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恬

内容提要：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帖学虽未大衰弱，但碑学却在日渐兴盛。受此影响，许多文人士大夫参与了对金石书画的收藏、整理和研究，清代李宗瀚便是其中一位。李宗瀚凭借自己博学多识、殷实家境和敏锐的鉴赏眼光，聚敛了一批价值极高的善本碑帖拓本，其中所收藏的“临川四宝”最为著名。关键词：李宗瀚;临川四宝;收藏;孤本

李宗瀚（1769—1831），字北溟，一字公博，号春湖，斋号静娱室。江西临川人，寄籍广西桂林。李宗瀚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进士，历任湖南学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御史等职，官至工部侍郎。李宗瀚家学渊源，博览群书;政事之余，深愛书法，尤以行、楷书见长;喜聚书，嗜金石拓片，收奔尤富。李宗瀚以书法和收藏著称于乾嘉时期，是清代中期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和收藏家。李宗瀚的藏品之精，即使是置于整个清代也是能得到广泛承认的。

李宗瀚的书法成就离不开他对金石拓片的收藏和鉴赏。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李宗瀚在桂林榕湖南岸建“拓园”，所藏古碑拓片便存于此处，其中包括大量的珍贵善本碑帖、宋元名画、古砚等，其中最为闻名的“临川四宝”，包括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拓孤本、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宋拓孤本、唐褚遂良《孟法师碑》宋拓孤本以及唐魏栖梧《善才寺碑》宋拓孤本。这些，均为稀世版本。李联琇（1820—1879）在谈及其父亲李宗瀚的生平事迹时说道：

后得褚遂良《孟法师碑》，遂合《启法》《孔庙》《文荡》三碑都为一箧，世称“静娱室四宝”是也。谓之“宝”者，尝以“宝”字圆印印其端，几印“宝”字者皆绝无仅有，及人间有数之本。所藏名迹之印宝字者，不止四碑，以四碑皆正楷秘妙，故类而合之。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李宗瀚有一方“宝”字朱文圆印，凡印有“宝”字印章的碑帖拓本，价值都极其珍贵。由于李宗瀚祖籍为江西临川人，从他书法落款和印章便可知，他自称“临川李氏”，故后世称他收藏的碑帖拓本为“临川李氏藏本”。为了便于读者直观了解“临川四宝”版本情况，在此以下表形式呈现。

李宗瀚所收藏的“临川四宝”皆为楷书孤本善本碑帖，正如前文所言：“所藏名迹之印宝字者，不止四碑，以四碑皆正楷秘妙，故类而合之。”李宗瀚极其喜爱这四件珍宝，并将四件碑帖拓本合为一箧，世称为“临川四宝”。李宗瀚于公务之余，都会临摹赏玩，以此为乐，尤其归桂林养亲期间，时常在书斋“静娱室”观赏题跋“四宝”，故又称“静娱室四宝”。对于一些原石久佚而拓本仅存者，称为“孤本”，“临川四宝”皆为海内孤本，故书法价值极高。

“临川四宝”的流传于世，李宗瀚之孙李翊煌（1851—1919）是重要的角色。清末书法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曾在日记中记载道：

博孙招食蟹，因得观“静娱室四宝”，盖隋丁道护《启法寺》、唐虞世南《庙堂》、褚遂良《孟法师》、魏栖梧《善才寺》四碑也。天下奇珍，生平初觏，绝大眼福。

日记中所提到的“博孙”，就是李宗瀚之孙李翊煌，其字佩四，号博孙，为清末收藏家、鉴赏家。笔者在整理及查阅李宗瀚收藏的善本碑帖时，发现诸多碑帖拓本上都钤有“联琇嗣守”“翊煌嗣守”两方鉴藏印，由此可知，李宗瀚收藏的众多善本碑帖都递藏到后代李翊煌的手中。张謇得观“四宝”之后十分欣喜，并极力劝说李翊煌将“临川四宝”石印传世，对此事《申报》曾刊有一篇文《石印希世之宝》记载：

江西临川李春湖侍郎，以书法名海内，其鉴藏名人碑版既精且富，而尤著名者莫如“静娱室四宝”。“四宝”者唐拓虞世南《庙堂碑》、隋丁道护《启法寺碑》、褚遂良《孟法师碑》、宋拓魏栖梧《善才寺碑》也，皆楷法之极，则为海内孤本，临池家思一见而不可得者。自元以来，数百年间诸钜公题跋如林。国朝翁覃溪阁学详为考证，且《曾文正公日记》叹为希世之宝也。侍郎尝刻铭其箧，有“珍同拱璧，不出户庭”之语。故李氏子孙世世守之，未尝轻以示人。昨者，张季直孝廉薄游豫章，造侍郎之令孙博孙水部，幸获一见，诧为眼福，怂恿石印，流布当世。水部以铭语为辞，孝廉言觅精于石印者，赴章门印照，于先训亦自无违，水部许诺，惟工本浩繁，不得不为邀股之举。今已议定由鸿文局办理，用此奉白，想海内博雅工书之士读文正之书，慕侍郎之雅，必将争先快睹，不使希世之宝长什袭于故家缥帙中而末由共赏也……

据上文可知，李宗瀚旧藏“临川四宝”闻名于世，受到书法家、鉴藏家们的关注与喜爱，如翁方纲、龚自珍、阮元、曾国藩等人，皆在李宗瀚手中观得如此珍贵的碑帖拓本，并大加称赞。

综上所述，“临川四宝”的地位在中国书法上颇高，备受书法家、收藏家们的关注。同时，李宗瀚收藏的“临川四宝”及其他丰富的藏品，客观上对李宗瀚的书法学习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今这四件“孤本”虽已流入日本，但仍受到中国现代学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