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显学”命题。国内学界主要从三大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了探讨：即“为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如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体内容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场背景与价值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与理论渊源、基本特征与建构路径等方面。当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和可深耕的空间。未来的研究需要着重在三个层面上发力：一是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二是延拓学术视域和研究方法;三是深入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建构;评价

【作 者】孙洲，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3-0030-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总体性研究”（17AKS019）。

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官方首次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重大命题。此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话语频繁出现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等重要官方文件中，并一跃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显学”命题。各领域学者纷纷从不同研究视角建言献策，体现出了多元争鸣与思想活力。从整体上看，当前学界主要围绕“为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以及“如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和代表性观点。纵观学术研究现状，对此进行系统爬梳、剖析和评价，冀望为纵深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和现实构建提供某种智慧和启示。

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體的出场背景与价值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场背景

出场学认为，任何理论的出场都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时代背景，构成了其独特的“前理解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也不例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场背景，学者们的表述尽管各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从国内和国际、理论和历史等方面展开论述的。

1. 国内层面。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一是“动力保障说”。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压舱石”，是各民族实现自我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动力与保障。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需要整合全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核聚变”精神力量，焕发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向心力和生命力。[1]二是“理论发展说”。经济发展环境与政治结构的演进，使得原有民族理论难以适应民族国家的内部治理需求。不同学科对民族理论的新阐释分歧众多，给民族工作带来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思想诉求，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理论自觉与自信。[2]三是“环境压力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了应对环境输入压力之产物，强大的外部环境压力如境外分离势力往往利用民族、人权问题制造舆论，这无疑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和发展。[3]四是“主要矛盾说”。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民族工作领域，具体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就是要彻底破解这一主要矛盾，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2. 国际层面。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一是“利益冲突说”。有学者认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现实需要。面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利益间的张力和冲突，无论是国家之自身发展，还是民族个体之生存，都离不开能给予安全感与归属感的共同体为其依托。[4]二是“制约分化说”。在后冷战时代，“民族问题”已然成为西方国家制约和分化中国的重要王牌，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斗争形势严峻。“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祖国统一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受到威胁。”[5]因此，要维护国家统一、防止民族分裂，就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任何新思想的产生，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价值上看，首先是从理论创新层面阐释其重要价值。学界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指导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的重要理论遵循和思想指南。有学者就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之民族观的最新体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民族观的最新结晶。[6]其次，从学科发展层面阐释其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民族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了相关学科对民族国家、现代国家转型、民族和国家认同、共同体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且解决了学术界和理论界长期存在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争议问题。一段时期以来，理论界关于中华民族“名”与“实”之间的论争交锋激烈，不仅严重困扰了我国的民族工作，更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扬弃过分争论中华民族‘名与‘实问题，反思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首次确认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意义上的内部各民族与国家关系定位以及战略目标”[7]，这不仅积极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益于消解学术界的理论争论与分歧。再次，从民族建设层面阐释其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不仅使我们在“共同体”的框架下，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实现了一次新的自觉[8]，更“成为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的话语桥梁”，成为“连接起中华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历史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层次民族建设叙事的话语桥梁”[9]。

从现实意义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关系到党、国家、人民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时代趋向和未来走向。首先，从民族团结层面阐释其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内的民族团结之间存在着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化，推进了国内的民族团结;国内民族团结的加强，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夏文斌等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三个方面决定着国内民族团结的根本走向。一是制度层面的保障;二是文化层面的引领和包容;三是器物层面的流通和借鉴。[10]只有建立在民族共同体背景下的民族团结，才可能使国内各民族更加同心同德。其次，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阐释其现实意义。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目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同频同振、交响协奏的关系，两者已经融为一体，命运攸关，形成难以分割的共命运关系。[11]因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同时，它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维度展示，它向世界树立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示范效应和良好形象，促进了世界各國的共建共享与文明互鉴。[12]再次，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层面阐释其现实意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自身初心和使命的科学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政治资源。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更加稳固坚实。”[13]最后，从世界发展层面阐释其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取得了国家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既承载着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命运和文化，更要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之间进行交流互动;既承载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也致力于构筑合理的世界秩序。[14]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必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为解决世界民族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15]无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目的都是要构建和谐世界的共同体，推动中国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日益向中心国家靠拢。[16]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内涵与理论渊源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内涵

国内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和内涵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在概念上关涉国族身份、关系模式、文化政治、精神文化等角度，在内涵上将其概括为两维度、四维度和五维度等多个方面。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问题，学界普遍反对那种狭隘化的理解方式，即单纯从字面或历史上的狭义所指出发，将中华民族仅仅理解为居住在中原地带的汉族，而排除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基于此，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总体而言，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关系模式说”。这种观点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为共同体的特殊形态，它是在社会生活中人类相互联结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存在。在他们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族共同结成的一种关系模式，有其独特的内在结构，是各族之归属所在，拥有共同体普遍具有的历史传承性和文化符号性。[17]二是“文化政治说”。这种观点认为应当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置于文化政治视域下来思考。关凯就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文化政治概念，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不同，在文化和族群意义上是多元的，但在政治上是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并非族裔特征，而是国家政治。[18]三是“精神文化说”。此观点并不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概念的存在，但更强调其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乌小花等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政治性的，是国家建设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更是精神文化性的，有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价值。“包容开放、兼收并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也是文化内涵。”[19]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就是精神文化共同体。四是“国族身份说”。这种观点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公民身份或国族身份联系起来，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拥有中国国籍、出国必须持有护照的所有中国公民组成的国民身份的集中概括。[20]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问题，学界也提出了一些观点。一是“两维度说”。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法律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两位一体”，其中政治法律共同体为其形，文化共同体为其神。[21]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两层内涵：即作为拥有国籍的公民共同体和作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22]二是“四维度说”。即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概括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政治需要”“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共享的中华文化”[23]。三是“五维度说”。即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概括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24]。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对既有理论和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一是源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从经济基础角度出发划分了“原始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这三种共同体形式，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共同体成员全面自由发展的“真正共同体”。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实践和丰富发展”[25]，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真正共同体”思想为理论依据，是对现实社会状态的具体解读。二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天下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它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学政治思想对政治秩序的设想，其精神内核就是“华夷一统”与“天下一家”。有学者指出：“天下观”中强调“中国”与“四夷”间是文化差异，因而它追求的是通过施以教化，达到“化内”，实现天下归一。传统“天下观”既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思想支撑，也是中华民族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避免分裂的重要维系。[26]还有学者重点考察了司马迁的“华夷共祖”思想，认为这是建设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华夷”民族观的一个历史性进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初的思想基础。[27]三是源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端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合流，它的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夯实了思想根基。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开端，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促使民族精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二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提供清晰的理论边界;三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提供基本素材。总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呼应联动、相伴而生;[28]四是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族的形成与融合理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养料。如邓小平提出“两个离不开”思想，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三个离不开”思想，胡锦涛结合时代特征，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描述，将其视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应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新时代的科学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

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与建构路径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它不是传统中华民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其他民族共同体形成经验的移植，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自我发展。[29]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具有独特之底色和特征，这是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区别所在。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一是“开合性”。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同心圆共同体，其圆心在中华大地，它在面对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差异和族类差异时是开放和包容的，而面对其他国家的非中华认同群体的边界比照则是闭合的。[30]二是“一体性”。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就是其一体性。[31]所谓一体性，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有机整体性。它与松散的、由外力促成的“联合体”有本质区别，其整体的内部是相互交融、难分彼此、不可分离的凝聚状态。三是“多元性”。有学者指出：这种多元性是共同體内部实态上的呈现，即“中华各构成民族的差异性，既表现为各构成民族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在历史发展过程和表现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也表现为各民族在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千差万别”[32]。当然，这些多元，也并非是一种离散、孤立、边界清晰的孤立存在。四是“互嵌性”。有学者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互嵌格局，认为互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质上是包含多重因素的“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而且这个多元“复合体”呈现着“相互嵌入性”的特质。[33]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其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一体有高于多元的价值追求，多元是一体前提下的多元。五是“连续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民族凝聚力的塑造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整合上，体现出典型的“东方气质”，它与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共同体形态不同，能够借助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不断的自我修复，从而呈现出“超稳定的结构”[16]。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作为一种新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展望和描绘了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但是，它不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也不是“自为”的存在，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被建构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在从“家天下”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必然面临着民族整合和民族建构的诸多挑战和困境，它是多民族国家理论的实践建构之必然。刘焕明等人认为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面临着四方面的挑战：民族差异性的放大与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滋生;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容易削弱共同体意识;西方价值观对我国社会心理造成冲击;西方敌对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内外交织。[34]陆海发则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建构过程中，受制于“狭隘民族意识的滋长与蔓延”“‘相对剥夺感在部分民族群体之间萌生与扩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及差异政治理论的输入与传播”“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与破坏”等因素的影响。[14]此外，有学者也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受到西方民族理论政策所带来的理论纷扰和理论误区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学界从多个角度探讨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问题。

1. 建构原则说。主张共同体建设从宏观上要坚持自身的方法论原则。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不同，它遵循的是“和而不同”的理念与原则，因而需更加注重“和谐”的状态与整体的利益。[29]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多元和一体的辩证统一，因而构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坚持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35]

2. 理论建构说。主张通过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指导共同体建设。任何实践的开展，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支撑和指引，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的重要理论支撑。有学者认为需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自信，深入研究、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的精神实质，进而推动形成新时代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36]也有学者提出建构系统完整的中华民族理论，要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结构、性质、作用、内涵、特征等问题进行深刻诠释，从而防范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解构。[37]总之，没有理论上的自觉很难形成社会舆论并指引民族工作的开展。

3. 意识培育说。主张通过意识层面的培育为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对实践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主体意识对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提。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内涵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后者是客观实体或客观存在，而前者是思想层面的意识，即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秉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38]二是内容解读。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三大要素：即“中国认知体验”的辨识归属要素、“中国价值信念”的同一延续要素、“中国行为意愿”的行为期许要素。[38]也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包含六种意识：即“国情家底意识”“历史主流意识”“政治法治意识”“团结合作意识”“共同发展意识”“共建共享意识”[39]。三是路径探析。在宏观原则层面，有的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凝聚力建设，其关键在于要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双向铸牢[40]。有的强调，不仅要铸牢“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还要铸牢“全体中华儿女或中国人”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13]通过民族共同体成员主体意识上的共同确认，从而增强主体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归属感。在具体操作层面，有学者指出，应从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法治、心理等六方面发力，通过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形成各民族成员自觉的心理认同。[41]还有学者提出应着眼于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改善民生与凝聚民心相结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更加牢固。[42]

其次，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塑造持久稳定的“认同感”。一是从大处着眼的整体思路出发。有学者提出要在“身份认同”“力量认同”“利益认同”和“目标认同”等方面发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现提供动力保障和心理基础[4]。还有学者提出要通过“锻造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共同体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认同”“形塑中华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认同”以及“模铸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共同体认同”，来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进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铸造。[43]二是从要处入手的重点思路出发。有学者就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置于民族文化认同的视阈下进行着重考察，认为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命线，而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则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基本抓手和根本要求。没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再丰厚的民族历史也会被分割为一盘散沙，民族的团结进步也就无从谈起。[44]

再次，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纽带的根本。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目标就在于巩固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平等、互助和谐的关系，其关键在于促进中华民族成员都自觉认同“同属于一个国家”“各民族是一家人”，直至形成一种潜意识的共同体观念。[7]有学者因而提出，要从“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共享的中华文化”入手，并时时贯穿对“共同性”的强调，形成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体性”[45]。

4. 物质根基说。主张通过经济发展为共同体建设夯实物质根基。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体系中，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固本培元”的工作——即促进各民族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我们需要关注和补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区域性发展短板问题，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等大战略给少数民族带来的发展契机，促进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交流往来，提升彼此的相互依存度，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依靠共同发展来化解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若是少数民族发展的边缘化困境和民族经济结构断裂风险得不到改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将会始终存在“失根”风险。[24]

5. 法治保障说。主张通过完善法律形式来为共同体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倪国良等人就认为法治方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形成和有效巩固的必由之路。其基本路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理念变革、法律制度设计和法律实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化、法治化，建构正义的内部族群权利关系，发展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民族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等。[46]冯育林等人认为要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律形式，一是要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入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民族关系进行适当阐释和细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法律形式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相比于五十六个次级民族的至上性，巩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整合程度。[47]二是要健全现有的《反国家分裂法》及相关性制度，为抵御和瓦解民族分裂势力的种种分离主义活动提供法律保障。[48]

6. 从严治党说。主张通过党的建设为共同体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功建构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这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民族工作科学化水平。[37]要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15]

7. 制度政策說。主张通过调整优化民族制度、政策为共同体建设凝聚人心。在制度层面：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影响着民族团结效果的实现。我们要在民族区域制度的优化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为巩固民族团结提供长远的制度安排。[10]在政策层面：有学者指出，要实行一系列顺民心、得民意的方针政策，赢得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导向上适度往基层倾斜，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入，打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42]。当然，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政策体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政策也必须与时俱进。有学者提出，要围绕“两个共同”的目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与因时制宜，实事求是地改进和完善民族宗教政策。如对高考加分、计划生育等政策要适时进行改革，最大限度地把各民族团结和凝聚起来。[36]

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总体评介与未来展望

自2014年9月习近平首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术语用于阐述民族工作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大政方针后，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进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取得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如“显学”一般迅猛成长起来，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时代性发展的新兴学科生长点。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从三大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探讨：即“为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如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三者之间层层递进、相互链接，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基本框架。总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在时代的滚滚浪潮中持续前行，研究议题和方法视域不断深化拓展，理论体系建设层级和水平也接连提升，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和深耕空间，明晰这些不足，对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大有裨益。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基础性理论问题的明晰是任何一个学科存在的根基。换言之，如果缺乏完整基础性理论体系的支撑，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注定会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长久稳定前行。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分歧与“空场”，与社会现实的迫切要求有着较大差距，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还模糊不清。例如，对“中华民族”这一元概念的认知尚不明确，有学者并不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认为中华民族不具有民族学的意义，中华民族是虚拟的，不是实体。有学者将中华民族简单理解为汉族，或者是以汉族为核心对其他民族的同化过程，因而建议放弃“中华民族”这一术语，以“公民共同体”替代“中华民族”[49]。在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群中，三者的内涵与外延必然是不同的，但是学界对此的界定依然处于混沌状态。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一种超越，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和发展[7]。但也有学者将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为“异语同义”的两个概念;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属于本体范畴的概念，是存在物，是不以人为意志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意识范畴的概念，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体的主观映像，两者之间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也有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并不注意对这两者之间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而是经常混淆使用。因此，我们需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理论。

其一，要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问题，达成一定的学界共识。一方面，要充分吸收传统和现代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概念的演变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囿于研究视域与学科领域的差异，对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概念内涵的理解多种多样。而中华民族与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概念组成，弄清其概念的具体适用范围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也是在不同语境下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外延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要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延，就要弄清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联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否只是中华民族与共同体的简单相加，还是表现出其他不同的根本属性与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否如物质与意识的对应关系？毋庸置疑的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概念分别所指的核心范畴和主要方向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三者之间到底是何逻辑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其二，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研究，缺乏“中国主体性意识”。国内学界更多的是聚焦于西方的共同体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文本中蕴藏着的理论资源挖掘不够，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渊源体系。尽管西方思想史中的共同体理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研究提供了理论给养，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无法相提并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的原创性概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范畴，因而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主导性地位，进一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丰富与发展，系统完整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镜像图”，从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依据和优越性澄明清楚。总之，从理论上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问题，是今后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二）学术视域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延拓

一方面，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已有成果大都缺乏从国家战略高度和共产主义发展全局的整体性视野来全盘考量，也缺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义、价值、目标、方法、现状、路径等进行整合性研究。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需要拓展。在研究广度上，学者专注于中国如何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以应对西方世界的“民族分裂”和“话语霸权”，而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世界多民族国家问题解决的关系探究。另外，学界鲜有对中国自身的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与国外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对比和梳理，如立足于苏联历史上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分析与新中国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共性和个性。缺乏历史性的回顾，我们就难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嬗变予以准确把握，也难以在历史经验的对比中发现问题、寻找不足、进行提升。总之，研究中国与国外的历史借鉴，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研究深度上，很多学者都关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对于民族团结的深远意义，但是關于如何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还缺乏深入研究。如很多学者关注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价值，但是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建构中来，都是浅尝辄止或者笼统论之。

为此，我们需要在学术视域和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发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深化。其一，在学术视域上，要立足于整体视野、世界目光，从多角度延伸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视野。在横向上，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定位，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对立面即西方国家多民族群体的比较性分析，从而看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优点和本质所在。在纵向上，注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研究，从历史性坐标出发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演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的建构提供历史积淀。此外，还需补齐核心问题研究的短板。应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等重点关系的研究，以关键部分拉动整体性研究。其二，在研究方法上，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是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角度单一、囿于固定模式影响。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之物，带有“交叉性”“综合性”色彩，因此，我们需要打破单一学科研究的“话语壁垒”桎梏，建构出多学科力量凝结的学术研究共同体，促进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视界融合”，立体化地介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中去。唯有如此，相关学术成果才能摆脱“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之窠臼。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需要深入式推进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不是单纯的理论研讨，其落脚点和归宿是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实践。目前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还停留于“强理论、弱实践”的现状，即主要集中在学理上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问题，而轻于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模式，基本上没有实证式、调研式分析模式。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从实践中、群众中来，到实践中、群众中去，未来的研究需重视问题导向意识，强化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创新研究，符合群众需要、大众理解，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当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并不是简单的工程，而是一项需要多措并举、多向发力、久久为功的重要事业，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路径要从多向度进行广泛探索和持续发掘。总之，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可深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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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PROSPECTS：A RESEARCH REVIEW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DOMESTIC ACADEMI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Sun Zhou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rominent academic topic and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three major aspects in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Why construc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What is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The specific contents included its appearance background and value significance，concept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origin，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Of course，while achieving fruitful results，there are also deficiencies and room for deep cultivation. Therefore，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ocus on three levels：The first is to deepen 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the second is to extend the academic horizon and research methods;the third i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pproach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connotation;construction;evaluation

〔責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