谣、生活类歌曲外，我发现还有几首红歌，除了前面听到妈三唱过的《韭菜开花一杆心》外，还有一首名字叫《十做草鞋送亲郎》的红歌，这首歌很长，我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一做草鞋鞋是新春，搦索铺底又动针，做起一双布草鞋，亲郎穿起当红军。二做草鞋又一双，千针万线走忙忙，不长不短正合脚，亲郎英勇妹风光。三做草鞋做双添，嘱咐亲郎心要坚，一心前方去打仗，莫把家中妹思量。四做草鞋布两重，红军穿起有威风，前方杀敌多英勇，哥哥立功妹光荣。五做草鞋送红军，个个穿了挺精神，着起草鞋打胜仗，前方喜报传频频。六做草鞋好漂亮，送給亲郎上前方，机智勇敢杀敌人，缴到枪炮用船装。七做草鞋细用心，红军穿起更有劲，坚决消灭反动派，反动头子要杀尽。八做草鞋好多双，双双草鞋送前方，哥哥打开平等路，妹妹翻身幸福厅。九做草鞋牢又牢，姐妹支前情绪高，豪绅地主无路走，白军民团哭号啕。十做草鞋真认真，针针线线连妹心，前方后方都一样，盼望红军得胜兵。”

尽管这些歌谣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捧着本子我的心情却变得十分复杂起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说话。我知道，当年的朱癫子也就是朱介如在檀河镇装疯卖傻生活了十六七年，为了隐藏自己他只能唱一些无关紧要的曲子，这些当年的扩红歌曲他只能记录在这本子上，也许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独自轻声吟唱，不敢让人知道，这是多么压抑，多么痛苦，多么悲伤，这重重纠结终于压垮了他，最后在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与马老七同归于尽来了结自己的生命，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结局。我抱起那个竹筒，擦去蒙在牛皮面的尘土，轻轻地拍了一下，竹筒发出极为柔和的“嘣”的一声。“嘣嘣”，我又拍了两下，竹筒里发出低沉的回响。接着我由轻到重、由慢到快，死命拍打起那只竹筒，顿时那“嘣嘣”的击打声如狂风骤雨又如万马奔腾，久久地在小巷上空回荡。

后来，我发现自己流泪了，擦都擦不干。

九

第二年春天，我编辑的客家民谣出版了，我特意去了一趟檀河镇。那时的河水已经开始涨起来了，迷蒙细雨的河面上水汽氤氲，一只打渔的竹筏从石拱桥下穿出，无数的雨燕掠着水面如箭般飞行，从石拱桥两边垂下的藤蔓有如历史一般悠长。

我站在桥上，将一本客家民谣一页一页地撕下来，又一页一页丢进河里。我的耳边响起“嘣嘣”拍打竹筒的声音，我听到抑扬顿挫的歌声随着汤汤檀河水飘向远方。

责任编辑 林东涵

作家简介

鸿琳，原名刘建军，1965年8月出生于福建宁化，祖籍长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篇小说选刊》《传记传奇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福建文学》《草原》《解放军文艺》等省内外报刊，出版过长篇小说《血师》《刘虎从军记》和长篇叙事散文《翠江谣》等。曾获福建省第二十七届优秀作品一等奖，福建省第七届百花文艺奖二等奖，福建省第八届百花文艺三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