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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浅论

2020-08-04武靖玲

青年生活 2020年14期
关键词:陈寅恪

武靖玲

摘要:本文以《元白诗笺证稿》为例,探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主要从“知人论世”的切入视角、“事必究底”的考证方式和“字必究源”的诠释方法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关键词:诗史互证;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的一种重要的文史研究方法,但这并非陈氏的首创,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存在着“以诗为史”的观点。后世学者不断进行各类讨论,至清代钱谦益初步确立了这一方法。而陈寅恪则是对“诗史互证”进一步研究并使其达到高峰的重要学者,《元白诗笺证稿》即是他成功运用这一方法的典范之作。

一、“知人论世”的切入视角

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要求将诗作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综合考察。而陈寅恪论诗,亦不是单纯从诗篇本身去研究,而是以文化視角关注文学,将诗歌放在整个时代文化环境背景下,综合分析影响诗歌发展的各种因素。

如陈寅恪在笺证元稹的悼亡诗及艳诗时,首先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习惯、元稹及元氏家族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当时社会风习对元稹的影响三方面来进行分析。陈先生指出,南北朝时,人品之高低均以仕宦、婚姻为评定标准,唐朝亦受这一风习的影响,“故婚仕之际,仍为士大夫一生成败得失之所关也。”元稹为高门之后,但早已门第衰微,于是便娶高门韦氏,以成就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贞元之时,藩镇势力相对均衡,德宗以文治来粉饰天下太平,民间社会在经历过乱离之后获得一丝喘息机会,便以纵情享乐为宗。由此,上下一体形成了崇尚文词,矜诩风流的社会习气。在这种社会风气和诱惑的影响下,元稹自然不可能始终保持忠贞,必定会融入这一股社会风流当中。因此其诗作中既有不少为亡妻韦氏而作的悼亡诗,又有为旧日情人崔莺莺所作的艳诗。陈寅恪客观地评价元稹说:“虽然,微之绝世之才士也。人品虽不足取,而文采有足多者焉。”可见,陈寅恪的“诗史互证”己超越对一个朝代的文学或具体作家作品狭义的文学史的笔证,而成为具有广阔视野的文化阐释。

二、“事必究底”的考证方式

在对具体诗篇内容进行研究时,陈寅恪对其中涉及的相关事件进行详细的考证,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最鲜明地表现在他对《长恨歌》一诗的注解上。

在笺证《长恨歌》一诗时,陈寅恪首先对太真入宫一事的始末进行了详细考证。陈寅恪先引用各类史料,证实武惠妃死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其次,陈先生又根据当时开元礼记载的典礼仪式,认为册妃、亲迎、同牢三种仪式间的时间间隔不会太长,从而否定了杨氏以处子之身入宫的说法。至于杨氏度女道士的时间,陈寅恪则根据正史小说推测当为开元二十八年。至此,太真入宫一事笺证完毕。

接着,陈寅恪又引史料及唐代诗文,对“赐浴华清池”实为玄宗疗疾之用,当在冬季或冬初寒冷之时;唐明皇于赴蜀途中制《雨淋铃》曲;“太真宫”的真实存在性及“太真”之名号;杨氏善舞霓裳舞之事实,一一加以考证。

最后,陈寅恪对诗中“七月七日长生殿”之事进行考证。关于这件事,陈寅恪先从时间上进行考量。陈先生查阅史书,发现玄宗临幸骊山温泉均在冬季春初,因此诗中所记之事于时间上不符合。其次,陈寅恪再从地点上进行考证。他援引相关史料证明华清宫的长生殿是祭祀神灵的斋宫,是不容许唐明皇与杨贵妃在此耳鬓厮磨、谈情说爱的。因此诗中所记之事实为一误。

至此,关于《长恨歌》中所涉及的相关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已大致呈现在人们面前。而陈寅恪所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那些重大事件,而是对诗中所及事件均一一加以考证,对事件的前后始末和相关人物均予以细致的分析。

三、“字必究源”的诠释方法

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而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陈寅恪就以深厚的文史功底,对元白诗中难解的字词、误解字词、浅解字词进行了透彻地考证与辨析。

如在《长恨歌》中,陈寅恪对“惊破霓裳羽衣曲”一句中的“破”字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关于“破”字,一般认为是中止、破散之意,用来形容慌乱之态,但陈寅恪却指出,“破”字不仅含有破散、破坏之意,同时又是一种乐舞术语,指乐曲的某个阶段,即白居易的《卧听法曲霓裳》诗所谓:“宛转柔声入破时”。经过陈寅恪的解释,“破”字的含义拨云见雾,诗人造语之妙愈见明晰。在这首诗,陈寅恪除了解释“破”字外,对“霓裳羽衣曲”的来源、特点,以及曲子、舞步的流传、失传过程同样也作了考证。在“六军不发无奈何”一句中,陈寅恪又引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玄宗杨贵妃传》中“既而四军不散”一条,说明“天子六军”是白居易沿袭旧说,实际唐制中应当为“天子四军”。

再如《琵琶引》“妆成每被秋娘妒”一句中的“秋娘”,民间多认为是指“杜秋娘”,但陈寅恪引白居易的其他诗篇及韦縠《江南逢萧九话长安妄游戏赠》一诗证明“秋娘”为长安城久负盛名的倡女。又如《读莺莺传》中,陈寅恪对“会真”一词作了详细考证。陈寅恪从该词的源流说起,指出“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后遂有“真诰”“真经”诸名。由此陈寅恪得出“真”与“仙”同义,“会真”即指遇仙或游仙。接着陈寅恪又从六朝尚谈仙女香兰的世缘说起,表明唐代“仙”已暗含女性的意思,后逐渐成为妖艳妇人、放荡道士的代称,甚至用来指娼妓,同时举出施肩吾《及第后夜访月仙子》《赠仙子》两首诗以作例证。经过陈先生的一番笺证,《莺莺传》又被称为《会真记》的原因豁然明朗。

中国传统学术自古就强调“文史不分家”,历史材料本身即是由文本所构成,这些文本就是文学作品的一部分;而文学作品的产生又离不开时代背景和历史的土壤,因此丰富的文史素养对于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关于“文史互证”的方法,尽管它并非陈寅恪独创,但他却使这一方法的运用达到了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我们通过对《元白诗笺证稿》的研读与分析,可以一窥陈寅恪“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以此来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着力点。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邓小军.谈以诗证史[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8).

[3]李冬梅等.论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J].沈阳大学学报,2007(4).

[4]沈桂登.“诗史互证”源流小考[J].大众文艺,2016(20).

[5]张业业. 陈寅恪“以诗证史”方法探讨[D].山东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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