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元显（亻+隽）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甲骨文，又称为殷墟书契、契文、殷墟卜辞、龟甲文、甲骨刻辞等，1899年由清代学者王懿荣最早从中药“龙骨”中发现，最早出土于可南安阳。它是指商周两代刻写在龟甲和兽骨（牛骨、鹿骨、虎骨等）上的文字，是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象形、会意、形声、指事、假借、转注为结构基础形成的文字。

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提出了区分甲骨卜辞时代的10个断代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并根据这些标准，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随着甲骨不断被发掘，新材料不断增多，断代研究逐渐深化，陈梦家、李学勤等学者先后将殷墟卜辞分为宾组、师组、出组、何组、历组、无名组、黄组七个类别。大骤风卜辞、众人协田卜辞、御祭母庚卜辞即属于宾组卜辞。

一、大骤风卜骨

传河南安阳出土，初为罗振玉收藏，1959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至今。《殷墟书契菁华》五、《甲骨文合集》一三七著录。

卜骨长29.5厘米，宽16.7厘米。取牛肩胛骨磨制而成，反面右侧残存钻凿六处。正反两面契刻甲骨文卜辞七条，字体涂朱，正面残存91字，背面82字，属于甲骨文断代第一期殷商武丁时期宾组卜辞。上面记载了商代晚期，出现狂风、奴隶逃亡、“方”国入侵等社会生活场景。

正面卜辞四条：

这是一条关于商代气象灾害的重要资料，体现了商人对狂风给人们生活带来影响的重视，反映出人们在缺少自然科学知识和抵御能力的时代，对于狂风可能崮戎自然灾害，从而影响到农业收成的恐惧。见于商代卜辞关于天体气象变化的还有风、云、雨、电、雷、虹、雪和日、月、星辰等。

这是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前辞、问辞、占辞和验辞。

前辞，用于叙述占卜时间、地点和占卜者，即卜辞中的“癸丑卜，争贞”。大意是：癸丑这天占卜，史官争问。

这条卜辞刻写在甲骨上部，字体较小，卜辞残缺严重，卜辞两侧刻写“二告”“小告”，属于刻在兆侧的“兆辞”。

以上四条卜辞皆贞问一句中是否有灾祸，由此可见《礼记·表记》所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冲，先鬼而后礼”之一斑。从已发现的甲骨卜辞来看，当时的人们大都迷信鬼神，视万物皆有神灵，不管是作为“国家大事”的战争和祭祀，还是关系殷人生存的风雨气象、年岁收成，甚至是出入吉凶、疾病生育等都要卜问，并将验证结果记录于甲骨。古人的这一行为，也无意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

反面卜辞三条：

卜辞有残缺，大意是问有没有灾祸。商王看了卜兆说：有咎，有不祥的梦，将有灾祸来临。第七日己丑，果然自……发生了灾祸。敫戈化来报告，方届（征）伐了我们的边地……

卜辞有残缺，大意是：甲子日有灾祸来自东边……

二、众人协田卜骨

卜骨长14.7厘米，宽11.9厘米。正面残存15字。卜辞残存两条：

（二）……受年。

卜辞大意为商王下令让“众人”协力劳作，以得到好的收成。“众人”指平民或奴隶。

三、御祭母庚卜骨

御祭母庚卜骨长7厘米，宽2.4厘米。正面残存11字。卜辞残存3条：

（一）御于母庚。

（二）贞，御于母庚。

卜辞大意为反复占卜贞问，是否御祭母庚以求庇护。母庚，或指小乙配偶。

以上三块卜骨的内容分别涉及商代的气候、农业收成、战争、祭祀，在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也以书法风格雄伟劲健著称。其中的大骤风卜辞，以骨版大、字数多，更能体现同时期书法的艺术特征，成为近现代书法学习与创作取法的源泉之一。

首先，大骤风卜辞显示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化的文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它为汉字成为书法艺术“奠下了先决的条件”。

其次，大骤风卜辞为“刀笔文字”，呈现出雄伟劲健的艺术风格。

甲骨文自发现之初，研究者就注意到其书法形态的不同，刘鹗首次提出甲骨文乃“殷（商）人刀笔文字”嘲，董作宾则从书体上将商代甲骨文分为雄伟、谨饬、颓靡、劲峭和严整五期，并总结出各期不同的艺术特征：或雄伟劲健，结构匀称;或形体端庄，恪守成规;或草率随意，无拘无束;或刀法放逸，劲峭有力;或秀丽庄重，趋于严谨”。其中以雄伟期的甲骨文最能彰显书法之美。

大骤风卜辞行笔（刀）有序，虚实相生，是雄伟期甲骨文代表。契者已经注意到甲骨的纹理以纵式为主，故行笔（刀）时，先刻竖笔，竖画细长而刀刻痕浅;再刻横笔，横画粗短而刀刻痕深。即使是曲线，也行笔（刀）从容，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刀法犀利，故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平直劲挺、硬如铁线的特征。如潘主兰所分析的：“刀笔起处带有尖形，但不是十分尖利;收处多尖形，但不甚利尖者不多见。笔画中部，下刀略重，较起笔收笔略大些。其转笔衔接平衡，如天衣无缝，巧夺天工。”

郭沫若曾感叹：“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干载后人神往。”这种刀笔文字具有的书法美，也对近现代书法创作产生了影响。甲骨文研究大家王国维、董作宾、罗振玉、郭沫若皆擅甲骨文书法。罗振玉早年习大篆，中年见到殷墟甲骨文字，于是师去一变。他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成偶語，三日得百联，用毛笔笔法成功阐释了契刻刀法的意蕴，成为近现代书法史上精擅甲骨文书法的第一人。董作宾主张“书法只是美术品之一，不能够用学术立场加以限制……有些字须借用‘初文，有些字又须利用‘假借，有些字须只从‘一家之言”，提倡“旧瓶新酒”，“用古文字，作新篇章”。对于如何学习甲骨文书法，如何用毛笔表现刀刻的风格，又具有毛笔的笔意，王宇信认为：要用毛笔写出殷人刀笔文字的风格，需要体会殷人甲骨文字的冲韵和在甲骨上的篇章布局，只有先深入殷人“法帖”——拓片，再“出帖”，才能形成自己书法的风格和特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不论你如伺变化，总要规范在甲骨文原篆的形冲之上”。

再次，大骤风卜辞讲求章法，彰显契者的审美追求。

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说：“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钟、王、颜、柳”是指中国古代书法大家钟繇、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

由于甲骨卜辞多是记录商王占卜的结果，显示的是神的意旨，因此，契者在契刻卜辞时，内心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充满了对神的敬意以及对商王的敬畏。他们在契刻卜辞之前，就要考虑甲骨的合理使用，考虑通篇布局的和谐美观。比如大骤风卜骨的正面，契者自上而下刻画了两条竖线，将骨面均分成三个部分，每条依照字数的多少，分三至四行，或疏或密，完整、均匀地将卜辞契刻在预先分出的区域内，从而使通篇行距匀整，字体错落有致。

不仅如此，对于同一篇中的字，注重字与字之间轻重错落的关联;相同的字，则力求变化。如大骤风卜骨正面卜辞一和卜辞二，由于两条刻辞中的前辞与问辞皆有“贞，旬亡（囗+卜）（祸）”四字，契者将它们并排刻写在作为区域分割的竖线的左右，但在每个字的形态、笔画处理上加以变化。“贞”，字形大小一致，左边“贞”字竖笔，左长右短，右边“贞”字竖笔，左短右长，二字相互呼应;“旬”，姿态胖瘦各异，左边“旬”字，字形瘦长，笔画粗圆，第一个字在收处出了两个尖角，似乎是刻写者对第一笔刻写不满意而作的补笔。右边“旬”字，字形偏方，转角处作方折状;“亡”字，左边的“亡”字转角圆转流畅，字形第一笔外扩，右边的“亡”字转角折笔向内收，二字上下错落，收放自如;“（囗+卜）（祸）”字，左边的“卜”朝左，右边的“卜”朝右，二字高低错落分明，利用了“卜”字点画左右通借，使字形得以变化。其他如“乙”“人”“（女+壴）（艰）”字（大骤风卜骨局部），同字笔画皆有方折或圆转的变化，彰显了契者充满个性的审美追求。

通观大骤风卜辞，字形方正优美，结构匀称，书体雄伟，刀法刚劲，章法清晰，疏密错落变化，显示出武丁时期的文字“字里行间，充满了艺术的自由精神”，呈现了甲骨文作为书法篆刻作品的艺术特征，体现了汉民族“平和稳重”的美学原则和共同心理，堪称“以刀代笔”书法的典范作品。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