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潘光旦

前段时间后浪与前浪的讨论喧嚣尘上，但青年人问题在网络文化与消费主义双重的“降维打击”之下早就名存实亡，更何况还有资本游戏的“黄雀在后”。回顾前贤，潘光旦先生的旧文倒是有针砭时弊的妙用，有心人不妨直视。

本文摘录自社会学家、教育家潘光旦先生（1899—1967）的旧文。原题为《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作于1936年。

潘光旦先生

什么是士的教育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自国难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而此种对不起之处才一天比一天的无可掩饰，至最近且到一完全暴露的地步。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

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教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至于在“社会化”以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议不论之列。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左起：费孝通 孟吟 潘光旦 吴文藻

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绳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这种教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智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的脑经里去，否则，在生产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无非是教“不夺不餍”的风气变本加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