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墓龙；神煞俑；唐五代

【摘要】墓龙是唐五代墓葬中神煞俑的一种，造型为双人首（或兽首）由拱起的蛇身连接。墓龙最早出现在唐高宗年间的河东道潞州地区（今山西长治），高宗至玄宗时期又在今河北、河南、湖南、辽宁等地有所分布，唐末五代时期则主要出现在江苏地区。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其他出土遗物可知，墓龙的出现和分布与人口的迁徙有密切关系。

墓龙为唐五代墓葬中神煞俑的一种，造型为双人首（或兽首）由拱起的蛇身连接，人面（兽面）相背，有发掘者称其为“双人首蛇身（龙身、兽身）俑”“兽面兽身怪俑”“双面蛇身俑”“镇墓兽“等，其中，称其为“镇墓兽”仅见于早期简报。

墓龙与地轴的形态相似，均为双人首或兽首共用一蛇身，所以二者常常被混淆，如河北清河孙建墓[1]、文安董满墓[2]出土的地轴就被误判为墓龙。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前室墓顶北侧发现的自铭“地轴”的画像[3]，确认了张勋燎、白彬等学者根据广东海康元墓刻砖上的“地轴”形象所作的推测，即地轴为双人首共一蛇身，蛇身平卧之明器[4]。墓龙则与之不同，蛇身是拱起的，沈睿文曾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对二者进行了考源和辨认[5]。本文选取的墓龙皆以张、白、沈三位学者的辨析为标准。

目前有关墓龙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神煞俑组合作整体研究，很少从墓龙自身出发。本文拟在对墓龙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使用人群和分布动因等相关问题。

一、墓龙的类型学研究

目前，共在唐五代墓葬中发现墓龙14件，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江苏、辽宁等地（表一）。多为陶质，仅有一件为木质。根据蛇身的形态和位置可分为三型。

A型6件。均为陶质，蛇身拱起呈“几”字形，不封闭。两端人兽或兽首均保留前半身，有颈，前肢较短，足作爪状。可根据两端形态分为三式。

Ⅰ式2件。两端为兽首，前后相背，头上有角，尖耳，昂首挺胸，无底座。均出土于山西长治。调露元年（679）王深墓出土墓龙，两眼圆睁，高鼻，双耳外翻，颈部较粗短，蛇身形态不甚规整，前爪及胸部着地伏卧。身施朱、白彩（图一，1）[6，7]。上元三年（676）王惠墓M1∶26，神态安详，颈部较长，蛇身形态规整，前爪著地支撑（图一，2）[8]51。

Ⅱ式2件。两端为人首，男性，左右相背，头戴尖顶风帽，上肢前伸，昂首挺胸。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出土墓龙，圆脸，突颊，浓眉，圆目怒睁，阔鼻上翻。上身穿衣。蛇身拱起不高，紧贴桥形底板，局部见红、黑彩痕迹（图一，3）[9]199。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M1出土墓龙，两侧有耳，长颈，前爪着地，匍匐于方形底座上。蛇身拱起高出两端人首（图一，4）[10]。

Ⅲ式2件。两端为昂起的龙首，左右相背，尖嘴张开，匍匐于底座上，身上阴刻羽毛纹，均出土于湖南长沙。黄土岭M024出土墓龙，仅存一端龙首，龙头高昂，头上有角，两侧有耳，怒目圆睁（图一，5）[11]。烈士陵园M004出土墓龙，头上有鬃毛，胎呈青灰色，质坚，无釉（图一，6）[12]145。

B型6件。蛇身向上拱起呈圆环状，两端于底部交缠后分别连接前后相背的人首。陶质，均有底座。根据两端人首性别，可分为两式。

Ⅰ式3件。两端人首为一男一女。怒发上扬与拱起的蛇身相连，昂首挺胸，上肢前伸，匍匐在底座上。河北元氏吕众墓出土墓龙，人面长圆，发丝顶端分叉呈勾云状。人面涂黑彩，其中一人首口涂朱[13]（图二，1）。河南巩义孝西村食品厂唐墓92HGSM1∶72，蛇身拱起部分残断（图二，2）[14]。河南巩义第二造纸厂1号唐墓出土墓龙，利爪卷曲。模制，胎呈白色偏浅红色，周身施红彩，多已脱落（图二，3）[15]248，[16]。

Ⅱ式3件。两端人首均为男性胡人，头戴风帽。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出土墓龙，两端人首高昂，胸部前挺，头歪向一侧，戴尖顶风帽，上肢向前伸出，匍匐在底座上（图二，4）[17]32。河北安国梨园唐墓98LYM4∶8，两端上身左倾，头戴尖顶风帽，双眉紧锁，二目圆睁，高鼻大嘴，嘴旁有酒窝，昂首挺胸，上肢前伸，伏卧于底座上（图二，5）[18]。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M1∶7，两端人首仅有头部，直接落于底座上，头戴风帽。面饰红彩，蛇身饰黑色条纹（图二，6）[19，20]。

C型2件。双人首由向下交叉成环状的蛇身连接，人面左右相背，均为男性，上肢已彻底不见。江苏南京南唐李璟墓出土墓龙，陶质，光头，面部丰满，直接以长条形蛇身为底座（图三，1）[21]74。江苏邗江蔡庄五代砖室墓出土墓龙，木质，人首头戴平顶风帽，蛇身下有长方形片状底座（图三，2）[22，23]。

二、墓龙的时空演变

根据墓龙的出土情况和型式划分（表一），可进一步研究墓龙在不同时期的形制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因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群年代为高宗至玄宗时期，跨度较大，且出土时遗物多被移出墓外，器物与墓葬的对应关系及每座墓葬的出土器物数量和组合不甚清晰，本文不对其进行讨论。

另外，湖南长沙牛角塘M1、黄土岭M024和烈士陵园M004均为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设有耳室和壁龛，随葬品有生肖俑、墓龙、人首鸟身俑等，在形制、随葬品方面都与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24]相似，而笔者经分析认为咸嘉湖唐墓的年代应为玄宗时期[25]，并非原报告所认为的初唐，故本文将出土墓龙的三座湖南长沙唐墓年代也列为为玄宗时期。

下面对墓龙的时空分布进行分析。

2.河北、河南地区

河北地区出土B型墓龙的元氏吕众墓、南和东贾郭唐墓、安国梨园唐墓98LYM4中不仅出现了山西地区的仪鱼、伏听，还出现了“地吞+人首鸟身俑”的组合，这一组合不见于山西地区唐墓，可能为地域特色。这些唐墓年代相近，其中吕众墓志显示为垂拱四年（688），其前后恰是武则天执掌政权时期，亦是“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工于为文的山东、江左之人）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之时[41]。河北地区出土神煞俑的墓葬集中在高宗末至武周期间，或与武则天在高宗后期积极参政，重用河北士人有一定关系。但因考古材料的欠缺，河北地区随葬墓龙等神煞俑的人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群的时代跨度为初唐至盛唐，同时出现山西、河北地区常见的神煞俑种类（仪鱼、伏听、地吞、地轴等）以及来自长安地区的十二生肖俑，说明此墓群墓主可能来源复杂。

河南巩义地区现公布有近60座唐墓资料，大多葬俗与两京地区基本一致，少见神煞俑。巩义第二造纸厂1号唐墓和孝西村食品厂92HGSM1却出现了与河北元氏吕众墓出土者相似的的BⅠ式墓龙，且其伴出的神煞俑种类与山西、河北地区相比简化了许多，有选择地使用了伏听或地吞随葬，均是河北地区常见种类，而仪鱼、人首鸟身俑等则不见[42]。故推测河南巩义发现墓龙的这两座唐墓与河北地区联系紧密，其墓主可能是河北地区向两京地区迁徙的士族。

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出现了河北地区的大士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渤海高氏等）向两京一带（河南府、京兆府）迁移的现象，绝大多数著房著支在“安史之乱”前完成了“新贯”[43]。如偃师神龙二年（706）崔沈墓志显示，其高祖为博陵安平的崔延伯，其父崔善操在隋任宋城令时全家已从博陵迁至宋城县（今河南商丘）定居，到神龙二年崔沈迁葬偃师时，其家族又由宋城迁往偃师[44]。洛阳景龙二年（708）李敬彝墓志则记载了赵郡李氏家族从河北赞皇向河南洛阳地区的迁徙[45]。崔沈与李敬彝均是从河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士族，同时其墓葬中均有神煞俑出土，故在一定程度上，河北、河南地區墓龙等神煞俑的组合特点和分布也是唐代士族中央化的具体表现。

3.辽宁、湖南地区

辽宁出土的唯一一件墓龙为BⅡ式，与河北、河南地区出土者形制相似，其伴出的神煞俑种类如仪鱼、伏听、人首鸟身俑等为河北地区多见。辽宁朝阳为唐代营州，境连边奥，地接戎藩，是唐王朝经营东北亚的重镇。贞观十九年（645）至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征伐高句丽，并开始以营州为中心建设防御体系，且一直延续到高宗时期。该地发现的较多唐高宗中后期的墓志都显示墓主多与唐王朝积极经营营州有关。如永隆二年（681）鲁善都墓志显示墓主鲁善都在贞观十九年（645）追随太宗征伐高句丽后定居柳城县（今辽宁朝阳）[46]。因同样原因定居此地的官员还有王德[47]、张狼[48]等。张狼墓中随葬有河北地区常见的地轴、仪鱼等神煞俑，说明张狼可能把原河北地区的葬俗带到了营州。武周时期，因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营州陷于契丹[49]，导致这一时期营州唐人墓葬和神煞俑的缺失。直到开元十一年（723），为了防备奚、契丹、突厥第二汗国和渤海国等，稳固大唐统治，又有一批官员定居在此，出土BⅡ式墓龙的辽宁朝阳黄河路唐墓墓主可能也与唐王朝经营营州有关。

湖南长沙有三座唐墓出土墓龙，其基本形制与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出土的AⅡ式墓龙相似，其中牛角塘唐墓M1更多地保留了河北地区墓龙的特征，而黄土岭M024和烈士陵园M004所出者两端非人首而是龙首，自成风格。长沙唐墓亦出土与河北地区形制相近的人首鸟身俑和源自长安地区的生肖俑等，可能是结合山西、河北、两京地区丧葬元素而形成的新的组合形式，但因墓葬保存状况不同，伴出的神煞俑种类和数量略有差别。如前文所说，出土墓龙的三座长沙唐墓年代均与咸嘉湖唐墓相同，为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而后者墓主的身份是五品以上官吏，故可推测出土墓龙的三座长沙唐墓的墓主也为此种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湖南、辽宁等地出土墓龙的墓葬中均伴出兽首人身的生肖俑。生肖俑一般出现在军事系统官员或内侍人员的墓中[25]，可进一步说明这些墓的墓主人极有可能来自河北地区，或与其关系密切，且是具有一定军事身份的五品以上官员，他们因千里游宦而至长沙、朝阳等地，也将原河北地区的葬俗带到任职地。

4.江苏地区

江苏地区出土墓龙的两座墓，分别为邗江蔡庄南吴太祖杨行密长女、睿帝杨溥之姊寻阳长公主墓与南京南唐国主李璟（916—961）墓，墓主身份均明确且显赫。邗江曾是五代南吴政权的都城，其开国君主杨行密曾戍守朔方，有在北方生活的经历[50]841；南京是南唐政权都城，其国主李璟家族祖籍徐州[50]861，且李璟之父李昪钦陵中出土的地轴形制与山西地区出土者相似（笔者文章《北朝至宋代墓葬出土地轴的考古学研究》，《四川文物》待刊），故杨、李二人均有机会了解北方葬俗，墓龙等神煞俑出现在邗江和南京应与统治者将北方葬俗带到当地有关。两墓伴出的其他神煞俑种类丰富，有山西、河北等地常见的伏听、仪鱼等，也有长安地区常见的生肖俑。出现这种形制和组合上的叠加现象可能与墓葬年代较晚有关，也可能与墓主人身分较高有关。

综上所述，墓龙由汉画像石上的双头龙形象演化而来，可能是在北魏时随青齐地区人口迁徙而被带入山西、河北地区。唐高宗至玄宗时期，随着河北士人向两京地区迁徙，墓龙在河南巩义地区出现。盛唐以前，出土墓龙的墓葬并无严格的等级，在墓葬中随葬神煞俑只是北方地区葬俗的一种。后来随着祖籍河东、河北人士的宦游奔波，墓龙出现在湖南长沙、辽宁朝阳地区的唐墓中，墓主人身份多是与中央政权联系紧密的五品以上官吏。唐末五代时期，随着一些有在北方生活经历的人到南方建立政权，墓龙等神煞俑也被带到江苏一带，随葬在身份较高的人的墓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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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畅；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