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信

内容提要：取法的“精”与“博”是古代书论中经常谈及的问题。对清代书家曾国藩与康有为的学书取法观进行探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取法“专精”与“广博”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书法;取法;曾国藩;康有为

古人十分重視取法，“取法乎上”几乎是书家们的不二选择。无论学习何种书体，都应择上等墨迹或碑刻学之。而古人在取法“专精”还是“广博”的问题上，却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笔者试以曾国藩、康有为二人的学书取法观为例，阐述取法专精与广博之间的关系。

一、曾国藩：专学一家，乃宜长进

作为一代名臣，曾国藩在艺术上的成就往往被其事功的光芒掩盖。就书法而言，曾国藩的书法笔力雄健且个人风格强烈，在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书家中应属上乘。早年为应科举，曾国藩在书法上颇费了些力气，也因喜好书法而“苦思力索，几于困心衡虑”，但依然“胸中有字而手下无字”，直至老年才略通书道，使胸中之字达于腕下。

曾国藩认为自己作字迟迟无所成就，皆因未能坚持专师一家。他说：“作文作诗皆宜专学一家，乃易长进。”专学一家，方能深入。学其结体，得其笔意，早早稳定间架，立定规模;待间架稳定，书写风格便不会忽焉变换。曾国藩年过半百，书风尚不固定，每谈及此，他都深感惭愧：“余年已五十，而作书无一定之风格，屡有迁变，殊为可愧。”因未能深入学习一家，故而习柳似柳，遇欧变欧，总没有固定的面貌，也没有通篇一贯的气息。

曾国藩认为，初学写字有两事最为紧要，一是用笔，二是结体。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结体则须专学一家方能形成一定之风格。“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缺间架功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在给次子曾纪鸿指导临帖时，他建议曾纪鸿“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以求结体之稳、间架之固。

曾国藩不但认为学书应确定取法对象，并且认为，若无余力，学书不应四体并进，择一两种习之即可，“四体并习，恐将来不能一工”。谈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学习，他也认为，学艺不宜杂，“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他反思自己多年来于艺文未尝不用功却收效甚微，认为都是自己心有旁骛、学艺太杂的缘故：“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

二、康有为：遍临百碑，自成一体

清代帖学衰微，碑学随着考据学的兴起不断发展。朝野上下，推崇碑派者众，取法北碑者夥，至成同年间，碑学力压帖学，“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康有为推崇南北朝碑刻，认为“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下至干禄之体，亦无不兼存”。他对魏碑推崇尤甚，曾言：“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由此可见，南北朝碑刻是康有为心目中学书取法的上选，而魏碑更是上上之选。

与曾国藩不同，康有为主张学习书法最重要的是见多识广，取法广博。“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然北碑众多，经手过眼多少才算足够？康有为认为，碑刻千通或许太多，但百通之数不能再少：“握要以图之，择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书。然言百碑，其约至矣，不能复更少矣。”每碑通临旬月，花数年时间全数临过，辅以读书，待笔法纯熟、学养深厚之日，便能自成一家。

康有为认为专学一家、专学一碑一帖甚至某一碑帖中数十字的做法十分荒谬：“吾闻人能书者，辄言写欧写颜，不则言写某朝某碑。此真谬说，令天下人终身学书，而无所就者，此说误之也。至写欧则专写一本，写颜亦专写一本，欲以终身，此尤谬之尤谬。误天下学者，在此也。”

倾毕生之力学某一名家的一碑一帖，这种做法并不可取;耗费数年功夫学一碑一帖中的数十字的做法，更是荒谬。若行此道，将终身囿于这一家、这一碑一帖甚至数行字的章法结构中，无自成一家的可能。

三、精博相参。殊途同归

以上为曾、康二人力主之学书方法，但二人并非在“专精”与“广博”之间无所调和。如曾国藩，虽力主入门时专学一家，却并非要学者终生局限于某一书家或某一碑一帖。他自己也曾多次调整取法对象：“余老年始略解书法，而无一定规矩态度，乃归于一无所成。今定以间架师欧阳率更，而辅之以李北海;丰神师虞永兴，而辅之以黄山谷;用墨之松秀师徐季海所书之《朱巨川告身》，而辅之以赵子昂《天冠山》诸种，庶乎其为成体之书。”“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定以后楷书学虞、刘、李、王，取横势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书学张、欧、黄、郑，取直势以尽睨视之态，利在稍瘦。二者兼营并进，庶有归于一条鞭之时。”

以曾国藩之意，入门时专学一家，利于深入;待间架稍稳、规模立定之后，亦可博采兼收，以求融合之效。但其博采的程度相比康有为而言，依然是过于狭窄。同样，在“博采”的同时，康有为也并不完全排斥“专精”。他说：

“古之名家者，能遍临古碑，皆有一二僻碑，为其专意模仿，学之既深，亦有不能尽变者，其师法所自来，踪迹犹可探讨，学者因此而推之。”

由此可见，康氏认为“专精”应建立在“博采”的基础之上。先须百碑过眼，认真写遍，方可择其中一二偏爱之碑，学之入骨，得其神髓，变化其意，以期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无论是曾国藩的“先精后博”，还是康有为的“先博后精”，其意皆在处理好“手上功夫”和“眼界宽广”之间的关系，后学者不可不知。

约稿、责编：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