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成， 井明博， 张绍鹏， 周天林， 刘光琇， 陈 拓， 吴胜伟

(1.陇东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2.甘肃省高校陇东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省级重点实验室， 甘肃 庆阳 745000； 3.甘肃省极端环境微生物资源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一采油厂， 甘肃 庆阳 745000； 5.西安环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68)

当今环保领域石油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可采用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其中生物法以其环境友好、成本低和大面积原位操作等特点因此受到环境科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1]。然而，油污土壤场地生态修复效果易受土壤生物学及非生物学环境因素的影响[2]，其中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学特性等生物学环境因子是决定油污土壤场地生态修复效果的关键因素[3]。目前，中国北方油污土壤生态修复对象主要包括落地原油和清罐原油，由于土壤油污含量高低不一且无法人为控制，因此土壤初始油污浓度高低则成为限制生物修复效果的主要环境因素之一。

近年来，生物炭作为一种新型功能性土壤调理剂，以其高比表面积、强电子交换性和强大的吸附作用等特点能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酶活性和微生物生长环境，从而提升土壤污染物降解速率因此受到国内外污染土壤修复领域科研人员的广泛应用[4-5]。但目前有关生物修复时外源施用生物质炭的相关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