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英慧,邸晓慧, 明 弘, 周宝同,

(1.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2.重庆市盛地土地经济研究院, 重庆 400000)

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生态服务，其结构和功能的稳定平衡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先决条件[1]。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和破坏日益加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2]。土地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基础，其利用方式的变化已经成为一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人为干扰源[3-4]。

生态风险评价可定量评估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生态效应，主要为评价人类活动在生态环境中的不良影响[5]。近年来，国内大量学者对土地景观生态风险进行了相关研究。魏伟等[6]通过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对石羊河流域武威、民勤绿洲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分析；刘引鸽[7]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土地压力生态风险指标体系，利用生态风险综合指数法分析陕西省生态风险的时序变化和驱动因素；谢花林[8]通过分析不同尺度下生态风险指数的Moran’sI值，对江西省兴国县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曾辉等[9]通过专家咨询法确定生态风险参数，利用系统空间采样法研究生态风险的空间特征和内在形成机制。

已有研究为基于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生态风险评价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和体系，但其评价尺度大多集中于等间距的格网、流域、省域或市县等，缺乏对更小尺度行政单元的研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