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融

“健康码”折射政务服务数据规则

疫情中的“健康码”应用可以看作是“数字治理”的一场大型试验。依托数据资源汇聚、数字技术支撑和产品思维驱动，传统基于科层上报制的管理模式演化为多方参与的、动态精准化的数字治理，通过“数据流”牵引带动真实世界中“人流” “物流”“商流”的复苏与回归，实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跃升。“健康码”治理模式，在未来将可能复用至其他政务管理议题，这要求我们深度反思“健康码”经验与不足，为数字治理的持续化发展塑造良好的规则框架。

解决“个人信息保護”问题，需厘清各方角色与责任

目前，关于“健康码”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讨论多止步于现象本身，而忽略了最为关键性的责任主体问题。明确这一问题，需要厘清“健康码”的性质与各方角色。

从发端到全面推进，“健康码”深度卷入了政府部门（这里的政府部门包括国务院、各地地方政府、深入社区的街道办事处等各级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事业单位等诸多公、私主体，围绕“健康码”的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如何在上述主体之间分配和界定，关系到相关问题能否得到根本性解决。

“健康码”本质是政务服务，政府扮演数据控制者角色

从当前国际主流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所采纳的数据控制者、数据处理者二维规制主体框架入手，可以为“健康码”有效划定各方责任边界提供参考。

政府部门在“健康码”政务服务中处于“数据控制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