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燕

在一股推倒雕像、焚烧国旗的“清算历史”大潮中，美国迎来了7月4日独立日庆典。特朗普接连于“总统山”和华盛顿发表演讲抨击“激进左派”，拜登则宣布自己不会举行大型竞选集会，以免加剧正迅猛传播的疫情。

就这两位候选人在当前乱局中的站位、美国的种族主义痼疾和全球声望等问题，笔者采访了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贝鲁兹·伽玛瑞（Behrooz Ghamari）。他的社会学家的格局和视野，让我们从那个吵吵嚷嚷的现场后退一步，看到了一个跟大家平常想象的不太一样的美国。

奥巴马、特朗普、桑德斯的共性

南风窗：美国的人民可以选出来一个黑人总统，这个总统风趣幽默，谦逊有礼，承诺要弥合这个国家的创伤。这个国家的人民还可以选出来一个商人总统，这个总统永远在推卸责任，要么怪中国，要么怪移民，要么怪媒体，被批评是在撕裂这个国家。如何理解这样的矛盾？

贝鲁兹：奥巴马和特朗普看起来好像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共性，这个共性可以帮助你理解，为什么之前给奥巴马投票的人也会投票给特朗普。

在奥巴马竞选期间，选民已经表现出了他们对整个体制的不满。奥巴马竞选时的口号是“希望”和“改变”，这样的口号本身就是反对现有体制的。奥巴马也有意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反对现有体制的候选人。他的确是一个外来者，他原本只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并非来自传统的政治核心区域华盛顿，他还是一个黑人，属于少数族裔。

和奥巴马一样，特朗普也把自己包装为一个反对现有体制的外来者。他原来是一个商人，一个电视明星。外来者的身份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投票给奥巴马和特朗普的人，其实都是在呼吁一种由外来者才能完成得更加激进的结构性变革。

伯尼·桑德斯同样也是一个反对现有体制的候选人。拜登不是。拜登代表了现有的旧体制。

南风窗：那你的意思是说，民主党可能选错了候选人么？桑德斯会有更大的概率打败特朗普？拜登不会赢？

贝鲁兹：我不是说拜登不会赢，拜登有可能当选为总统。特朗普因为他的粗俗、昏庸和虚伪已经让太多人离他而去了，这可能会使他失去总统职位。拜登有可能当选总统。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次大选的关键任务，就是把特朗普赶下台，只要拜登不是特朗普，就值得我们投上一票。

就算拜登当上总统，我也不认为是他赢了选举，而只是特朗普输掉了选举。拜登和希拉里·克林顿一样，都代表了陈旧的政治体制。民主党还没有意识到，2016年大选的关键其实是大家在投票反对整个旧的体制。

南风窗：那民主党为什么不肯选桑德斯做候选人？他之前表现不俗。民主党为什么决定选拜登？

贝鲁兹：如果你还记得，前总统奥巴马离任以后一直在保持沉默，没有对时局做太多评论和干预。但是当他发现桑德斯有可能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他竭尽全力来支持拜登，阻止桑德斯。

民主党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操作，终于把拜登从候选人名单的最底层打捞出来，冠之以民主党“推定”的候选人的头衔。从务实的角度来讲，拜登是那一长串民主党候选人里最不可能赢特朗普的人。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竭尽所能让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因为拜登其实是最弱的那一个。

前总统奥巴马离任以后一直在保持沉默，没有对时局做太多评论和干预。但是当他发现桑德斯有可能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他竭尽全力来支持拜登，阻止桑德斯。

民主党不选桑德斯，是因为在美国政治体系里，你绝对不可以质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体制是美国政治的底线。桑德斯不是一个绝对反对体制的人，他只是希望进行改革，但是他自称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这个自我称谓，就足以让许多民主党人都聚集起来达成共识：谁都可以，桑德斯不行。我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说，对于很多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民主党人来说，他们宁肯选一个共和党的特朗普，也不会选民主党的桑德斯。

南风窗：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但是为什么在欧洲一些国家，我们会看到一些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践？

贝鲁兹：我们需要回到俄国“十月革命”来讨论这个问题。十月革命里有一个很大的赢家是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引发了欧洲政府和资本家的恐惧，他们决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因为如果你不能满足工人的基本需求，比如医疗、养老、教育，他们就有可能会团结起来推翻整个体系，就像在俄国发生的那样。

在欧洲，社会主义不被认为是一种破坏性力量，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必要的改革。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认为，要想让资本主义体制顺利运行下去，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安全网络来保证当危机发生时，普通的工人不会被甩出体制走投无路。他称之为“福利国家”制度，大意就是政府需要给人们提供基本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

30年代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经济危机。社会主义改革这个观点深深地嵌入了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我们现在在欧洲看到的良好的医疗、教育、退休保障体制，都是那个时代的遗产。

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

南风窗：乔治·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死于警察暴力执法的黑人，关于他的视频也不是唯一一个被围观者录下并且放到网上的视频。但是，唯独弗洛伊德的死触发了先是全国性、后来是世界性的反对种族主义抗议。这与正在流行的新冠疫情是否有关？如果没有这场疫情，美国的抗议会变成这样一场世界性的规模浩大的抗议吗？

贝鲁兹：美国现在最大的历史语境就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暴露出的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对很多中产人士来说，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他们以前大概只是含混地知道有一些不公平问题，但他們并不确切了解这种不公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生存和死亡。如果人们看不到这种不平等，他们就会继续相信美国梦，他们会继续相信这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种不平等以前是被掩藏起来，人们是不太看得到的。但是新冠疫情狠狠地撕下了遮羞布，把这种不平等的体系公之于众。

南风窗：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如何理解那些被推倒的标志着白人至上的雕像？你如何来理解美国的种族主义？

贝鲁兹：我当然承认移除雕像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在美国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种族主义，不会因为推倒或者移除那些雕像就会消失。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已经紧紧地嵌进美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之中了。种族主义的痼疾，必须放在美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中来看。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是多头蛇长出来的两个头，它们长在同一个身体上。从一开始，定义美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秩序的和定义美国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就是同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白人至上主义。

南风窗：你是说美国国内黑人如何被白人对待，与亚洲、中东、非洲的人们如何被美国人对待，是受控于同一套意识形态话语？

贝鲁兹：种族主义不是孤立的现象。从一开始，那些欧洲和美国的统治者在国境之内的政策和在国境之外的政策，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内的种族主义和对外的殖民主义，应该被理解为欧美人对全世界所谓的“文明开化工程”的不同侧面。这项工程的核心就是推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领导美国在国外征服菲律宾的将领们，与领导美国在国内屠杀印第安人的将领们，信奉的是同一套意识形态话语。

但问题是，尽管欧洲和美国的殖民者无比残暴地推行他们的殖民政策，很多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居民们仍然渴望自己可以变成欧洲人和美国人，变成白人。欧洲和美国成功地推行了种族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里只有白人代表进步和理性，只有白人是最优越的，只有白人才能帮助所有有色人种克服迷信、无知和落后。很多有色人种对此仍旧深信不疑。

南风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不是已经被封存在历史书里的怪兽么？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后我们又有冷战。我们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殖民社会么？

贝鲁兹：两次世界大战的确瓦解了殖民主义的整体结构，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殖民主义对种族优劣的看法。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新型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把战场从欧洲挪开换到他处。

新冠疫情暴露出的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对很多中产人士来说，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他们以前大概只是含混地知道有一些不公平问题，但他们并不确切了解这种不公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生存和死亡。

冷战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词汇。从1946年到1989年，仍旧有2000多万人死于战争。殖民主义已经瓦解，但是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亚非拉的有色人种无法自治的观点仍旧深入人心。因此，只要美国的战争机器仍旧高速运转、仍旧在世界各处造成毁灭和死亡，在美国本土，黑人就永远不会被白人平等对待。

南风窗：听说日本也有抗议种族歧视的游行，而那边黑人很少，警察暴力也很少。我想问的是，当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抗议种族歧视，大家到底在抗议什么？这和全球化有什么关系？

贝鲁兹：我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在伊朗，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的引导下，伊朗在进行“阿富汗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游行。在伊朗境内有大量的阿富汗移民，他们没有受到公正客观地对待。人们其实是把这样全球性的抗议游行作为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看看我们有没有不公正地对待别人，或者我们有没有被别人不公正地对待。

我们通常说的全球化是自上而下的运动，比如在伦敦、上海、纽约的经济决策渗透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们看到了另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人们相互鼓励、相互启发、建立链接，也就是现在这种全球性的抗议种族歧视游行。

“我很抱歉，我来自美国”

南风窗：欧盟计划向“14+1”国重开边界，由于美国政府抗疫不力，美国旅客暂被拒之门外。现在一种新趋势是，大家可怜美国，认为他们的总统太不靠谱了。

贝鲁兹：如果我们评价美国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表现，美国看起来非常像是一个“失败国家”。通常当我们谈起“失败国家”，我们说的是那种经常发生军事政变，新政权既没有合法性，也没有权威性，更缺少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通常指一些非洲的国家。突然之间，美国在疫情期间的表现与“失败国家”没什么两样。我们看到医院里医护人员缺乏防护措施，尸体堆积在医院后面的冷冻卡车里，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居高不下。这样的情景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传播，对于美国的全球形象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美國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表现，以及美国总统的表现，第一次让很多美国人感受到了羞耻。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经验。突然之间，美国人会很尴尬地说：“我很抱歉，我来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