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伟,王湘玲

(1．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长沙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一 引 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对外交往事业不断发展，弘扬并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铸造中国人特有的道德品质和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曾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进入新时代，危机与挑战增多，如何建立新的道德伦理秩序已引起世界全国高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理应为建设世界新道德伦理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重要贡献。为此，在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利用中译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典籍英译是我国对外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论语》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也是最早译成英文的中国典籍之一。它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其中“仁爱”“忠恕”“孝道”“和谐”等核心思想精华，具有超地域与超时代性，对当代中西方社会道德建设及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现实价值。随着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论语》英译已成学界研究热点，众多学者纷纷撰写著作或论文，结合相关理论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探讨。如王勇从转喻视角对《论语》英译进行了历时对比分析[1]；黄国文以理雅各等译本为例，论证了典籍英译须经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过程[2]；姜哲探究了新教传教士对《论语》书名及“孔子”称谓的翻译与解释等。[3]然而，现有研究从语言微观层面探讨其译本质量居多，从文化宏观层面对其在国外译介传播的研究偏少。[4]

翻译不仅限于语言转换层面，其实质也是一种跨文化思想传播。目前，汪庆华等学者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或模式，开始探究中国文学的英译与传播。[5]鲍晓英以译介学理论为支撑，参照“5W”传播模式，探索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6]谢柯、张晓基于传播学理论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三阶段译传模式”。[7]但文献研究发现，当前研究集中于运用“5W”传播模式对文学外译的探讨，结合其他经典模式，如“7W”模式、香农—韦弗模式及施拉姆模式等探讨文学文化外译的研究极少。“5W”模式是一种线性模式，具有一定缺陷，如忽略了“反馈”要素，缺乏各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共通性而无法评估传播实际效果等。本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即人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彼此之间负有责任和义务。主体主动承担对他者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当下解决很多危机的关键所在。有鉴于此，本研究力图融合传播学、哲学与比较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在提出“人己通”理念基础上，参照“5W”模式，结合其他经典传播模式优点，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外译介新模式，并以《论语》英译为例，提出应用该模式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应遵循的原则。

二 “人己通”之内涵

翻译的目标“在于打破文化隔阂、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与融合，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活动”[8]。就本质而言，翻译是化解自我(“己”)与他者(“人”)矛盾，平衡和协调两者关系，实现心灵沟通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人己通”是指自己和他人互相尊重、平等交流、心意相通。它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人己相和”，即互尊互谅、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二是“人己相爱”，即将心比心、爱人如己、推己及人；三是“人己相同”，即自己和他人都属人类，彼此平等、命运与共，应包容互鉴、以诚相待。因此，在当前文化多元多样时代，“人”与“己”尽管千差万别，但只要建立平等和谐关系，各自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实现“人己和谐，共作互惠”，就能做到有效沟通。这意味着在中国典籍外译过程中，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需做到“尊重多样”“悦纳异己”，对他者文化和异己文化能够接纳和包容。[9]具体言之，“人己通”体现了“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及“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

(一)“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

“和而不同”理念是指译者应抛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中西两种文化中保持适中位置。古汉语中的“和”做动词时表示协调不同人或事，做到取长补短，做名词则表示和谐适度，恰到好处；“同”表示“相同，同一”。“和而不同”则是通过互济互补、博采众长，达到协调统一、和谐共生。它是我国最古老哲学命题之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它建立在“和中有异, 异中求和”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翻译哲学。以往不少译者在翻译《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时，既立足本民族文化，又主动汲取其他各民族文化精髓，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让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因此，在中国典籍外译过程中，译者应秉持“和而不同”理念，遵循共赢互信、求同存异原则，突破以往二元对立之藩篱，在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对他国文化予以足够理解和尊重，这样才能“跨越历史、语言、社会和文化的距离”，[10]173，实现多元文化并存与和谐共生。

(二)“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

“推己及人”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他人(作者、读者、出版社和赞助人等)为中心的一种伦理关系。“推己及人”， 亦为“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指将心比心，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它是人与人相处的黄金法则，体现的是“待人如己”“爱人如己”的人己关系论，是对待他人的伦理态度。而翻译不仅是文字语言意义的传递，也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与“己”的对话。“作为一种借助语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从根本上也体现为一种伦理关系”。[11]9“译者如何对待自己的全球邻居，在翻译中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12]“推己及人”是解决翻译中人与人关系问题，即“怎样译”问题的翻译之道。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译者应尽可能地靠近作者思想，以己之意契合作者之志，实现译者与作者的心灵相通；另一方面应将心比心，友善对待读者，积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最适宜的表达方式，实现与读者平等交流和心灵对话。[13]因此，在中国典籍外译过程中，译者应拥有“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做到能近取譬，积极站在读者立场考虑，注意译文的接近性、可读性及共通性，拉近译者与读者的距离，实现“人”与“己”心与心的交流，引起读者共鸣，从而取得理想的对外译介效果。

(三)“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

“文化平等”是指译者超越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片面理解，既要肯定本族文化，又要以尊重、宽容及理性态度对待他族文化。每种文化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4]5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德性文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其独特价值。译者应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世界视野、全球意识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在通晓本族文化基础上，深入了解他族文化，在知己知彼基础上进行比较，发现中西文化之“同”与“异”。翻译不仅应重视文化之特殊性，也须寻求文化之共性，这样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更易得到西方读者理解、接受和认同。因此，在中国典籍外译过程中，译者应树立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虚怀若谷的态度，辩证认识不同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实现互为参照，“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15]从而促进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互学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模式之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美国政治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 于1948年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提出了经典传播模式：“5W”模式。该模式指出了社会传播的基本过程，即“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传播、取得什么效果”，阐释了传播的五大构成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16]35-36受此模式启迪，翻译学者刘宓庆设计出以原文传播为主线，以译文产生与传播为辅线的翻译传播程序与操作模式(见图1)。[17]582这充分体现了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交际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行为。

图1 刘宓庆翻译传播程序与操作模式图

谢天振认为，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必须通过中译外，然而中译外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或文字翻译，而是一种文化译介和跨文化传播；“译”即翻译，“介”就是传播，它不仅关乎翻译问题，还涉及选取“译什么”及译本的“影响、接受与传播”一系列问题。[18]9一般而言，译介过程由五大要素构成：“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19]为此，本研究基于“人己通”理念，结合译介学理论，参照拉斯韦尔“5W模式”及刘宓庆翻译传播程序与操作模式，结合施拉姆模式等其他传播模式优点，并受国内传播学者程曼丽对外传播环形模式等的启发，[20]构建基于《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人己通”对外译介新模式(见图2)。

图2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已通”对外译介模式图

(1)译介主体。译介主体是指译介活动的组织者或发起者。一般包括从事翻译活动的翻译工作者(译者)、民间组织、出版发行机构及政府有关部门等。该模式探讨的译介主体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译者，是整个活动最重要决策者与参与人，它拥有译者、研究者、诠释者和传播者等多重身份，地位极为重要。

(2)译介内容。译介内容是指译介的文本或信息，是整个译介过程的核心，是译介活动开展的动力之源。把握了译介内容，就等于抓住了译介活动的命脉。当然，内容选择并非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它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等诸多因素限制。该模式的译介内容主要是指《论语》《孟子》《礼记》及《中庸》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

(3)译介途径。译介途径，也称译介渠道或媒介，是指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载体、工具或技术手段，是译介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主要包括网络媒体、刊物及影视广播等。在译介过程中，译介途径是译介主体对译介对象施加力量的手段，是两大主体之间的中介、桥梁与纽带。

(4)译介受众。译介受众是指不同类型译介活动的信息接受者，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听众及观众的统称。译介受众具有数量大、地域分散广，且无组织、复杂多变等特点。受众与译者一样，在译介过程中地位重要。它是译介活动反馈信息之源，也是译介主体调整译介手段、重新整理译介内容的重要依据。该模式所指受众是指译本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等。

(5)译介效果。译介效果是指信息到达受众后，受众在认知、情感、行为与态度等层面上发生的变化或产生的反应。它是译者意图与目的之实现程度，或受众接受译者传递的信息后产生的有效结果。受众接受了译介内容，译介就有效果，译介活动过程就算真正完成；反之，就没达到译介效果。

可见，上述模式是基于“人己通”理念，借鉴译介学理论和以往经典传播模式构建。它突破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的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实现从“己”到“人”和“人”到“己”的良性回环，形成了较完善的环形译介循环模式。它改变了以往对外译介行为偏向以“己”出发，“一厢情愿”的模式，注重“由己及人”，即尊重原文，又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译介反馈和效果，从效果出发或以效果为依据展开译介活动，从而实现“人”与“己”的心灵相通，以取得理想译介效果，真正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

四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模式遵循之原则——以《论语》英译为例

“翻译是一种文化的对立，同时也是一种对话”。[21]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是中外两种文化的对抗、对话与融合的过程。“人己通”对外译介模式的构建有助于化解典籍翻译中的文化冲突，实现翻译信息的“质”与“效”在“度”上的最优整合，从而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促使世界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人己通”模式之实现受译介内容、译介主体、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等诸多因素或环节影响，为此，在《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过程中，需遵循如下原则。

(一)凸显文化共性，精选译介内容

要实现“人己通”，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译介内容选择极为重要。“选择怎样的作品加以介绍与翻译，这是一种根本的选择”。[22]一般而言，译介内容的选择需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该作者或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深得译者喜爱。辜鸿铭选择《论语》等典籍英译，是因为这些典籍中蕴含译者无比喜爱和推崇的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其译本最大特点是彰显道德主题，反复强调“道德”原则。[23]“Moral(道德)”一词出现频率最高，在《论语》译本中出现约两百次。二是时代背景是否需要。庞德选择《论语》英译的原因在于当时西方社会腐化堕落、混乱无序,人们道德麻木，迫切需要儒家道德思想这剂良药来医治。三是作品是否具有共同价值。《论语》译本不断重译或重版，是因为它蕴含“仁爱”“孝道”“忠恕”“诚信”“中庸”等全人类共同认可和适用的核心思想精华，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其出版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20世纪以来，辜鸿铭、理雅各、韦利及刘殿爵等译本不断重印，也涌现了李春燕、吴国珍、金安平及史志康等多部新的译本。

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差异(特殊性)，也有共性(共通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理解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文化具有共通性。具有文化共性的内容能给异域读者带来熟悉感，有助于消弭文化认同之间的隔阂，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以利玛窦为首的早期耶稣会士译介《论语》等儒经成功之处，就在于尊重中国文化和习俗，着力寻找儒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点，采用“以耶释儒”方式，实现了东西哲学和宗教的会通。[24]辜鸿铭长期研读儒家经典，深谙儒家思想本质，极为推崇儒家道德价值，认为儒家道德具有文化共通性，既是中国人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式微，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背景下，他英译的《论语》，在传达儒家传统道德文化陌生性和差异性特征的同时，尤其注重探求文化共通性，借用莎士比亚、歌德及爱默生等名家名言比照、参证或注释儒家思想，达到了理想的传播效果。[25]81

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和著作卷帙浩繁、博大精深，包括《论语》《道德经》《孟子》等，涵盖政治、道德、伦理、教育等多方面的传统文化精髓。它们既是教化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智慧，也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鉴于当前中国文化外译仍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两个问题，[26]240如不加选择地进行译介，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在外译《论语》等中国典籍时，译者应遵循“和而不同”之理念，在认真研究读者的基础上，怀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开放心态，力求做到“求同释异”，选择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具有文化共性的内容进行外译与传播，[27]循序渐进地让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的思想文化内容走出去。

(二)搭建有效平台，培育译介队伍

“由谁来翻译其实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28]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外译模式这一环形链条上，译者无疑处于关键位置。要译出《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精髓，实现“人己通”，译者不仅要具有高超双语水平和深厚中西文化功底，而且在译前须做好有关辞章、义理、考据和训诂等准备，还应深入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心理，熟悉海外出版市场等。《论语》等典籍英译就其译者身份而言，可划分为：西方汉学家或传教士、中国本土译者、海外华人及中外译者合作四种译者主体模式。

谁是中国文学或典籍外译的最佳译者主体模式，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应遵循“母语原则”，西方汉学家或译者英文功底深厚，深谙中西文化，是“最理想群体”。[29]如庞德、韦利及安乐哲等汉学家深谙中西文化异同，熟悉西方读者需要。但有学者认为汉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东方主义情愫”[30]及存在“过度诠释”或“诠释不足”之可能，[31]而本土译者“具有在语言理解和文化把握上的双重优势”，提出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由本土译者来译之主张[32]，如辜鸿铭、林语堂擅长英文写作，通晓古今、学贯中西；许渊冲、林戊荪等中英功底深厚，翻译水平高超。也有学者指出海外华人译者(如刘殿爵、黄继忠、宋德利等)熟稔中西文化精髓，能辩证审视中西文化异同，主张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飞散译者模式”。[33]再有学者认为提出中国典籍外译需依靠学贯中西人士，采用中外合作方式(“中西合璧”)，才能实现最终目标。[34]“中西合璧”模式能优势互补，有助于“跨越差异”，实现文化间传播，是最佳译者模式。[35]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思想家王韬协作下，翻译了《论语》等十三经，其译本成为中国翻译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典范。

上述四种译者模式各有千秋，但由于中国文化仍处弱势地位，文化竞争力不强，愿意承担中国典籍外译的西方汉学家和译者不多，乐于从事典籍外译的海外华人匮乏，依靠他们完成典籍外译重任不太现实，本土译者应承担主要角色。因此，中国急需培育高素质典籍外译本土译者。一方面中国翻译协会可与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及出版社等通力合作，搭建高层次典籍翻译人才培养平台，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服务；另一方面作为培育翻译人才的主体高校，应转变观念，积极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以及跨学科联合培养的典籍翻译人才培养新机制，共同确定培养目标，优化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及建设实习基地等，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所需典籍翻译人才。当然，在培育本土译者的同时，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可效仿国外做法，设立专项基金，吸引西方汉学家、翻译家投身典籍翻译工作。

(三)树立他人意识，满足受众需求

“人己通”译介模式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受众(读者)，关注译介效果。受众在译介活动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没有受众，译介主体的存在毫无意义。译介内容只有到达受众并为其接受与认同，传播才得以真正实现。[36]然而，当前不少译者并没从读者角度出发，对读者了解不够深入，自然难以取得理想的译介效果。因此，译介《论语》等典籍应树立他人意识，顺应读者要求，坚持以读者为中心。

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在中西文化强弱差异很大时，译者可采取对应翻译策略，将译文重心偏向读者的文化期待和接受心理，以增强译介效果。辜鸿铭等《论语》经典译本深受读者喜爱，产生极大影响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译者根据读者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期待视野采取了合适的翻译策略。韦利英译《论语》时，秉持读者优先原则，为使西方读者深入理解儒家道德核心概念，采用“以西释中”翻译策略。如他将“天”“帝”“孝”“圣人”等译成了《圣经》中的宗教概念词“Heaven”“God” “filial piety” “Divine Sage”等，[37]110其译文与原文虽有偏离，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带来了便利，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38]庞德为满足西方读者审美情趣与求新求异心理，采用“意象析字法”，创造某些词汇翻译儒家核心道德概念。如将“诚”拆为“言”和“成”，解释为“the sun’s lance coming to rest on the precise spot verbally”(光像语言一样投射到精确的点上) 。[39]总之，上述译者为满足西方读者的思维方式、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其译文语言地道流畅、通俗易懂，促使读者深入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由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思维习惯等存在差异，国内外话语体系也不尽相同。中国传统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融入”国外读者的心灵，需遵循话语等效原则，采用“受众熟悉的话语与话语体系”，[40]运用浅显通俗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讲述和传播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论语》等典籍英译，应树立“翻译始终面向读者”[41]思想，积极考虑读者接受水平和程度，重视读者的期待视野，采取“调适”“顺应”或“改编”等策略，运用本土化语言或表述方式，将所需传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附着其中，对文本中的陌生文化信息加以处理，满足读者的审美情趣，促使他们产生心理共鸣和阅读兴趣。

(四)加强交流合作，拓展译介途径

“人己通”外译模式实现的另一制约因素是译介途径。《论语》等中国典籍译本逐渐增多，海外影响力却极为有限，原因在于许多译本在国内出版，自产自销，极少在国外流通。译本的畅销，译文质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关键环节还包括出版策划与营销等。国内出版、面向海外发行的路径无法满足中国文化外译的需要。因此，促进《论语》等典籍外译与传播，就应另辟蹊径，积极拓展译介途径。

出版物发行是中国典籍外译最重要途径之一。典籍译著只有出版后，才能真正进入读者视野。西方读者比较青睐“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然而，当前中国典籍译著出版途径较单一，主要由中国国内出版社出版，而中外合作出版或由国外出版社出版的译著不多，不具备进入世界文化传播系统的实力。如“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译本主要在国内出版，在海外发行差强人意，接受情况不太理想，“除极少数译本，总体上并没有促成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42]而韦利等《论语》经典译本均由国外历史悠久，国际声誉卓著的主流出版社出版，如刘殿爵译本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出版，安乐哲和罗思文译本由美国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出版等。近年国内《论语》译本虽层出不穷，但鲜有在国外出版，其影响力十分有限。为此，国内出版机构可通过版权贸易、合作出版、图书贸易等形式，加强与西方出版机构合作，协力开拓国外市场；[43]118-119可与欧美主流商业出版社签订版权协议，由他们负责中国典籍的翻译、出版及营销；也可鼓励国内有实力的出版企业在国外设立出版分支机构，直接在当地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译著。

孔子学院、广播电视、报刊及因特网等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首先，相关机构可将《论语》等典籍译成简译本、节译本或图文版等，将其作为孔子学院日常学习内容，或开设《论语赏析》等相关课程，这将有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如南京大学编译的《孔子名言精选》精选了典籍中简短名言与故事，被推荐为海外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教材。同时，可将《论语》等典籍改编为英文电影、电视剧及动画片等，通过海外发行扩大受众范围，引起海外受众关注。其次，在增加国内报刊英文版基础上，国内相关机构应加强与西方主流报纸或图书出版发行书评期刊(如PublishersWeekly(《出版社周刊》等)的交流与合作，争取在国外媒体及时刊登《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或译著的出版情况。此外，国内相关机构可利用自媒体拓展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平台，不仅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英语类自媒体，而且应主动加强与路透社、CNN等西方主流网络媒介沟通，设法使它们正面报道中国传统文化内容。

(五)注重受众反馈，提升译介效果

译介效果是衡量外译成败的尺度和标准。“人己通”对外译介模式突破了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的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形成了译介环形模式。它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译介效果，从效果出发开展译介活动，真正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为此，《论语》等典籍译介不仅应关注语言的准确与忠实，还要关注其在国外接受情况，即译介效果，将译介效果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加强受众反馈是提高译介效果的有效途径，也是调整译介内容与策略的重要依据。通过对目标语受众调查，可了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从而调整译介内容与策略等，实现译介效果的最大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应“走出去”，更要“融进去”，仅仅“送出去”无法达到预期译介效果。因此，《论语》等典籍译介应注重受众反馈，建立受众反馈机制和译介效果评估机制，根据受众需要及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译介内容与策略。

影响译介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意识形态、译者、文化传统、内容选择、翻译策略及读者期待等。而译介主体的知名度、可信度等对译介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译者知名度和可信度越高，受众对译者的认同度越高，译介效果就越理想。[44]33-34《论语》等典籍的译介主体可选择中西合璧译者模式、辜鸿铭式的中国译者或韦利这样的西方汉学家为主。同时，译介内容的主题、观点、价值取向等内在因素与译介效果也存在关联。当前译者应精选西方读者愿意读、看得懂，具有文化共性的传统文化核心思想内容对外译介。就译介途径而言，典籍外译应尽量选择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外商业出版机构出版。此外，《论语》等典籍的译介受众应兼顾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

五 结 语

本研究基于传播学、哲学与比较文化学等相关理论，提出了“人己通”对外译介模式。这一模式深刻体现了符合人类共同体思想的 “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及“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继而以《论语》英译为例，提出实施该模式应遵循的原则。该模式突破了以往文学文化外译二元对立的藩篱，不仅关注为何译、如何译，更关注译作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有助于跨越文化屏障，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它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外译是一个长期性的复杂过程， 需要 “立足本国需要、把握国外文化需求”[45]，提升理解、尊重和关心他者的能力，努力维护人类共同体命运和利益；在文化外译实践中应遵循对外传播与译介的规律，探索有效译介模式，加强对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等的研究，同时要充分了解、尊重、关心译介受众需求，以获得较好的译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