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路

(中国地质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依靠区位和国家政策等优势，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内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转变，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特征，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告别了之前的两位数高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新常态对要素供给也产生了新常态约束，之前带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在逐渐弱化；面临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革。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主要研究投入产出中劳动和资本投入所没有解释的增值部分，或者是除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的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价值残差，即广义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产出增值部分，此产出增值也称索洛残差[1]。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

当前，国内外关于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涉及更多的是基于国家整体层面或是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区域研究。刘伟等[2]认为，经济增长因素包括2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力等，另一类则是全要素生产率。胡鞍钢等[3]分析改革开放以来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叶裕民[4]对1979-1998年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和资本的效率的测算发现，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资本贡献率变化程度较小，西部资本贡献率提升幅度较大。杨万平等[5]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源泉发现，物质资本投入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叶樊妮[6]采用OECD推介方法核算1995-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要素贡献指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依靠投入要素的增加，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现有研究中针对我国八大经济区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包含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年份数据的研究文献基本是空白，且针对某一省份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

贵州省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战略支点，根贵州省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2019年，全省经济增速预计8.7%，按此数据推算，全省GDP预计将超过1.6万亿元。2018年贵州GDP达1.48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约3.2倍，占全国比重由2010年的1.13%升为1.61%[7]。但经历几十年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依靠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本投入驱动经济发展已不适用于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鉴于此，笔者等基于贵州省1979-2016年经济统计数据，运用索洛残差法测算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进而分析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剖析贵州省经济发展内在驱动力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均采自1979-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国泰安数据库等。

1.2 研究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方法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参数法又可分为隐形变量法、索洛残差法及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非参数法主要以DEA方法为代表的生产前沿模型法。从TFP测算的实践看,索洛残差法仍是在国际学术界中得到认可的最基本和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因此采用索洛残差法估算贵州省TFP。

运用贵州省1979-2016年资本、技术进步、劳动三要素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以此衡量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产出指标(Yt)采用GDP数据进行衡量，为扣除价格因素将其转变为不变价格计算生产总值，采用以1979年为基期的GDP指数折算实际GDP。

资本存量(Kt)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式中，Kt和It分别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额；Kt-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P0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9年=1)；δ为几何折旧率。

基期资本存量(K0)按国际常用方法计算：

K0=I0/(g+δ)

式中，g为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δ为综合折旧率，采用张军等[7]研究成果，将折旧率设为9.6%。

劳动力(L)采用城镇就业人数，以各年末的实际就业人数(万人)计算。

为避免回归结果存在伪回归，在利用OLS回归得出资本产出弹性()前，需验证实际GDP、K、L数据是否平稳，故采用目前最有功效的单位根检验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验证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然后用二阶差分数据进行OLS回归，得出资本产出弹性,其中，*、**和***分别表示在5%、1%和0.1%水平的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2.2 模型结果

用二阶差分数据进行OLS回归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出，变量系数项与常数项分别在0.1%和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资本产出弹性=0.883 0，劳动产出弹性β=0.117 0。

2.3 全要素增长率对贵州经济增长的影响

2.3.1 全要素增长率及增长贡献率 从表1看出，1979—2016年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17%，产出年平均增长率为12.19%，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产出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1.98%。其中，1979-1989年全要素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处于较高水平，表明此时生产要素利用效率较高。而1990—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贵州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低，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仅0.32%，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1.35%。说明，1990—2016年贵州省经济增长依然是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贵州省经济增长还有着很大的空间。

表1 1979—2016年TFP增长率及其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为进一步深入探析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1979—2016年分为5个阶段(表2)进行分析。

表2 1979—2016年贵州TFP增长率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

1979-1986年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0%。此阶段各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围绕0上下波动，整体波动不大。年均产出增长率达11.65%，增速较快。且全要素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19.34%，居第4位，属中下水平(指在总体阶段中处于的水平程度，下同)。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小岗村经验”的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推行，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进一步激发；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此阶段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打破坚冰，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也纷纷打破壁垒。

1987-1994年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52%，产出年均增长率为 13.83%，均居第1位；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37.24%，处于较低水平。原因：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经典论断，使经济活力进一步激发，同时贵州省的城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与壮大促进了贵州省经济的发展，使GDP快速增长；贵州省地处西部门户和战略节点，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此阶段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浪潮，贵州省吸引大量劳动力、资本，使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快速上升；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推行的一系列通货紧缩策略等因素下，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贡献年均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

1995-2002年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87%，属中等偏上水平；产出年均增长率为 11.65%，属中等水平；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8.65%，属较高水平。原因：此阶段中国经济虽受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但由于贵州省身处内陆，其受冲击较小，且贵州省在这一阶段采取了一系列稳健政策，依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增长。

2003-2010年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98%，在总体阶段中处于较低水平；产出年均增长率为 13.81%，处于中上水平；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8.06%，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显著，贵州省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抗冲击能力较小；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推进4万亿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显著，但要素驱动作用不明显。

2011-2016年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15%，处于中下水平；产出年均增长率为 9.29%，处于最低水平；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23%，处于中等水平。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呈现新常态特征，即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于中国逐渐丧失人口红利优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内陆型经济模式的贵州省承接相关传统产业的优势进一步被削弱。但较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省份，贵州省具备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因此，要素驱动对其经济贡献仍具有重要作用。

2.3.2 全要素增长率及增长贡献率变化趋势 从图1看出，全要素增长率呈一定程度的周期性上下波动，符合周期规律，但在部分年份，如1990年等TFP增长率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剧烈。

3 小结与讨论

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相对变化是随经济发展阶段而改变的，在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显得更为重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一般出现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成熟期。

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对贵州省1979—201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的结果表明，尽管不同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波动，但总体贡献率较低，平均贡献率仅为-11.98%。原因在于，与中西部地区不同，贵州省经济增长不仅与传统要素驱动密切相关，且贵州省经济与国际市场密切相联，这与贵州省的实际情况也相符。

就我国目前经济形势而言，随着资本边际报酬收益的不断递减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贵州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此阶段，面临外贸市场不景气等现状，贵州省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财政收入中的技术研发投资比例，同时依托贵州省雄厚的高校资源，推动企业自主研发，创新产学研体系，推动创新成果的技术转化。

二是依托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在开拓国外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潜力，使贵州省市场多元化。

三是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主要是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其中，资源配置效率改进最大的动力就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应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制度空间。

四是剥离企业研发、技术、制造等功能，将制造业向中西部与东南亚等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进一步将贵州省打造成研发中心与技术中心基地。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并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将科技创新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切实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致力于建成科技创新体系健全、要素集聚、优势明显的创新型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