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洪

关键词：方音;飞白辞格;存真辞格

摘 要：“飞白”是汉语中有着较高使用频率的修辞格，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方音是“语音飞白”的重要源头，这无疑等于将现实生活中的方音表现视为语言错误。从言语使用正确与否、方言价值、方言歧视、修辞评价标准等方面来看，方音应归入“存真”修辞格。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4-0153-05

Key words： dialectal accent; “Feibai”; “Cunzhen”

Abstract： “Feibai” is a frequently used figure of speech in Chinese. At present， most researchers consider the dialectal accent as an important origin of “phonetic Feibai”， which means that the dialectal accent is taken as language error.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rrect use of speech， dialect value， dialect discrimination， rhetoric evaluation standards， etc， the dialectal accent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trope of “Cunzhen”.

一

“飞白”是汉语中经常使用的修辞格。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它大体相当于英语修辞学所谓“Malapropism”（俗称“Mimesis”）和日语修辞学所谓“拟误”。“飞白”名称乃陈望道先生所确立。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他指出：“明知其错故意仿效的，名叫飞白。所谓白就是白字的‘白。白字本应如《后汉书·尹敏传》那样写做‘别字，但我们平常却都叫做白字。故意运用白字，便是飞白。”[1]144在同年发表的《论飞白》中他解释说：指称汉语中同英语“Malapropism”和日语“拟误”相当的修辞现象，在术语使用上自己之所以没有采取“拿来主义”，除了因为我国并不缺乏专用名称，同时因为我国既有名称“飞白”，比起“拟误”之类显得更为贴切生动。[2]397我国后来的修辞研究者，大多赞同陈望道先生的以上处理，亦即很少有人就“飞白”名称提出不同意见;不过在“飞白”研究上，尤其在其内涵和外延揭示上，则有明显深化和大步推进。例如有学者指出，“飞白”的生成涉及两个表达者，一是“出错”的表达者，二是“仿错”的表达者。[3]还有学者指出，“飞白”建立在语误的基础上，但语误的发生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之分，其中表达者1是“不知其错而误读误用”，表达者2是“明知其错，故意记录或援用”。[4]420“飞白”以上特点的明确化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知道有的人正是因为忽略“飞白”前述个性之所在，或者将某些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如“农民不是消废者”“孩子学习需宁静，四邻休息需寂静——少安勿‘噪”“默默无蚊（某蚊香广告）”“以帽取人（某帽子公司广告）”“一戴添娇（某饰品广告）”等等——作为飞白看待;[5]107、[6]91或者将某些网络调侃语——如“我好呸服他厚阉无齿”——视为飞白表现。[7]186其实它们不属“飞白”而属“仿拟”。这是因为，尽管其中含有“错”的成分和“仿”的因素，但其生成只涉及一个表达者，且自始至终为清醒意识所控导。又如该辞格最初只是被分为两大类，[1]146后来有学者提出可以分为三类，[8]117-119再后来又有学者将其分为四类，[9]182-186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该辞格可以分为五类，即“语音飞白”“语义飞白”“语法飞白”“文字飞白”“逻辑飞白”，[10]121不仅分类越来越细且越来越合理。

二

然而在为此深感振奋的同时，笔者不无遗憾地注意到，论及“语音飞白”，不少著述将下面这类用例视为典型表现：

（1）有时候，阿姨先把灯打开了，她嘴里连连说：“我吉（自）己来，我吉（自）己来。”（周立波《灯》）

（2）他开始训话：“买第一册国翁（文），公明（民）、算数（术）;听明白了没有？一仍（人）作一绳（身）白制服，不准疮（穿）小马褂;听明白了没有？”（老舍《牛天赐传》）

（3）他把我的手推开，提着两个小拳头，偏着脑袋质问：“哼，叫我‘小鬼？我有名字呀！”他指着床上那个睡得挺香的小女孩说：“妹妹叫宝情（成），我叫情（成） 渝！”（杜鹏程《夜走灵官峡》）

（4）有个教员是长征老干部，湖南人，还问他：“你听等（懂）听不等（懂）？”大水瞪着两个眼儿。旁人笑着说：“问你懂不懂！”（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

（5）熊老铁还想倔强到底，却见张部长又回屋里，抓住那位何同志的手，说道：“东（同）啧（志），刚才熊老铁的话你都听见了吧，好好的赶（检）讨吧……”（秦兆阳《炊事员熊老铁》）

（6）车头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机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声骂我说：“猪头三！侬（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殺时，叫旺（黄）够（狗）抵依（你）命噢！”（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

根据有关说明，如此处理乃是因为其中含有方音成分，亦即其中某些字词的发音违背普通话的语音规范要求。

视方音为“语音飞白”基础，可谓当今学界普遍共识。这样说并非夸大，且看下引论述：

◎语音飞白——利用各类不准确的语音，如咬舌儿、大舌头、口吃，有时还有方音土语的发音。（宋振华《现代汉语修辞学》）

◎语音飞白——由于咬舌儿、大舌头、口吃或方音的影响而发错语音。（王德春主编《修辞学词典》）

◎语音飞白——就是故意仿效由于咬舌儿、大舌头、口吃或方音等的影响而发错的语音。（成伟钧等《修辞通鉴》）

◎语音飞白——利用各类不准确的语音，如咬舌儿、大舌头、方音、读错音等构成的飞白。（杨春霖、刘帆主编《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

◎语音飞白——因方音、口吃等原因而读错，故意将错就错。（黄建霖《汉语修辞格鉴赏辞典》）

◎语音飞白——故意利用不准确的语音，如直录由于咬舌儿、大舌头或方音影响而读错的音。（张斌主编《中华学生语法修辞词典》）

◎语音飞白——是对误读、错读的语音进行实录援引。常见的多是利用对多音字词、错别字音、方音、大舌头音、儿语模糊音、外语音等构成飞白。（韩荔华《汉语修辞技巧教程》）

◎语音飞白——记录或援用说话者因口吃、咬舌儿、方言等语音上的不规范现象所构成的飞白。（谭学纯等主编《汉语修辞格大词典》）

缘上可知，认为方音乃“语音飞白”重要来源，在当今学界不仅业已成为定论，而且業已形成不可动摇之势。

三

不过即便如此，本文仍不能不对此提出商榷。笔者之所以难以认同前述做法，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认识：

其一，语言使用的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所选择的措辞类型是否与题旨情境相适应。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措辞类型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所指除了包括不同民族语言，如汉语与英语;还包括不同社交语言，如方言与普通话;不同语体类型，如口语与书面语;不同文体样式，如散文与诗歌;不同表达方式，如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不同语音表现，如标准音与错讹音;不同文字形式，如规范字与错别字，等等。我们注意到在修辞过程中，所选择的某种措辞类型能否产生较好表达效果，尽管与其本身特点不无关系，但总体看，则主要取决于其存在形式是否与题旨情境相适应。例如鲁迅《“碰壁”之余》中说：“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綷，不在话下。”其中“”字是鲁迅自创的。毋庸讳言，这是个错别字，但它却起到规范字难以起到的极佳效果。由此可见，将“飞白”之构成基础，即被仿者的形式特征作为研判语用正误的决定性根据，本身即存在方法论上的偏颇。

其二，方言有方言的存在价值，有时比普通话更管用。胡适曾对不同语文媒介作过比较，指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中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11]330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之处乃是方音，因为方音直接与音容声情相联系，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发音与其他行为方式（如身体上的）相伴出现”[12]265。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扮演者，操着地方普通话出现在熟悉其音声举止的观众面前，总是给人以斯君犹在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原因也就在这里。刘半农曾经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他认为结果则是“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13]225假如时光可以倒转，假如我们可以有机会前往另一世界专程拜访前面提到的周立波、老舍、杜鹏程、袁静、孔厥、秦兆阳、郁达夫等作家，当面请问，在《灯》《牛天赐传》《夜走灵官峡》等作品中，他们借助方音表现主人公音容声情时，是否将带有方言味道的发音视为语言错误？可以推断，他们必定会反问：你们怎么会提出如此奇怪的问题？并会告诉和提醒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生动再现主人公说话时的神态，从事学术研究需把握好分寸，过犹不及。

其三，完全不会普通话或者仅仅只会地方普通话的人属于正常语言使用者，对于他们应当给予理解和尊重。自“推普”工作开展以来，一直有人将说方言视为愚昧表现。“说普通话 做文明人”（《鄂尔多斯日报》2006年6月2日第3版）、“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 做文明人”（《云南日报》2001年9月13日第C03版、《三明日报》2008年1月9日第A01版）之类提法，迄今仍不时以标题形式出现在颇有影响的报刊上。将说方言视为落后行为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当前我国仍有4亿多人不会普通话;[14]同时也显然没有意识到，“语言是平等的，犹如民族和人种是平等的一样”[15];“多语相处，相互尊重是必要的”[16];“共同语和方言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只存在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关系”[16];“地方语言或方言，承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经验，应当得到善待”[17]。为方便社会交往，每个同胞都应努力学习普通话，成为既能娴熟操作地方话又能流利运用共同语的“双言”人，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对此应有充分思想准备。基于每个人都有自主择用交际媒介的语言权，即便有的人始终只会地方话，也不应对其抱歧视态度。将方音表现视为语言错误，视为飞白构成基础，同视方言为不文明现象有着直接因果联系。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前述联系人为强加痕迹尤为明显，并不具备令人信服的学理基础。

其四，将方音与飞白相联系，作为修辞评价标准难免动辄碰壁。晚清文人韩邦庆创作的《海上花列传》，道白均以吴语为媒介，例如该著第二十三回以如下文字写卫霞仙对姚奶奶所说的一段话：

（7）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裏，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

因为这段文字不仅如实反映了作品主人公的用词组句特点，同时逼真再现了她说话时的音声腔调，故而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和高度评价。胡适认为其表现形式不容移易，无可替代，否则将“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11]331

梁启超撰写的剧本《班定远平西域》，其中大量对话皆以粤语为载体，如在此剧《军谈》这一幕中，两位军士的对白如下：

（8）（甲）今晚真好月色呀咧。

（乙）真好，真好。我哋在呢处，真系快活咧。

（甲）我哋做军人嘅，就有呢种咁好处。你想佢哋起屋，开厅叫局，三弦二索，酒气醺醺，烟油满面，有我哋咁逍遥自在嚰？

（乙）我哋中国人，都话好铁唔打钉，好仔唔当兵，真系纰谬。呢种咁嘅狗屁话，个个听惯了，怪不得冇人肯替国家当兵咯。

……

梁启超认为曲艺语言隶属诗歌语言，[18]148-149并认为诗歌语言革新之路乃是以“耳的诗”取代“目的诗”。[19]5263因为《班定远平西域》中的对白语言主要建立在粤语词汇、句法和语音基础之上，该剧不仅被视为晚清粤剧改良“先驱之作”[20]，同时被认为“具有独特的文体史和文学史意义”[21]。前面指出将方音与飞白挂钩的做法缺乏普适性，之所以这样说，乃因为认可前述做法且普遍推广，则深得好评的《海上花列传》和《班定远平西域》将被贬斥为语言错误之集大成。可以肯定，这样的定性不仅难以为文学界所认同，即便在语言学界，也不大容易找到支持者。

另外，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湖南人，尽管他在与外地人交流时总是努力向共同语靠拢，但因为母语惯性太强，口头表述中仍不时会有湖南方音顽强流露。在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中，我们每每可以看到如下记载：

（9）记得湖南农村来了个老太太，并非亲属，只不过一个老乡。毛泽东竟亲自搀扶她走路，不要我们帮忙，嘴里还一个劲关照：“慢慢行（háng），慢慢行（háng），小心台阶，小心……”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行（xíng）说作“行”（háng）。（权延赤《真实毛泽东》）

（10）当天下午，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欢迎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大会，毛泽东主席讲话。至今我还记得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喜从天降……”浓浓的湖南口音，把“降”念成“杠”，這成为当时我们陕北公学学员们常挂在嘴上的、唯一会讲的一句湖南话。（李广涛《百年自述：一个合肥人的足迹》）

（11）毛主席边走边向大家招手，还不停地点头示意，接着就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开门见山地给大家作报告了。“腾（同）志们：今天开这个费（会），叫我来讲个哇（话），讲什么呢？讲打日本，救增（中）国……”（王君《寻访那些红色记忆》）

（12）当时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说“西盖（世界）是你们的”时，留学生们听不懂“西盖”是什么意思，大家纷纷交头接耳相互询问。（周桂发《谷超豪传》）

（13）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蜂”和“烘”读成一个音。钱三强一时没听懂，又不好随便译，便转过脸来问身边的同志：“马烘是什么动物？”经过解释，钱三强忍不住笑了，在坐的人也都笑了。（孔令华等《自然最和平：毛泽东与科学家》）

尽管以上谈到的毛泽东“湖南口音”表现与目前学界论及“语音飞白”时展示的例子并无区别，但我们相信，不会有人将其作为语言错误看待。

四

根据以上四点认识，笔者主张今后的修辞评论应将言语生活中的方言表现与所谓“语音飞白”坚决脱钩！或许有人担心，承认方音的价值和作用，让方音与“飞白”脱钩会不会对“飞白”辞格造成釜底抽薪般的冲击？我们认为不会。原因在于：作为“飞白”构成基础的语误，除了包括语音上的，还包括语义上的、语法上的、文字上的、逻辑上的，等等;即便仅就语音方面而言，也还包括因口吃、咬舌、误读、错读等原因导致的多种类型语音负偏离，将方音从“飞白”中移出，非但不会对“飞白”辞格造成颠覆性伤害，还会使其立足基础更为合理和坚实。但将其移出，就得给它找个安身之处，即将其置于何种辞格名下较为妥帖？杨树达《中国修辞学》认为，汉语中有一种叫做“存真”的修辞格。根据举例可知，其所谓“存真”是指表达者2如实记录表达者1的口语特点，包括a.停延上的特点，即语气完不完整;b.吐齿上的特点，即话语流不流畅;c.措辞上的特点，即表达利不利索;d.用语上的特点，即依托通语还是依托方言。论及特点d时，杨先生结合有关用例具体论析道：

◎《史记》第四十八卷《陈涉世家》：涉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

◎《通鉴》第百八十五卷：炀帝好效吴语，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胡三省注：“吴人自称曰侬。”个小儿，亦吴语也。

◎《北齐书》第十二卷《琅邪王俨传》：俨辞曰：“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头使作阿尼。”树达按：同卷《南阳王绰传》云：绰兄弟皆呼嫡母为家家。

◎《五代史》第十卷《汉高祖纪》：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临决，指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刺！无大故，勿弃之！”树达按：徐无党注云：世俗谓勇猛为操刺，录其本语。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云：今人以雄猛为插刺，当即此意。树达按：闻今蜀人尚有此语，犹俗言利害。[22]138-149

据此可知，“存真”在所指上包括方言词汇和方言语音实录。“存真”与“飞白”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有三：一是“存真”与“飞白”都涉及两个表达者;二是表达者2的措辞，皆以表达者1的语言表现为基础;三是表达者2只关注表达者1的语用特点，至于表达者1的语言常态则不在兴趣之内。不同点亦有三：一是“存真”对于表达者1的语言表现不作正误评价，而“飞白”则否;二是“存真”不以语病为构成基础，而“飞白”则不然;三是“存真”不把方音表现以及方言词汇运用视为语言错误，而“飞白”则看法相反。[23]讨论至此，前面存疑的问题，即“表达者2如实记录或援引表达者1的方音表现”如何归位的问题，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结论。这就是：可以将方音置于“存真”名下，作为“存真”具体表现形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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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