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2019年，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安排主要围绕乡村治理展开，这些部署的核心指向可以归结为一条，即“乡村治理正规化”(1)一些学者用村庄行政化、体系化等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与笔者采用的乡村治理正规化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参见：周庆智.改革与转型：中国基层治理四十年[J].政治学研究,2019(1):43-52；景跃进.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J].治理研究,2018(1):48-57.。根据笔者归纳，正规化的具体含义，大体包括党的领导、县乡功能、村庄组织、集体经济等10个方面(表1)。

表1 2019年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重要部署

当前，中国村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二是典型农区村庄，三是生态脆弱区村庄。大体上讲，全国50多万个行政村中，第一类、第三类村庄各占15%左右，第二类村庄占比在70%左右(2)目前，关于村庄类型划分有多种标准，每类村庄的占比也缺少全面的调查数据。本文中不同类型村庄的占比来自笔者依据局部调查所进行的大体匡算，经与同行交流，这个比例在乡村研究领域有较高共识度。。在这三类村庄中直接导入正规化的治理体系后，村庄都面临一系列特定的矛盾和约束：(1)绝大多数村庄并不具备承接乡村治理正规化任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