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斋号之于斋主，或标榜个人志趣，或抒发个人抱负，或陶冶个人心境，等等，情出多端，而意有不同。其作为文人的心灵独白，为我们更好地解读文人生命历程及其作品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本文通过相关例证进行梳理，从斋号的由来、用词引入，探讨文人在择取斋号时所考虑的内涵角度，以及斋号与其作品之间的呼应关系。

关键词：文人;画家;斋号;室名

斋号，是古代士人给自己的住所、读书处或收藏处择取的特定名称，通称为室名斋号。斋号伴随着文人阶层的不断壮大而诞生并发展。斋号之于斋主，或标榜个人志趣，或抒发个人抱负，或陶冶个人心境，等等，情出多端，而意有不同。其作为文人的心灵独白，为我们更好地解读文人生命历程及其作品提供了—种独特视角，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个独特的现象。本文结合相关例证进行梳理，从斋号的由来、用词引入，探讨文人在择取斋号时所考虑的内涵角度，以及斋号与其作品之间的呼应关系。

一、斋号的由来与盛行

早在西汉时，辞赋名家司马相如有“长卿石室”，扬雄有“玄斋”。根据记载，这些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书斋名称。在《室名别号索引》中也收录有汉晋时的斋号室名，如汉代第五伦的“王伯斋”、晋代王子良的“反求斋”。《渊鉴类函·卷三百四十六》引《晋传>云：“……嵇合好学，能属文，家在巩县亳丘，……门曰归厚之门，室曰慎终之室。”这里的“慎终”就是室名。而《山堂肆考》记载：“桓温初于南州起斋，斋中悉画盘龙，因号‘盘龙斋。”

斋号最大的特点是取名自由。它不同于“名”与“字”须由长辈所取，可以完全以斋主自己的心意做主，成为文人表达思想情感、进行自我认同的一个载体，也成了一个体现自我的符号，让文人可以在现实之外构建出一个新的意义空间。因此，自唐宋以来，斋号愈加受到文人的喜爱。清人葛万里在《别号录》中有言：“盛于南宋，滥于明，见者莫知为谁。”[1]可知明代斋号最为盛行。

二、斋号的类型、虚实、用词

（一）斋号的类型

书斋分为很多种类型，如堂与室，在古代住房中前为堂后为室。《论语·先进》云：“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取堂、室为号者如欧阳修的“非非堂”、周邦彦的“顾曲堂”、汤显祖的“玉茗堂”、清高宗的“三希堂”、廖燕的“二十七松堂”。楼指两层以上的房屋，用于斋号室名或始于宋，如陆游的“荔枝楼”、黄庭坚的“禅月楼”、董其昌的“来仲楼”。庐作房屋意始于先秦，《周礼·地官·遗人》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这里的庐指郊野接待宾客的房屋，正好为文人表示追溯野逸、复归于朴所用。取庐为号者，如倪瓒的“蜗牛庐”、黄遵宪的“人境庐”、陈述元的“两间庐”。居有“居住”之义，大约于宋代被用作书房名，如苏轼有“白鹤新居”，表示一种见素抱朴、宁静空明的境界。馆作“寓舍”义始于先秦，以馆作斋号在唐代有晁采的“期云馆”、文征明的“停云馆”、冯梦龙的“绿天馆”、梁令娴的“艺蘅馆”。轩的本义指曲辕有幡的车，后指殿堂前檐下的平台，或指有窗的长廊或小屋。如王季思的“玉轮轩”、黄庭坚的“清深轩”、司马光的“弄水轩”。其他类型的斋号还有斋、屋、阁、亭、榭、园、庄、精舍等。

（二）斋号的虚与实

文人题斋号，主要是抒己之情，明己之志。这些斋有些是文人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有些实际并不存在，是文人构想出来的理想之“斋”，也是理想之“我”。这正如文征明所言：“吾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2]文人—生当中大多拥有多个斋号，有的甚至有几十个。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有时是一斋多名，有时一名而多斋，有时是有名号而无实际斋室，在文人的心中，所兹兹在意者为斋之“号”，不在斋之真实存在与否。

（三）斋号用词的来源

斋号用词，多从历代诸子百家典籍及前人诗词歌赋中择取字词，也有的出自斋室环境或斋内物品名称等。斋号名称往往构词精练，意蕴深沉，富有情致、意境，可以更好地传递斋主的情思。如傅山有“啬庐”，“啬”则取自老子《道德经》：“治人事天，莫若啬。”清王孙雄有“钓鱼闲处”，语出《庄子·刻意》：“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清高铨有“五亩之宅”，语本《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清毛奇龄有“晚晴轩”，取之于李商隐《晚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有“人境庐”，则取于陶令诗句：“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清马溶有“春星带草堂”，语出唐杜甫《夜宴左氏庄》：“暗水流花径，春星带朝堂。”清沈汝瑾有“笛在月明楼”，语出南唐李煜《忆江南》：“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

三、斋号择取的内涵与角度

斋号彰显着文人个体的主体意识及自我认同，文人往往以斋号表明心迹，抒发情怀，展示自我。在斋号的择取上，每个个体的着眼处不同，情由多端，因人而异，没有定式，其中的内涵与情感往往是复杂而多重的，有表面之义，也有引申、隐合之义，须细细体察。经过笔者梳理，传统文人在斋号的择取上主要会从修身处世、人生境遇、品德情操、审美情趣、治学求索、斋居环境、追慕先贤、不忘桑梓、时代变革这些方面去考虑。

（一）修身处世

如何修身治平，如何安身處世，如何追求理想，人世还是出世，儒、释、道伺去伺从，心归何处，这些是文人—生中最重要的命题。每个人的关注点各不相同，却最常会在斋号上有所反映。如青年时代的吴昌硕题其读书楼为“朴斋”，取其返璞归真、终身不辱之意;年逾古稀之后，名其沪上书斋为“去驻随缘室”，以表其随心所欲、优游不滞的心境。曾国藩自中进士以后，仕途一向顺利，故而36岁时自署书斋名“求阙斋”，以提醒自己防盈戒满，不可骄傲自矜，并作《求阙斋记》以表其意。元代金安素有“懒游窝”，以表述自己隐逸慕道之心。倪瓒曾经为他作《懒游窝记并图卷》，说他：“高卧林居，慕扬、许得尸解上道，乃怡神葆和，内视密盻，焕标霞之孤映，朗性月之独照，因名其斋曰‘懒游焉。”[3]北宋邵雍，大才闻名海内，安贫乐道，不应举荐，自耕自读，名其室为“安乐窝”，自谓“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性相亲”，故号“安乐先生”。潘天寿有“无谓斋”，表达了画家看淡个人名利得失的态度。

（二）人生境遇

文人的生活多起伏，在人生的不同境遇中，身世沉浮，感时伤怀，或喜或悲，或忧或愤，这些情感常常在他们的斋号中有所体现。如徐渭的—生命运多舛，他的别号、斋号有几十个。在胡宗宪幕府的经历是徐渭—生最快意的时期，其作《镇海楼赋》得胡公白银二十两酬谢，他以此作资构建“酬字堂”，并作《酬字堂记》，以表畅意之情，并感报胡公的知遇之恩，“酬字堂”也成为他惨淡生涯中难得的亮光。金农晚年寓居扬州，以卖画为生，曾有斋号“昔邪之芦”。张郁明先生考证，所谓“昔邪”为一种苔草，“昔邪之芦”为扬州天宁寺别院—处阴暗。潮湿屋舍，且屋内、屋外长有苔草，可见冬心先生当时的境况实在不佳。[4]陆俨少晚年有斋号“晚晴轩”，表达画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可以安度晚年、自由创作的愉悦心境。

（三）品德情操

文人特别注重自身的品德情操，他们通过斋号将自身人格精神进行彰显。如汤显祖的“玉茗堂”以堂前种植的洁白玉茗花象征自我人格的高洁。而曹雪芹有斋号“芹圃”，其“雪芹”之号则取自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雪芽何时动？”[5]“雪芹”合有宿根独存、洁白清苦和耐冷诸义。曹氏家业冰消雪融，家族星散，曹霑劫后余生，故以泥中芹芽自況，意味着傲世抗俗的人格精神。清代金玉冈之祖金平有“致远堂”，其意出自诸葛亮《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清代康熙进士、历官吏部主事等职的牛天宿有“谦受堂”，取自《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

（四）审美情趣

文人审美高雅，富有情趣，常常精于鉴赏，雅好收藏。他们常常将自我的情致嗜好反映在斋号之中。吴昌硕在40岁后有“癖斯堂”，以表达其金石之癖，60岁后得友人贻赠古缶，爱如拱璧，特名其庐为“缶”，以彰其爱，别号“缶翁”。清代著有《晚翠堂集论文》的洪天锡有“晚翠堂”，其中“晚翠”一谓树木经冬仍有绿色，如南朝周兴嗣《千字文》云“枇杷晚翠，梧桐早凋”;一谓日暮时苍翠的景色，如唐代高蟾《金陵晚望》云“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这些表明了对一种审美情趣的追求。清人瞿镛收藏有铁琴铜剑两件古物，因名藏书之所为“铁琴铜剑楼”。清乾隆帝有“三希堂”，因藏有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件稀世之珍，故以“三希堂”名之。清乾隆时期著名书画鉴藏家安岐有“古香书屋”，“古香”取于宋陆游《剑南诗稿·小室》：“窗几穷幽致，图书发古香。”清翁方纲有“诗境轩”的斋号。乾隆四十一年（1776），翁氏得陆放翁书“诗境”二字刻石，“拓归匾于其斋”。明鉴藏家华夏有“真赏斋”，是其收藏书画典籍之处。文征明为其作《真赏斋图并赋》，说他“好尚之笃，赏识之真”，“而君于声色服用，一不留意，而唯图史之癖”[6]。

（五）治学求索

斋号也可作为奋发治学与艺无止境的自我鞭策。陆游的“老学庵”，取自“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的典故，表示“活到老，学到老”之意。明末复社的代表人物张溥的“七录斋”，则是源于手录前人名篇七遍的独特学习方式。清代创立吴派经学的惠家三代分别以“红豆”起斋号，象征精诚专一的治学精神。清代张金吾以《大戴礼记》“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取书斋名为“爱日精庐”，以表爱惜光阴之意。在中国近现代的国画家中，李可染曾以“师牛堂”为斋号，以取俯首孺子、鞠躬尽瘁之意。这与陆俨少曾经使用的“甘为虞”异曲同工。为了警醒自己自谦，对自己的缺点有所自省，李可染特以“识缺斋”作为斋号来命名旧居，体现了画家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进行自我改进的精神。此后，他还曾以这两个斋号作楹联：“鞠躬尽瘁师牛堂，闻过则喜识缺斋。”此外，李可染还曾于20世纪80年代使用“天海楼”的斋号，提醒自己在艺术有所成熟之时要勇于突破传统束缚而达到海阔天空的境界。潘天寿曾以“止止室”为斋号，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之意来勉励自己在学习中进行点滴积累，循序渐进。

（六）斋居环境

文人常根据书斋周边环境特点取斋号，寓景于情。清袁枚的“小仓山房”，因其位置在金陵清凉山之东的小仓山而得名。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抗清失败后，隐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湘江西岸，筑“湘西草堂”著书立说，终成一代大儒。徐渭10岁时在家中小塘边种下一株青藤，喜爱非常，特名其读书处为“青藤书屋”，后又以青藤道人为号，古稀之年在自画《青藤道士七十小像》中题道：“时光荏苒，两鬓如霜。是藤大若虬松，绿阴如盖，今治此图，寿藤亦寿吾也。”[7]此一株青藤，寄托了徐渭一生的情思。倪瓒泛舟漂荡五湖三泖之间，曾在吴江笠泽置“蜗牛庐”，以表其虽小而安闲适意。现代国画大家陆俨少故里在嘉定南翔老街，屋后有万安寺，屋旁不远有万安桥，其师王同愈为其书屋起名“万安草堂”，兼有万事安吉之意。明人胡立言因斋前有植竹十余竿，因名其斋为“十竹斋”。

（七）追慕先贤

文人常常将古之圣贤才德之士，奉为立身、处世、治学的楷模，铭以斋号，以鞭策自己。如宋代文学家虞俦非常仰慕白居易，名其堂为“尊白堂”。明代文学家袁宗道非常钦服白居易和苏轼，名其堂为“白苏堂”。明人张岱仰慕陶渊明、庄子，在人生不同阶段先后名其室为“陶斋”“蝶斋”。元人周叔载有“光风霁月堂”，取于黄庭坚评价周敦颐“人品洒落，如光风霁月”之语。清人徐基著有《十峰集》，诗文词赋皆集宋苏轼《赤壁赋》中字而成，因名室曰“景苏阁”。

（八）不忘桑梓

国人一直葆有“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这在文人心中更为重要。文人常常将先人故里、前辈事迹作为斋号，以表承继祖风，不忘桑梓之情。明沈天民有“浒溪草堂”，文征明曾经为其作《浒溪草堂图卷》，言其“世家浒墅。今虽城居，而不忘桑梓之旧，因自号‘浒溪”[6]。清末赵之谦有“二金蝶堂”。赵之谦先祖赵万金之父客死于他乡，万金寻父七载方找到墓穴，后掘墓移骨归乡，此时忽有两只金蝶从墓穴中飞出，赵之谦遂以此为斋名，以缅怀先祖。黄宾虹长期寓居沪上，他的“滨虹草堂”，乃以家乡歙县潭渡村潭渡桥南之滨虹亭命名。清代藏书家吴铨寓居苏州，有“璜川书屋”，因其祖籍为歙县璜源，其间有河，故名之。

（九）时代变革

每当时代发生重大变革，社会出现动荡与危机，都会强烈地触及文人的内心情思，从而在斋号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并具有一定的时代共性。如恽寿平作为清初著名的逸民画家，曾有斋号“南田草堂”，拥有“南田生”“南田草衣生”“南田客”“南田小隐”“南田灌花客”等多个别号。“南田”内涵丰富，既有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抗俗自隐，也有他“守南拒北”之意。他曾在画上题道：“南田草堂看芍药，对花临写。谢朓吟诗凤池上，美人溱洧又当春，折来香艳应倾国，翻出红云欲赠人。”[8]所谓“翻出红云欲赠人”正是他逸民丹心的写照。明覆亡后，陈洪绶身边师友有多人自杀殉国，陈氏哀痛愧疚，在死生之间徘徊纠结，曾有斋号“欠庵”，意谓“唯欠一死”。傅山在明亡后有斋号“侨庵”，以“侨”为名的别号有多个，有此乡已非我乡、此国已非我国之意。傅山在《口号十一首》诗中云“太原人作太原侨，名士风流太寂寥”[9]，显示他孤傲寂寥的逸民之心。此外，傅山还有斋号“霜红龛”“不夜庵”，霜紅为“朱”，不夜为“明”，这些都是逸民之心的体现。无独有偶，画家项圣谟在明亡后也有斋号“不夜庵”，别号“不夜庵中士”。他们的心境是相通的。清末民初思想家梁启超的书斋名为“饮冰室”，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饮冰室”表达了梁启超内心忧国忧民的一腔热枕，欲饮冰以镇之意，反映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社会批判意识。

以上是传统文人在斋号择取时所主要考虑的内涵角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角度，如彰显幽默、追溯祖德、显耀功业等。这正如文人的作品一样，可谓包罗万象、不一而足。

四、斋号与文人作品之间的呼应关系

斋号是文人内心的投射，是透视文人心灵的—个窗口。文人的—生大多跌宕起伏，思想情感丰富。斋号是文人内心世界最凝练的—种表达，也可说是文人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另外—种形式的“作品”。我们可以从斋主不同时期的斋号去探寻斋主彼时的内心，感受斋主的心境与情思，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斋主相应时期的其他作品。

斋号反映了主人的志向、观念、追求以及其中隐合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它们代表着主人物质和精神意义的融合，均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斋主斋号的使用出现更替变化时，也往往代表着斋主作品的风格或主题等方面出现了新的思考和选择。即使斋号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作品的内涵，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斋主对于相应时期作品的定位。如文人画家在某一时期的斋号，常常相对集中地出现在对应时期的作品上。这就与作品的主题产生了双向的呼应关系。虽然这种呼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但有着不能忽视的紧密联系。斋号和相应时期的作品都是斋主内心情思的表达，它们各自独立存在又紧密呼应，而且不同时期的斋号与不同时期的作品也会产生某种交汇与呼应，其中联系须结合多方因素综合考察。

不同斋号代表斋主的情思是多维度的。如以现代著名画家陆俨少为例，“骩骳楼”和“穆如馆”喻示陆俨少想要在为人上加以自警自勉，反映出画家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遭遇和面对这种遭遇时所做出的妥协和选择;“就新居”反映了画家追求创新以适应新的时代主题风格的自主意识;“自爱庐”体现出画家在社会环境转变、得到社会认可之后的积极政治态度，暗含着画家在特殊的政治形势下，不得不掩盖真实出身以自保安身的无奈;“晚晴轩”则表现出画家在社会新时期得以安度晚年、自由创作的喻悦心境……这些斋号所表达的内涵，大都会在陆俨少对应时期的作品上找到痕迹。

以斋号作为切入，可以拓展对文人尤其是画家人生和作品研究的维度，在对斋主作品研究、鉴赏、鉴定时产生一种新的思考线索。把斋主绘画、书法、诗文、斋号、画论作为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常常可以形成令人惊喜的互相印证、互相呼应的关系，从而让我们对斋主生命历程与文艺创作有—个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因此，斋号也成为解读斋主人生历程及其作品的—把钥匙，是斋主另外—种形式的“作品”，故而绝对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永瑶，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别号录提要[G].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2]潘天寿.潘天寿美术文集：治印丛谈[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3]倪瓒.倪瓒集[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310.

[4]张郁明.金农别号室名考释：下[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3）.

[5]周汝昌.红楼梦新证[M].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

[6]任赛.中国历代画家绘画题跋选粹：文征明[G].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20.

[7]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96.

[8]恽寿平.瓯香馆集[M].吕凤棠，点校.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375.

[9]尹协理.傅山全书：第1册[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 297.

约稿、责编：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