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封颖（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近年来陆续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裔移民一代极少占据美国大学校领导岗位，不仅比不过中国台湾裔香港裔，甚至比不过印度裔。为验证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本文使用世界排名最靠前的236 家美欧大学，即前100 所美国大学、前50 所英国大学、前48 所德国大学和前38 所法国大学的校领导计算中国大陆裔所占比例，并与印度裔、中国台湾裔香港裔对比分析。

在研究数据方面，美国前100 所高校和前100 所商学院使 用US News 2020 数 据。 英德法高校统一使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数据，包括50 所英国高校、48所德国高校和38 所法国高校。在研究对象方面，“中国大陆裔”和参照对象“中国台湾裔香港裔”和“印度裔”都仅指移民一代，即在母国/ 母地区成长至18 岁后才移民到美国的人群。“校领导”仅指校级高管，不指校董事会成员。本文将“校领导”分两类：一是一把手校领导；二是二把手及其后的普通校领导。所有数据均为一手统计所得，有效时间截至2020 年2 月1 日。

一、研究结果

发现一: 美国TOP100 大学一把手中，中国大陆裔为0，印度裔为3；二把手及其后校领导中，中国大陆裔为3，印度裔为24

在岗位含金量方面，中国大陆裔平均能当上排名第68 位美国大学校领导，印度裔平均能当上排名第36 位美国大学校领导。换句话说，中国大陆裔占据前100 所美国大学的含金量（3 人平均占据排名第68 位的美国大学）比印度裔占据的前100 所美国大学含金量（28 人平均占据排名第36 位的美国大学）要低近1 倍。

在岗位广泛度方面，100%的中国大陆裔在美国大学校领导的主管业务局限于教务和学术事务2 种岗位。而仅14% 的印度裔在美国大学占据上述岗位，86% 则广泛占据校长、分校校长、教学、招生、科研、人力资源、学校盈利业务、外联与国际合作、合规与审计、开放学习、信息技术支持、附属校医院等其他12 种岗位。

在未来有望当上校领导的梯队储备方面，中国大陆裔占据美国大学校领导岗位的储备后劲不足。前100 所美国大学各院系正职院长中，中国大陆裔仅有2 名，1 名为工程学院院长、1 名为计算机学院院长；而印度裔则有18名，为商学院/管理学院院长10名、工程学院院长6 名、信息系统和公共政策学院院长1 名、分校校长1 名。

发现二: 英国TOP50 大学校领导中，中国大陆裔为4，印度裔为0；德国TOP48 和法国TOP38大学校领导中，中印均为0

发现三: 美国TOP100 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中，中国大陆裔为1，印度裔为15

本文选择美国前100 强大学的商学院正职院长进行案例分析。选择商学院主要基于两点考虑：（1）商学院往往是美国知名大学中规模较大、设置普遍、系所师生多、横跨文理的热门类大院大系，较纯理工类或纯文科类院系而言，商学院正职院长职位的竞争程度更激烈，正职院长岗位的含金量较高。（2）同比如法学院、医学院等热门类大院大系，商学院的“外国人门槛”相对较低。法学院、医学院由于其更需要本土文化熟稔、学费高昂等就读和职业特点，更倾向于提升本土人士。中国大陆港台印度等国外移民一代很难当上院长，因此用作案例分析的说服力不够强。

截 至2020 年2 月1 日，美国前100 强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中，有15 名为印度裔，仅有1名为中国大陆裔。以岗位含金量衡量，1 名大陆裔平均能当上排名第49 位美国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15 名印度裔平均能当上排名第45 位美国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特别是，2 名印度裔成功跻身美国前10 所顶尖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分别为第2（哈佛大学）和第4（芝加哥大学）的高位。美国前10 所商学院中，不止正职院长，普通教师都极少为中国大陆裔。

二、原因分析

原因之一：英语母语不是主要因素

假设四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基数相同，按母国人口总量的权重计算，则中国大陆每1 人出任美国大学校领导，印度则出10.5人、中国台湾出21 人、中国香港出134.5 人。英语是印度和中国香港的官方语言。如英语母语为原因，则印度裔和中国香港裔在美表现应超过中国大陆裔和台湾裔，但中国台湾裔一代移民出任校领导比印度裔出任校领导的权重值高1 倍。在量方面，这说明英语母语不是影响因素；在质方面，1 位中国台湾裔校领导为一把手校领导，1 位中国香港裔校领导为二把手校领导，这不仅说明作为少数族裔的华裔一代移民整体在美国大学占据校领导并不低于印度裔的含金量，而且说明中国台湾裔香港裔移民一代比大陆裔移民一代占据美国大学校领导岗位的含金量高。

原因之二：赴美大陆留学生生源质量和数量不是原因

赴美大陆留学生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均较大幅度超过印度赴美留学生，因此美国大学校领导中国大陆裔一代移民少不是生源原因。留学生数量方面，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数据，从1979/1980 学年至2017/2018学年，赴美印度留学生总量为190.4 万人、中国大陆留学生总量为303.4 万人，中国台湾留学生总量为53.4 万人、中国香港留学生总量为18.8 万人，大中华区（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留学生总量为375.5 万人。留学生质量方面，以2011/2012学年至2016/2017 学年的6 年统计，美国顶尖20 所大学录取中国大陆学生118923 人、录取印度学生33090 人，前者是后者3.6 倍。

原因之三：统计年龄段赴美中国大陆裔升任美国大学校领导难度大可能是主要原因

一是这批人对美国多元社会的适应力有限，很难达到“美式”卓越领导力的要求。研究发现，3 名中国大陆裔美国大学校领导以及正职院长的在岗高管年龄在57 ～63 岁 之 间（最 小1963 年出生），100%是在大陆读完本科及硕士博士后才赴美留学，赴美时间为1984 年和1988 年。这一批人的思维理念与美国多元并包兼容的社会理念认知存在“次元级”差异，造成其很难深度融入美国大学并体现出卓越领导力，大多停留在基层或技术岗位难以升迁。

二是这批人整体上的美式思维管理能力偏弱，可能导致其更不容易在商学院上升到管理层，而能在理工学院上升到管理层。这批人成长在动乱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很难从小就具备一整套市场经济、沟通交流的思维。而印度、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一直深受美国体系的影响。

原因之四：中国发展红利期导致较多华裔学者选择回国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在本文使用的世界排名最靠前的236 所美欧大学中，要想升任大学校领导必须至少先具有本大学正职院长或类似年资。虽然中美两国都难以找到官方统计数据，但从现实中我们观察到：从中国加入WTO 至今，大陆高校吸引“海归”力度很大且岗位多、薪酬高，近20 年来“海归”回流，华裔学者不在少数；而极少有能留美国的印度裔选择回归印度大学，都是一心一意留在美国。因此华裔学者选择回国可能也是升不到美国大学校领导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