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案二审宣判，被指共同受贿的妻子、女婿亦被“另案处理”。家属案件的走向，会受到潘案影响吗？没人能说清楚。“另案处理”本身的必要性受到承认，但引起的讨论也从未停止。

2019年底，安徽来安县委原书记刘荣祥，被马鞍山市中院一审认定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获刑13年6个月。判决书称，其受贿款中有170万元，系他分别与妻子潘朝红、前妻王启霞共同受贿。

尽管被指共同受贿，但刘荣祥与两任妻子却不在同一法院受审。她们再被一分为二，案件由滁州市琅琊区法院分别审理。

3名被告人，3起案件？在刘荣祥的辩护人仲若辛看来，这不利于法官查明事实。他已于2020年3月，向安徽省高院寄出了并案审理的申请。

一起共同犯罪案件因特殊规定、原因而分离为多起，这个名为“另案处理”的处置方式并不鲜见，在职务犯罪中尤甚。2020年1月，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案二审宣判，被指共同受贿的妻子、女婿亦被“另案处理”。家属案件的走向，会受到潘案影响吗？没人能说清楚。

在更宽广的领域，“另案处理”本身的必要性受到承认，但引起的讨论也从未停止。

“并案”不易

“另案处理”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2019年出现“另案处理”字样的刑案法律文书，共98747份，占该年刑案文书的6.33%，而2018年、2017年的数据分别是6.22%、6.57%。这是已审结案件中“另案处理”所占的比例。多年前，在公安机关办案阶段，比例则要高得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分析，实践当中，有的“另案处理”确有必要，最典型的是部分被告人在逃的案件，已抓获的被告人自然应该及时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