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天鹤

【摘 要】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直至当前，可以说是埃美关系变化最为复杂的时期，美国政府认为，埃美关系在近十年的变化要远远超出于前五十年的总和，了解现在埃美关系变化的前提是要对埃美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了解。因此本文主要着力于“阿拉伯之春”以前埃美关系的基本变化，并分为三个部分，从中观察出其中突出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关键词】 埃美关系 阿拉伯之春 十月战争 穆巴拉克

一、1971年之前的埃美关系

埃及与美国的交往始于奥斯曼帝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埃美关系主要集中在贸易与文化领域。1830年，美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友好与贸易条约》，开始在埃及享有治外法权。1850至1890年，埃及对美出口有9年超过100万美元，从美国进口只有4年超过50万美元，双方在这一时期的贸易交流并不多。①传教与建立学校，是这一时期美国在埃及的主要文化活动。现在著名的开罗美国大学，就是美国于1919年建立的。二战后，中东出现权利真空的状态，美国极力拉拢埃及，调解埃及与英国的撤军谈判，反对英法与以色列发动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并承诺向埃及提供援助。但却遭到埃及的拒绝，埃及加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国关系随即恶化。

六·五战争是是埃美关系的转折点。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埃及宣布与美国断交，并指责美国在战争中“向以色列提供了难以想象的武器”，应该为阿拉伯国家的战败负责。②六·五战争的失败对纳赛尔个人威望和影响力造成极大的冲击，他开始重新思考与美国的关系。他曾对萨达特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现在全部的牌都掌握在美国手中。”③埃及于1970年接受了美国提出的罗杰斯计划。萨达特上台后，埃美关系有所缓和。尼克松派特使参加纳赛尔葬礼，萨达特通过特使向他转达希望和平的愿望。在萨达特上任不到三个月，美国就恢复向埃及提供小麦和食用油。1971年1月，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埃及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建立了直接联系。虽然双方进行了多次会晤，但是埃美关系并没有改善。

二、十月战争之后的埃美关系

十月战争一直被认为是埃美关系的转折点。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洗刷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耻辱，萨达特成为埃及和阿拉伯人的民族英雄。这场战争使美国意识到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重要性。基辛格展开穿梭外交，促成埃以签署了第一次军事脱离接触协议，也使得埃美关系得以改善。埃美于1974年2月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同年6月，尼克松访问开罗。次年10月，萨达特访问美国。这一时期双方关系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埃美贸易量猛增，双方于1978年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到1981年，美国成为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军事关系也不断增强，美国许诺向埃及提供不少于60亿美元的军事信贷，还称这不过是冰山一角。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认为戴维营协议是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的和平，这标志着埃及脱离阿拉伯舞台这一时代的到来，这个问题对埃及外交政策造成了很大限制。尽管开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破裂很快就修复了，但是埃及在该地区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严重影响。

1967年6月战争后，美国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支持，使埃及更加依赖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但这种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被来自阿拉伯石油国家的不断增长的财政援助所平衡。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当萨达特选择依靠美国政府的外交手段帮助他从以色列夺回埃及领土时，他与苏联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逐渐淡化，致使埃及在经济和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

三、穆巴拉克时期的埃美关系

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随后，穆巴拉克宣誓就任总统。穆巴拉克继承了萨达特的对外政策，但做出了一定调整，推行平衡外交，一方面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同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努力消除与阿拉伯世界的隔阂。穆巴拉克自执政以来，埃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美国之行几乎是穆巴拉克每年的例行外交活动。两国的经贸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00年，埃及与美国的贸易额达25.09亿美元，其中埃及从美国进口21.06亿美元，出口4.03亿美元。④在这一时期，美国与埃及的军事合作也有了深入发展。但是穆巴拉克并不唯美国马首是瞻，他更强调埃及的阿拉伯属性，强调埃及地区大国的地位。他试图通过恢复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来平衡埃及的外交政策。同时，他坚持开罗关于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承诺。尽管他的外交政策实现了，但却在国内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了2011年1月革命的爆发。这一剧变不仅对埃及外交政策产生了挑战，也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了挑战。穆兄会在其历史上以及埃及历史上首次登上政坛，伊斯兰政权开始实施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教条相符的外交政策。

埃及具有领导中东实现稳定的能力，这不仅源于该国的地理位置、人口比重和军事能力，还源于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知识和文化核心的显著历史性作用。早在19世纪，开罗就已经是当代阿拉伯政治思想的先锋。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许多主要的阿拉伯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六·五战争中埃及惨败以色列宣告纳赛尔主义破产时，阿拉伯的领导范式崩溃了。就萨达特而言，他以坚定而大胆的愿景——即埃及的改革和中东和平的实现，试图重振和加强埃及的地位，然而，与以色列的单方面议和和他轻率的经济改革步伐使他的国内和阿拉伯地区的伙伴都与他分道扬镳，导致埃及在外交和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穆巴拉克因为埃及的领导地位非常自豪，埃美两国在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呈现出巨大的脆弱性。这也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埃美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原因。

【注 释】

① 张士杰、趙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页.

② 钟冬编，中东问题80年[M].新华出版社，1984.第189页。

③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M].商务印书馆，1997第243页。

④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新闻部新闻总署：《埃及年鉴》（2002年），第96页。

【参考文献】

[1] 陈天社.埃及对外关系研究（1970-200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 钟冬编.中东问题80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