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珍

印度当代英语作家马努·约瑟夫（Manu Joseph， 1974— ）的每部作品都会引起学者和读者的热议，表现出他对印度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其处女作《严肃的男人》讲述了达利特种姓的艾扬和天体物理学家阿尔文德·阿查里亚这两个社会地位悬殊的人物如何实现个人理想的故事，触及了印度历史悠久的种姓制度。

马努·约瑟夫出生于南印度的喀拉拉邦，在钦奈长大。他先后在钦奈的洛约拉学院和马德拉斯的基督教学院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有很长时间从事新闻工作，曾任《社会》杂志的职业撰稿人，《开放》杂志的编辑，并为《国际纽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等杂志撰稿。2014年他辞去《开放》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职业作家。多年的新闻工作使其创作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客观冷静的叙事风格。作者在接受《赫芬顿邮报》的采访时曾谈到，在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写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记者的工作使他对小说不再报有任何浪漫的想法”。确实，约瑟夫的小说，带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在题材和主题上都表现出鲜明的现实色彩。

2010年，马努·约瑟夫凭借小说《严肃的男人》跻身文坛，小说一经出版便广受关注，并开启了获奖之路。它荣获首届印度文学奖、美国笔会开放图书奖，入围了曼亚洲文学奖、波灵格大众沃德豪斯奖等多个奖项。有评论称“这部杰出的处女作是南亚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之一，在萨尔曼·拉什迪、罗辛顿·米斯垂和维克拉姆·塞斯掀起的创作浪潮之后，它指明了一个新方向。”《独立报》评论称“最优秀的喜剧小说家知道，一个小小的世界就可以阐述一种文化和一个时代，在这个滑稽悲伤的处女秀中，约瑟夫做到了这一点。”目前，该小说被翻译为荷兰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其半自传体小说《他人的非法幸福》入围了2013年印度文学奖，《华尔街日报》评论称该小说“将黑暗、悲伤的笑声注入到一个非常感人的失落故事中”，第三部小说《莱拉小姐，武装与危险》因其显著的政治色彩而引起了热烈讨论。

《严肃的男人》“巧妙地将无力者的挫败感和无法实现的权力进行对比”，讲述分属于不同阶级的艾扬·马尼和阿尔文德·阿查里亚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故事。小说分为七章，主人公艾扬·马尼在孟买最高科学学府理论与研究所工作，是研究所里的最高掌权者阿尔文德·阿查里亚的助理，负责接听电话、打印文件、收发邮件等琐事。艾扬聪明、狡黠，道德观念淡薄而目中无人，他凭借收集信息、欺骗媒体、窃取试题等手段，成功地将自己10岁的儿子安迪亚·马尼打造成为一位可以背诵前一千位质数、以优异成绩通过理论与研究所联合入学考试（JET）的“天才少年”，广受媒体和社会的赞誉。阿查里亚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天才天体物理学家，专注于学术事业，以傲慢、威严著称，一直被视为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在印度学界占据殿堂级的位置。年近花甲的阿查里亚一意孤行地实施“气球计划”，期望以此探讨人类的起源和宇宙的规律。其间，他和年轻的天体生物学家奥帕纳·戈什莫利克发生了一段婚外情，他对奥帕纳的抛弃导致奥帕纳怀恨在心，她在后来的实验中造假陷害阿查里亚。在小说的最后，阿查里亚与艾扬达成交易，前者为后者提供JET的试题，后者则帮助前者澄清陷害，重新成为研究所的领导者以继续进行“气球计划”。作者在访谈中表示，《严肃的男人》表现了“一个男人无可辩驳的、真实的愤怒，这个人相信自己比大多数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人还要聪明。”确实，在小说中，正是艾扬的这种信念，使得安迪亚变为“天才”，并且两个故事得以产生真正的交集，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人物更加多元。本文打算从文本分析出发，以艾扬为中心，探讨小说中所体现的种姓制度所导致的阶级差异的问题和作者对此的思考。

潜伏在社会中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的影響一直萦绕在印度内部，始终没有根除，在现代社会逐渐成为一个隐形的社会问题。与以往着重叙写中产阶级生活的众多印度英语小说不同，《严肃的男人》的主人公艾扬是一位会说英语的达利特（即印度原始种姓制度中最低级的贱民、不可接触者），小说主要从艾扬的视角讲故事，通过他的叙述，展现了印度现代社会中种姓制度所规定的难以跨越的阶级差异。

达利特阶层可以说生活在印度的最底层，艾扬既是达利特种姓的一员，也是孟买理论与研究所主任的低级助理，独特的职业安排使得他得以穿梭在达利特与婆罗门之间，真实地体会到印度社会的阶级差异。艾扬是清洁工的孩子，他的三个兄弟和父亲先后因病去世，他在27岁的时候娶了17岁的奥加·马尼，两个人和10岁的儿子一起生活在BDD贫民窟公寓里，房间阴暗狭窄。这座公寓最初由英国殖民者为无家可归者所建，曾被用作监狱，现今住着八万多人，已灰暗破败。“这是一个由一百二十幢一模一样的三层楼房雕刻而成的一万个单室住宅的蜂房，它们像灰色的废墟一样矗立着，油漆早已被多年的雨水冲刷掉了，一百多万件衣服挂在阴暗的小窗棂上。部分外墙，有时甚至是屋顶，不断地脱落，特别是在8月的灾难性降雨中。”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已经被失业、疾病、贫困等打击磨去了热情与希望，近乎麻木地注视生命的流逝，对于他们来说，活着就足够了。与此相对应，艾扬工作的单位理论与研究所是另一番景象。研究所坐落在十英亩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背靠阿拉伯海，每间办公室都要比艾扬的家还要大。这里的婆罗门学者们衣着整洁、生活中需要佣人的服务，平时探讨的都是诸如原子对撞机、探索外星文明之类与现实几乎无关的玄妙话题，为了验证一个无法确定结果的科学假设，他们可以使用国家提供的大额资金。艾扬的生活环境与上层阶级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差异在他的观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显性的生活环境的差异，种姓观念的影响也潜伏在人们的思想中。亚那·南博德里是研究所里的一位有着很高声望的婆罗门物理学家，他从未在公共场合中表达过自己的种姓观念，然而，当得知艾扬在研究所“每日思考”的宣传栏写下讽刺婆罗门的句子时，他和同事们暴露了真实的想法。在这些学者看来，职业与种姓密切相关，达利特只适合为主人提供清扫、端茶之类的工作，而探索真理则应该由婆罗门负责。同时，他们甚至认为，基因也受到种姓的影响，婆罗门的智力天生就要比达利特优秀。印度教中的种姓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作者通过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种姓偏见有力地说明了传统的影响，高等教育未能抵挡住宗教传统的渗透。至今，印度社会的众多领域仍主要由婆罗门把持，他们不想放弃宗教赋予自己在社会中的种种优势，“每一个婆罗门都感兴趣于维持婆罗门的特权地位，无论他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无论他是祭司还是受施者，无论他是不是学者。”古老的种姓制度赋予婆罗门特权，这使得他们得以获得诸多方面的先天优势，并逐渐把持着印度社会的众多领域，成为社会各界精英。而大多数婆罗门，也在或隐或显地维护着自己的种姓优势。作者通过塑造南博德里等形象指出，尽管印度独立后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禁止种姓歧视，但是在观念和实践领域，拥有很大话语权的婆罗们依然在维持自己的种姓优势，这是消除种姓制度的一大障碍。

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印度也在法律法规层面明令禁止种姓制度，然而，种姓观念依然未能消除，隐形地影响着这个社会。小说通过艾扬这一人物的遭遇，揭示了印度社会中由种姓制度所导致的巨大阶级差距和达利特种姓的生活困境。

打破现状的荒诞尝试

两个阶级的反差时时刻刻在刺激着艾扬，使其认识到古老的种姓制度在当下依然力量强大，规定着社会的秩序。然而，艾扬以要求打破社会不公、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名义所作的努力却是滑稽而自私的，显示出社会的压迫力量和个人的非道德式的努力之间的复杂张力。

艾扬认识到，作为底层人的他虽然不再被称为“贱民”，而是改变为更加中性的“达利特”，但历史赋予的低贱的地位仍然伴随着他，他和祖祖辈辈一样还是要服务于高种姓的人们。“当这些被诅咒的世纪结束时，新的婆罗门来到了他们新的素食世界，写书、说英语、建造桥梁、宣扬社会主义，建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庞大世界。我以一个清洁工的儿子的身份来到这个只有一间屋子的家中，成为另一个绝望的贱民。他们希望我从我的洞里爬出来，对他们取得的成就目瞪口呆，然后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他们，多么伟大的天才。”同时，十三年的工作体验使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和婆罗门之间的巨大落差。面对这个难以改变的社会和生活现状，艾扬既愤怒又无奈，他致力于将自己10岁的儿子安迪亚打造为“天才少年”，以此改变自己千篇一律的生活。小说中写道，“架构一个关于天才少年的快感和一个能使这个只有一间屋子的小家变得舒适的故事，他不想失去。因为这就是他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一个男人能够怎么办呢？”当妻子因为“天才”安迪亚而被学校里的其他家长称赞时，艾扬心想“这个女人的一生不再平凡，在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这里，艾扬只是一位想要有所成就却困于现实而无可奈何的达利特，他希望能够通过“天才计划”为自己和家庭打造一份虚假的幸福，荒唐而又心酸，充分展示出下层阶级面临社会压迫时无法做出有效的反抗时的无可奈何。

同时，在另一方面，艾扬在实施“天才计划”的过程中，显现出了操纵一切的能力。婆罗门、媒体、贫民窟的人们在这里都是被利用的一方，这种掌控全局的地位，瓦解了之前建构的艾扬作为达利特种姓的弱势地位。跳出艾扬的世界观，读者可以发现，他本身的道德有着诸多缺陷。为了完成自己的“天才计划”，他用钱收买媒体刊登安迪亚将要去瑞士学习的不实消息，以可以证明阿查里亚清白的录音为筹码，要求阿查里亚透露JET考试的试题，用亚那·南博德里等人的种姓歧视、性别歧视话语煽动群众暴乱。欺骗、威胁、利用、窃取信息，这些艾扬经常使用的手段全部是非道德的，受同情的弱者和不道德的强者两种角色交织在艾扬之上。

显然，在作者笔下，艾扬有着有所成就的能力，在约瑟夫看来，印度的穷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马尼仍然处于劣势，但是这是由于他的环境，而不是因为他的智力或者愿望。”在《严肃的男人》中，作者给予艾扬充足的打破生活现状的理由，也赋予了他相当的能力，同时，作者通过荒诞的“天才计划”指出，当社会无法通过正当途径满足众多有能力的下层阶级的愿望时，他们诉求可能以一种非道德、于社会无益的方式实现。

未知的结局

小说的最后两章加入了新的政治因素，艾扬的“天才计划”不再只是小范围地在他的家庭内部产生影响，而是激起了整个达利特阶层的反抗。通过这一改变，小说在强调达利特种姓所具有的强大颠覆性力量的同时，讽刺性地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达利特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沦为了政治利用的工具，这没有改变下层阶级的生存现状，反而产生了一些暴乱性行动，扰乱社会秩序。

属于达利特种姓的瓦曼部长被称为群众的领袖，是从贫民窟公寓走入政坛的代表，他在小说第六章才缓缓登场。十多岁时瓦曼孤身一人来到孟买，后逐渐成为一名盲目的暴徒，“他向商店的窗户扔石块以抗议他不理解的事情，并哀悼他不认识的领导人的死亡。”适应暴徒的身份后，他开始进入政界。瓦曼的工作能力不是表现在解决人们的失业、社会福利等现实问题上，而是在于可以“迅速召集有时会变得非常暴力的达利特青年大军”。瓦曼之类的領导团体的出现，为下层人民的愤怒提供了一种暴力、违法的发泄方式，然而除了使少数领导人获益，这种方式并没有能够改变印度社会中达利特种姓的贫穷的现状。

瓦曼在听闻安迪亚的天才事迹之后，曾到贫民窟公寓拜访艾扬一家，在艾扬看来，瓦曼是一位能够杀人的人，对他持一种敬而远之甚至害怕的态度。然而，在小说的最后，艾扬彻底被南博德里等人激怒，选择主动接近瓦曼，在他的办公室里聚集媒体，播放南博德里等人歧视达利特种姓的录音，并以此成功煽动起暴民攻击研究院。此时的艾扬显然已经认识到达利特种姓集体的力量，并有意与瓦曼部长合谋利用人们的愤怒。

小说以艾扬和安迪亚的对话结尾：“‘你知道有些人可以用他们的思想使勺子弯曲吗· ‘真的吗· 安迪亚问道。‘你想让勺子弯曲吗，安迪亚· ‘是的，男孩说。‘好吧，那你仔细听我说，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最后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好吗·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放声大笑。”在这里，作者以开放式结尾的形式指出，艾扬可能选择延续他的“天才计划”，甚至可能重走瓦曼的道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倘若下层阶级的诉求无法实现的社会现状持续下去，那么可能还有很多像艾扬这样有一定能力的达利特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总体来看，马努·约瑟夫的《严肃的男人》的作品风格和阿拉文德·阿迪加的《白老虎》有相似之处，都是以可以串联起上下两个阶层的低种姓者为主人公，并且从他们的视角进行叙述，在幽默、玩笑、嘲讽中反映社会问题。小说再现了印度社会中由种姓制度所导致的阶级差异，既看到了下层阶级要求改变生活现状的诉求，也意识到当前的社会环境没有为达利特们提供摆脱生存现状、打破阶级壁垒的合理途径，同时强调下层人民所具有的强大的颠覆性力量。作者进一步指出，在这种社会现状的逼迫下，个人可能进行摆脱生活困境的非法尝试，达利特有可能沦为暴民，甚至被政治团体利用。如何改变历史传统与现代发展的交织所形成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达利特种姓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冲破阶级桎梏是印度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