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国诚

摘要：2013年，纽约大学艾米莉·阿普特教授出版了其著作《反世界文学：基于不可译理念》，出于一种“不可译”思维下的世界文学体系，阿普特重点关照了亚洲的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不可译;亚洲现代性;世界文学

在《反世界文学：基于不可译理念》中，阿普特敏锐地注意到近年来国际现代主义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促使人们需要新的文学史范式，以便将“亚洲现代性”提升为一个具备理论高度和文化特性的术语。的确，对于亚洲，人们越来越关注其现代性的多重帝国主义性，正如“东方学”所解读的那样。如今，在亚洲内部世界体系的背景下，西方现代主义继续作为文学技巧和流派的一个重要标准，但重点是西方形式如何使亚洲现代性重新定义现代主义。阿普特援引台湾中央研究院彭小妍的话，“当新感觉主义从欧洲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时，它引起的时间上、地域上的民族对现代主义的反思”，[1]即历史遗留的所谓“跨文化现代性”，因此基于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周期参数标准的根深蒂固被彭小妍视为比较文学史中一种时间框架的障碍，阿普特对此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她举例论证在20世纪早期美国和欧洲所进行的实验性写作，包括意识流叙事，自由诗体和多语言诗论，在这些进程涌动的同时，旧有的现代主义时间框架概念迫使亚洲现代性被分割出局至边緣地带，欧洲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配合着资本化、同质化的世界主义范式夺去了亚洲的民族主义与西方化、世界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个人主义与激进集体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文化现象进入世界文学讨论圈子的民主权利，这是一种迥异于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的思考路径却又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