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鴻源

就中古到近世的中國古代都城中的宫城佈局演進而言，五代因上承隋唐、下啓兩宋，在這一脉絡鏈條中具有無可否認之重要地位。然恕於文獻記載闕略不均，五代時期諸政權之宫城佈局原貌，目前尚無法得到較清晰之觀睹，而學界對五代時期宫城佈局問題雖已有一定涉及，但成果多趨於零散且有部分訛誤。(1)李健人著： 《洛陽古今談》第三節《五代洛陽都城之建築》，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35年，第209—211頁。劉慶柱主編： 《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上册，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80—381頁。杜文玉著： 《五代十國制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6頁。作者或依《宋史·職官志》所載，認爲後唐洛陽宫城内之正衙殿爲端明殿。張學鋒： 《所謂“中世紀都城”——以東晉南朝建康城爲中心》，《社會科學戰綫》2015年第8期，第79頁。作者提出五代洛陽都城範圍縮小至原隋唐東城及以東之區域。本文對杜、張二先生的看法有所異同。有鑒於此，本文且試對五代時期後唐洛陽宫城的内部空間佈局，作一例證式之集中梳理。

之所以選擇後唐洛陽宫城進行重點復原，乃以下主客觀條件所促成： 其一，本文不取五代時期另一重要的都城開封，是因開封由原地方軍鎮衙署升立，前期佈局情況無法追蹤，且後續定都於此的各朝所展開的宫城建設，史料記載頗爲含混，目前尚不具備復原的充分條件。其二，相比於開封，洛陽於五代後梁、後唐、後晉諸朝不同歷史時期也曾多次作爲都城，且其佈局與唐代洛陽存在部分繼承關係，有利於借助唐代洛陽宫城佈局的相關文獻，展開合理的方位追蹤與復原，(2)唐代洛陽宫城佈局，對於本文有相關參考意義者，兹舉其要： 楊鴻年著： 《隋唐宫廷建築考》，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楊焕新： 《試談唐東都洛陽宫的幾座主要殿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編委會編： 《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北京： 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57頁。姜波： 《唐東都宫城中軸綫佈局初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考古求知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437—447頁。傅熹年主編： 《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二卷《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築》，北京：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366—374頁。程存潔著： 《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北京： 中華書局，2002年，第109—116頁。韓建華： 《論唐東都洛陽城宫城形制佈局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04年增刊(漢唐考古)，第161—165頁。王静著： 《中古都城建城傳説與政治文化》，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20頁。張萍： 《武則天與洛陽的都城建設》，王雙懷、賈雲主編： 《漢唐史論趙文潤教授八十華誕祝壽文集》，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386—397頁。沈小仙、龔延明： 《唐宋“入閤”朝儀與議政之制源流考》，《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9頁。而其中的後唐，又獨以唐政權繼承者自居，所謂“先帝以賜姓宗屬，爲唐雪冤，以繼唐祚”，(3)(宋) 薛居正等撰： 《舊五代史》卷三五《唐書一一·明宗本紀第一》，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第491頁。故後唐宫城格局的集中揭示，對於分析其與唐代乃至五代其餘都洛政權的宫城佈局因革關係，有獨特之價值。其三，後唐屬五代時期以洛陽爲唯一都城的政權，文獻對於其宫城名物制度的記述也因而較爲豐贍。凡此，皆爲後唐洛陽宫城的佈局復原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内外部支持條件。

一、後唐宫城之道路系統與空間分區

宫城内部主要區域的劃定，主要受門道系統佈設的影響，故首先對後唐時期洛陽宫城主要門宇格局作一梳理： 唐代洛陽宫城正門應天門，早自唐末天祐年間已改名五鳳門，後梁、後唐因之，直至北宋，如《河南志》北宋洛陽宫城正門曰五鳳樓，即“因唐天祐之名”。(4)(清) 徐松輯，高敏點校： 《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北京： 中華書局，1994年，第144頁。五鳳樓東西兩側分别爲興教門、光政門，二門沿襲隋唐舊名，且位置據考古探測亦因襲原址，(5)韓建華： 《試論北宋西京洛陽宫城、皇城的佈局及其演變》，《考古》2016年第11期，第114頁。後唐莊宗李存勖遇弑，叛軍即由東側的興教門攻入，(6)《舊五代史》卷三四《唐書一〇·莊宗紀第八》，第477頁。西側的光政門，後唐新帝登基存問百姓也曾登臨。(7)《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紀》，第614頁。興教、光政二門各自向北，隋唐時曾分設會昌、廣運二門，及至北宋改稱左、右安禮門，(8)《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7—148頁。然二門五代時期已不見諸記載。

隋唐會昌、廣運二門繼續向北，有章善、明福二門，隋時曾稱入此二門即入“内宫”，(9)(唐) 杜寶撰，辛德勇輯校： 《大業雜記輯校》，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8頁。説明章善、明福二門一綫具有劃分宫城爲南部“前朝”、北部“内宫”兩大功能空間的緊要地位。與之相類，唐韋述《集賢記注》亦稱唐洛陽明福門外道西的集賢院，“南鄰中書省，北接宫城”，(10)(宋) 孫逢吉撰： 《職官分紀》卷一五《集賢院》引《集賢記注》，北京： 中華書局，1988年，第376頁。説明章善、明福二門東西一綫外，不僅有横街的設置，而且街北的“内宫”出於宫廷軍事防禦，同樣設有城牆。這種建築形式的直觀圖樣，可在唐長安太極宫内找尋到相似痕迹，如圖1所示，北宋吕大防《長安碑圖》太極宫太極殿後也設有東西横街，街北以兩儀殿爲核心的“内宫”建築群，便爲宫牆所環繞，依《唐六典》太極殿後有朱明門，門之東西各有虔化、肅章二門，入此二門，“則宫内也”。(11)(唐)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 《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第217頁。中宗神龍三年(707)七月，節愍太子李重俊謀誅韋后與上官婉兒時，便曾率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12)(後晉) 劉昫等撰： 《舊唐書》卷七《中宗》，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144頁。重俊率兵自肅章門突入“内宫”，又見《舊唐書》卷五一《後妃上·上官昭容》，第2175頁；(宋) 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卷七六《後妃上·韋皇后》附上官昭容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3488頁。更印證虔化、肅章二門及其門内横街，不僅屬前朝、“内宫”之空間分界，且具有軍事防衛關卡建築的性質。

圖1 平岡武夫復原《長安碑圖》太極宫横街及街北宫牆部分示意(13)截取自(日) 平岡武夫著： 《長安與洛陽： 地圖》，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按： 圖内朱明門之東西側近，分别爲虔化、肅章二門所在。

五代時期對唐之章善、明福二門附近有較大改易。如《五代會要》後梁開平三年(909)十月，改左右章善門爲左右銀臺門，原左右銀臺門爲左右興善門，(14)(宋) 王溥撰： 《五代會要》卷五《大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9頁。據《河南志》，更名之後，左右興善門在南，其北正對左右銀臺門，這也是五代洛陽前朝部分自北而南的最後兩道東西向門宇建築，且這一格局一直保持到北宋。(15)《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7—149頁。雖後梁左右銀臺門之前身左右章善門，唐時未見記載，但從後梁左右興善、左右銀臺兩組門宇的南北方位來看，若後梁洛陽宫城仍如隋唐，存在宫内横街與街北之“宫城”的話，則左右銀臺門因方位居北，更有繼承這一功能的優先可能性。

此點文獻有徵。如後梁太祖開平三年七月，敕“諸司使並諸司諸色人，並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16)《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本紀第四》，第70頁。説明左右銀臺門因方位處於前朝諸門之最北部，靠近“内宫”而守衛森嚴。而乾化元年(911)五月，太祖再次“詔左銀臺門，朝參諸司使庫使已下，不得帶從人入城”，(17)《舊五代史》卷六《梁書六·太祖本紀第六》，第96頁。此敕令中不得“入城”之言辭，頗值關注，因詔令是專門下達給左銀臺門的守衛，而左銀臺門方位前已辨之，處於宫城内部，故經由此門所入之“城”，顯非廣義的整個洛陽宫城。若結合前所引唐玄宗朝韋述《集賢注記》明福門外大街“北接宫城”，可知此“城”當爲五代後梁宫城内横街之北的狹義“宫城”，亦即“内宫”，而後梁左右銀臺門，當直接承襲昔日隋唐章善、明福二門之功能，作爲前朝、“内宫”的空間分界，二門東西一綫也繼續附設城牆建築，以備宫廷防禦。

後唐時期，左右銀臺門具有通入“内宫”臨界點的性質，以及二門所在横街處仍設立宫牆，也可據以下事例推知。如莊宗迎生母貞簡曹太后入京，有司建議莊宗“合於銀臺門内奉迎”，(18)《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7頁。因太后屬“内宫”品秩最高者，故皇帝於“内宫”最前方，亦即此區域南部之門處親自奉迎，以示尊禮。又同光二年(924)莊宗主持韓淑妃册禮，所遣册使“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宫”，(19)《舊五代史》卷四九《唐書二五·後妃列傳第一·韓淑妃》，第675頁。也從側面點出右銀臺門是進入韓淑妃宫所在的“内宫”區域的顯著空間節點。又同光四年四月莊宗遭叛軍弑逆，後者自宫城南面東偏門興教門攻入後，曾“登宫牆歡噪”，(20)《舊五代史》卷三四《唐書一〇·莊宗本紀第八》，第477頁。因莊宗事先並不知情，已“入食内殿”，(21)(宋) 歐陽修撰： 《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傳第二五·郭從謙》，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402頁。即返回洛陽宫横街之北的“内宫”，而叛軍既已起事，必以迅速弑殺莊宗爲鵠的方得自保，所以其攻入興教門後所登之“宫牆”，顯非洛陽宫城南面五鳳樓、興教門等處之宫牆，以致自行貽誤戰機，而是直接攻打莊宗所在的“内宫”宫牆，不給莊宗及侍衛親軍從容組織平叛的反應時間。然而同理，因横街之北“内宫”宫牆的存在，莊宗借之爲屏障，“御親軍格鬥”，與叛軍在此展開對壘戰，莊宗最終被射殺於“内宫”中的絳霄殿，(22)(宋) 歐陽修撰： 《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傳第二五·郭從謙》，第402頁。也説明叛亂爆發後，很快便以“内宫”區域作爲主戰場。

在明晰上述門道系統的基礎上，以下分别對後唐洛陽宫城的前朝、“内宫”區域中主要殿宇的佈局與功能情況，予以相應考述。

二、前 朝 部 分

後唐洛陽宫城的前朝，功能與唐代基本相仿，主要佈局國家之外朝正殿、外朝正衙以及宫城内的中央衙署等，恕於文獻所記，以下且對前二者佈局作重點考察。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後唐洛陽的朝堂，佈局已經打破唐制，由原宫城正門外的東西兩側，移入宫城内的外朝正衙之南，故以下也對這一新變化予以詳細之論證。

然在展開分析之前，有必要對上述正殿、正衙、朝堂三者之概念及功用等稍作介紹。外朝正殿，是指位於中國古代都城城内中軸綫之上的主要建築物。(2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 《中國古代建築辭典》，北京： 中國書店，1992年，第29頁。外朝正衙，是指除外朝正殿之外，供皇帝在外朝空間内坐朝、受百官朝見的另一主要殿宇。(24)龔延明： 《宋代官語彙釋》，氏著： 《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78頁。朝堂，是朝廷百官議事之所。(25)龔延明： 《中國歷代職官别名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686頁。此三者乃中國古代都城外朝及其附近區域的主要建築。正因於此，本文且以此三者作爲揭示後唐洛陽宫城前朝格局之集中代表。

(一) 外朝正殿： 明堂殿

唐洛陽含元殿位於宫城正門應天門内正北，爲國家之外朝正殿，具備“元正、冬至，有時而御焉”的禮儀功能。(26)《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第221頁。又見同書卷四《尚書禮部》，第113頁。後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改名朝元殿，(27)《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本紀第四》，第67頁。性質仍屬國家之外朝正殿，且沿襲唐時於此舉行元正冬至朝會的舊例，如開平四年元正、冬至，(28)《舊五代史》卷五《梁書五·太祖本紀第五》，第81頁；卷六《梁書六·太祖本紀第六》，第92頁。乾化元年五月朔，(29)《舊五代史》卷六《梁書六·太祖本紀第六》，第95頁。梁太祖皆曾於此舉行朝會活動。及至後唐開國，同光二年正月丁未(八日)莊宗詔改後梁朝元殿爲明堂殿，並於此舉行朝賀，(30)《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5頁。此後，莊宗同光三年正月朔，(31)《舊五代史》卷三二《唐書八·莊宗本紀第六》，第444頁。明宗天成二年(927)、長興元年(930)至四年正月朔，(32)《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一四·明宗本紀第四》，第517頁；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59頁；卷四二《唐書一八·明宗本紀第八》，第575頁；卷四三《唐書一九·明宗本紀第九》，第587頁；卷四四《唐書二〇·明宗本紀第一〇》，第601頁。閔帝應順元年(934)正月朔，(33)《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本紀》，第615頁。末帝清泰二年(935)正月朔，(34)《舊五代史》卷四七《唐書二三·末帝紀中》，第643頁。諸帝皆御明堂殿行元正朝會之禮。

此外，明堂殿也是後唐南郊前夕皇帝本人的致齋場所。唐制，“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35)《舊唐書》卷二一《禮儀志一》，第819頁。皇帝若親祀南郊，按《新唐書·禮儀志》須散齋於别殿，致齋於太極殿，(36)《新唐書》卷一一《禮樂志一》，第311頁。是知太極殿即國家之外朝正殿，這是就長安制度而言。而據《唐六典》洛陽含元殿禮制地位與長安太極殿相埒，(37)《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第220頁。可推斷其具有充當南郊前夕皇帝致齋之所的類似潛質。雖唐代文獻未見皇帝南郊前致齋於洛陽含元殿的明確記載，但後唐時期此制已得以落實，如同光二年二月親祀圜丘前，莊宗曾“赴明堂殿致齋”，長興元年二月親祀圜丘，明宗也預先“宿齋於明堂殿”。(38)《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8頁；卷四一《唐書十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60頁。凡此皆表明，明堂殿沿襲唐制，屬後唐之外朝正殿。

(二) 外朝正衙： 文明殿

五代洛陽正衙，仍沿襲昔日唐洛陽正衙舊址，以下先對該殿之名稱先後因革脉絡作一梳理。唐洛陽正衙，依《舊唐書·地理志》爲武成殿，方位在外朝正殿含元殿西側；(39)《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421頁。及至唐末昭宗入洛，據《宋會要》此殿被改名爲宣政殿，而哀帝天祐二年又改稱之爲貞觀殿。(40)(清) 徐松輯，劉琳等點校： 《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69頁。又見《河南志》卷四《唐城闕古迹》，第121頁。按： 學界多將哀帝天祐二年之貞觀殿，誤視作唐早中期洛陽含元殿北之貞觀殿，考諸史料可知，後者自則天朝以降，已基本毁廢，故與唐末貞觀殿無涉，關於此貞觀殿之因革，煩請另參拙文： 《唐宋宫城禮儀空間研究》第一章《唐宋宫城佈局復原》，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第48—50頁。雖然殿名被不斷改易，但依照《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三年整頓入閤儀之敕令，是時哀帝仍明確以貞觀殿爲“朝廷正衙”。(41)《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第807頁。及至五代後梁開平三年正月，貞觀殿又被改名曰文明殿，(42)《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本紀第四》，第67頁。後唐一朝沿襲此稱。

關於後唐文明殿性質仍屬正衙，可據以下史料推知。如《新五代史·李琪傳》宋人歐陽修追溯唐代入閤儀故事，曾云唐人又稱正衙爲前殿，(43)(宋)葉夢得撰，侯忠義點校： 《石林燕語》卷二，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第19頁。關於正衙政治功能層面等同於前殿，詳參杜文玉： 《大明宫宣政殿與唐代中朝制度研究》，《乾陵文化研究》第七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53頁。而入閤是指在禮制與政治因素影響下，將視朝地點由正衙改置於内朝正殿，並以此抨擊後唐之入閤儀，不僅不取内朝殿行禮，反而以“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44)《新五代史》卷五四《雜傳第四二·李琪》，第618頁。儀式空間與唐制完全内外顛倒。借歐陽修之口，可知後唐的“前殿”文明殿，地位正對應唐時正衙，所以也就是後唐事實上的正衙，只是後唐在入閤儀中對此殿的使用出了差錯。

除卻以入閤儀爲代表的政治視朝功能，文明殿尚有其他政治與禮儀功用。首先，該殿也可如明堂殿舉行朝會。這種國家外朝正殿、外朝正衙兼具朝會功能的現象，唐代已經出現。(45)按： 此一現象，於唐代長安大明宫外朝正殿含元殿、正衙宣政殿二者之上表現最爲突出，詳參杜文玉： 《大明宫宣政殿與唐代中朝制度研究》，第153—166頁。然總體而言，後唐正衙主要舉辦的是五月朔、冬至朝會，如明宗天成元年冬至、(46)《舊五代史》卷三七《唐書一三·明宗本紀第三》，第513頁。天成四年五月朔與冬至、(47)《舊五代史》卷四〇《唐書一六·明宗本紀第六》，第550、555頁。長興元年冬至、(48)《舊五代史》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71頁。長興二年與三年五月朔與冬至朝會等，(49)《舊五代史》卷四二《唐書一八·明宗本紀第八》，第578、583頁；卷四三《唐書一九·明宗本紀第九》，第591、596頁。目前所見該殿唯一一次舉辦元正大朝會，發生在末帝清泰三年元日。(50)《舊五代史》卷四八《唐書二四·末帝本紀下》，第657頁。按： 這一特例，也對後續國初定都於此的後晉有所影響，如天福元年十二月，高祖“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而次年正月朔，亦御文明殿受朝賀，詳參《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本紀第二》，第994頁。

其次，文明殿也是後唐皇帝主持重大册禮時的臨御場所。唐時武則天受册爲皇太后，曾隨之於此殿前身武成殿内，遣使告武氏宗廟，(51)《新唐書》卷七六《後妃上·則天武皇后》，第3478頁。洛陽正衙遣使册封的禮儀先例已然出現。後唐同光二年，莊宗曾分别御文明殿册封皇后劉氏、(52)《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第144頁。貴妃韓氏以及三公太尉，(53)《舊五代史》卷三二《唐書八·莊宗本紀第六》，第435、441頁。莊宗本人受群臣上尊號亦取此殿。(54)《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32頁。明宗時曾於此殿追贈先帝尊號，(55)《舊五代史》卷四〇《唐書一六·明宗本紀第六》，第553頁。册封諸王、公主、藩屬國國王，(56)《舊五代史》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70頁；卷四三《唐書一九·明宗本紀第九》，第593頁；卷四四《唐書二〇·明宗本紀第一〇》，第601頁。接見外國來使等。(57)《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列傳第二·回鶻》，第1842頁。閔帝又於此殿册立皇太后與皇太妃。(58)《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本紀》，第617頁。正衙遣使册后的禮例，也爲末帝所沿襲。(59)《舊五代史》卷四六《唐書二二·末帝本紀上》，第639頁。

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經中書奏請，重大册禮皇帝須臨御正衙文明殿，已正式列入後唐國家禮制。(60)《舊五代史》卷三九《唐書一五·明宗本紀第五》，第543頁。是知文明殿，當屬後唐洛陽宫城前朝範圍内，地位僅次於外朝正殿明堂殿的國家政治、禮制性建築。

(三) 正衙門： 敷政門

文明殿作爲國家正衙，其殿門也在後唐政治、禮儀活動中地位獨特，故此處將之單獨列出加以考察。

首先，關於此門之方位與名稱。唐洛陽正衙武成殿之南，由近及遠，依次佈局武成門、千福門與敷政門。武成後改宣政，唐哀帝天祐二年(905)改敷政；千福後改乾化，天祐二年改乾元；敷政後改光範，天祐二年改應天。(61)《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6頁。根據《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敕令，此三門之初次更名，是因昭宗遷洛之初懷戀長安舊都，“懷土有類於新豐”，(62)按： 因西漢有高祖劉邦爲其父另立新豐之故事，故哀帝化用此典故，以説明其父昭宗遷都洛陽後，仍沿用長安宫室名號之事。所以將原洛陽宫城不少門、殿名改易爲長安時期所使用者，(63)按： 宣政門、光範門皆爲唐長安大明宫内之門，乾化門即“虔化門”，位於唐長安太極宫内，三門之具體位置，詳參楊鴻年著： 《隋唐宫廷建築考》，第277—278、337—338、360—361頁。至天祐二年，因天文星變、唐祚將去，哀帝又詔令正式廢除這些新名，(64)《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本紀》，第793—794頁。且哀帝改革後，貞觀殿南依次佈局敷政、乾元、應天三門的格局，(65)按： 此唐末貞觀殿即原唐洛陽武成殿之更名，前揭已論之。又一直保持至北宋西京洛陽時期，(66)《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6頁。可知五代後唐亦是如此。

從三門之佈局方位順序來看，其分列於後唐正衙文明殿，亦即原唐正衙之南，且敷政門位置最靠北，故敷政門當爲文明殿之殿門，此處證據有二： 其一，從此門的唐代命名來看，其初名武成門，與武成殿對應；後改名宣政門，與昭宗入洛改武成殿爲宣政殿呼應，已經説明此門與正衙屬同一建築群，遵循唐代“門隨殿名”的一般規則，只是哀帝時期此一名物對應關係被打破。其二，《册府元龜》曾記後唐末帝清泰元年，御史中丞張鵬奏請，每遇文明殿入閤禮畢賜食百官，請“别降使於敷政門外宣賜酒食”，(67)(宋)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第二》，南京： 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1179頁。而及至後晉追溯此故事，則云“僞主清泰元年中，入閤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68)《册府元龜》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第二》，第1180頁。又見《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本紀第二》，第998頁。亦可確知敷政門乃後唐正衙文明殿殿門。

其次，關於此門之功能。其一，禮儀層面，其仍與前文所提到的後唐入閤儀制直接相關，前揭已論，後唐行入閤之禮於正衙文明殿，《五代會要》載，明宗長興三年五月詔，“文武兩班，每遇入閤賜食，從前御史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食，唯北省官於敷政門内别坐”，此後，須“北省官亦宜於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69)《五代會要》卷六《廊下餐》，第95頁。之所以出現此一詔令，是因後唐沿襲唐長安大明宫每遇入閤，先於正衙宣政殿的殿門宣政門外廊下賜食之舊例，(70)拜根興： 《唐代的廊下食與公厨》，《浙江學刊》1996年第2期，第98—102頁。此不僅再度佐證敷政門乃後唐正衙文明殿殿門，且得知後唐入閤之禮的儀式空間規劃，仍直接沿襲唐制。其二，政治層面，敷政門也是百官赴内殿起居皇帝時所經之重要門宇，《册府元龜》後晉天福二年(937)四月，御史臺曾奏稱，“文武百僚每五日一度内殿起居。在京城時百官於朝堂幕次，自文明殿門入穿文明殿庭，入東上閤門至天福殿序班”，(71)《册府元龜》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第二》，第1180頁。因後晉高祖是時與百僚巡幸汴州，故御史臺所云乃洛陽故事，而後晉立國之初，曾明確詔令“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72)《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本紀第二》，第994頁。故知後唐時期，百官内殿起居皇帝取道文明殿門，亦即敷政門已爲定制。(73)按： 内殿起居路綫之所以取道敷政門，與後唐宫城外朝正殿、内朝正殿二者南北相直的方位佈局有關，詳見下文對後唐内朝正殿中興殿之分析。

(四) 朝堂及朝堂門

唐時長安、洛陽皆有朝堂之設，且有東西二堂之分。長安東西朝堂位於太極宫承天門外東西兩側，洛陽東西朝堂也位於宫城正門應天門外横街南之東西兩側，(74)《河南志》卷四《唐城闕古迹》，第130、132頁。按： 唐長安大明宫亦有東西朝堂，方位已由宫城正門外，移至外朝正殿含元殿前翔鸞、棲鳳二閣之南，但仍有東西二堂之分。其位置如徐松據《永樂大典》所繪“東都宫城皇城圖”(參見圖2)所示，朝堂於唐代曾被作爲重大册禮等的儀式空間。後唐時期的洛陽朝堂，就功能而言，仍基本沿襲唐制，但其佈局方位，已由唐時的宫城正門之外，新移入宫城内的前朝區域，具體而言，是在正衙文明殿之南。

圖2 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東都宫城皇城圖”朝堂位置示意(75)截取自(清) 徐松撰，張穆校補，方嚴點校： 《唐兩京城坊考》附圖“東都宫城皇城圖”，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按： 爲直觀展示唐洛陽朝堂位置，此處徑引徐松原圖。

此可借後唐明宗長子李從榮之秦王册禮加以證實。李從榮之受册，是時仍取朝堂成禮，(76)《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傳第三·明宗子從榮》，第163頁。此舉與唐《開元禮》親王等受册於太極宫承天門外之東西朝堂，(77)(唐) 中敕撰： 《大唐開元禮》卷一〇八《嘉禮·臨軒册命諸王大臣》，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507—508頁。仍保持着儀式空間規格上的一致性。然而，從當日儀式空間的佈設細節來看，皇帝明宗御正衙文明殿主持頒册，受册者李從榮及群臣列位於朝堂，及至成禮，秦王由應天門出，“(從榮)自理所乘輅車、備鹵簿，與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訖，至應天門外”。(78)《五代會要》卷二《雜録》，第21頁。又見《舊五代史》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67—568頁。前已證之，後唐應天門正當正衙敷政門之南，而秦王既經朝堂方出應天門，可知朝堂不僅在應天門内，且方位更在正衙文明殿之正南。

關於朝堂在正衙南，文獻尚有另一旁證。上已言及，後晉國初以洛陽爲都，文物制度“起居入閤”皆承後唐之制，天福二年高祖駕幸汴州，時值入閤前夕，御史臺曾有如下一段議論，“文武百僚每月朔望入閤，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祗於朝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於正衙門外，權爲幕次”，(79)《册府元龜》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第二》，第1180頁。又見《五代會要》卷六《廊下餐》，第95頁。後晉御史臺所謂洛陽入閤在朝堂幕次賜百官廊食，而前文亦知後唐入閤是在正衙門外賜食，兩相對比，已可知正衙門外，實際就是朝堂的分佈地。並且，後晉御史臺在仿照洛陽故事朝堂賜食的前提下，初將汴州宫城内入閤賜食地點也規劃在正衙門外，這一做法也側面證明，作爲賜食之地的洛陽朝堂，原本就在正衙門外。

三、内宫部分

後唐宫城左右銀臺門横街之北，是其内宫所在。因文獻所記詳略未均，以下重點對本區域中的核心建築——内朝正殿中興殿以及其他皇帝視朝殿宇與所寢偏殿等，分别加以考析。

(一) 内朝正殿中興殿

此殿屬後唐宫城内宫區域中之核心建築，不僅方位上承唐代洛陽崇勛殿舊址，且其内朝正殿之政治地位，也系沿襲前者而來。洛陽崇勛殿，未見於唐早中期文獻，直至唐末昭宗移都洛陽，此殿才逐漸見於朝廷政治與禮儀活動且迅速升格爲國家之内朝正殿。關於此殿居唐末洛陽之内朝正殿地位，可借哀帝天祐二年整飭入閤儀之敕令加以證實，所謂入閤，系唐玄宗時期長安大明宫内之一盛禮，玄宗因陵寢祭祀禮儀之需，不出臨正衙宣政殿視朝，轉而改行視朝之禮於内朝正殿紫宸殿，“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80)《新五代史》卷五四《雜傳第四二·李琪》，第618頁。可知入閤儀行禮空間，是由正衙趨向内朝正殿，天祐二年哀帝爲糾正洛陽以正衙貞觀殿入閤這一弊病，特詔令日後洛陽入閤取崇勛殿行禮，(81)《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第807頁。可知此殿是時已具内朝正殿地位。關於此殿之具體方位，前揭曾證實唐哀帝時期洛陽正衙貞觀殿位於外朝正殿含元殿西側，又據《河南志》，貞觀殿向北，隔横街與街北内宫中的延英殿相對，而延英殿北即崇勛殿，(82)《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7—150頁。又見《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頁。可知唐末洛陽正衙，已經形成正衙貞觀殿——延英殿——内朝正殿崇勛殿這一自南而北的宫廷建築格局乃至政務運作空間。

後梁都洛，太祖朱温仍以唐末崇勛殿爲内朝正殿，且曾寢御於此。如乾化二年二月中和節，太祖“御崇勛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略封訖，於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83)《舊五代史》卷七《梁書七·太祖本紀第七》，第104頁。説明萬春門毗鄰崇勛殿。後朱温遭養子朱友珪弑逆，友珪等“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84)《新五代史》卷一三《梁家人傳第一·太祖子友珪》，第137頁。推測萬春門即崇勛殿之殿門。

此點文獻有徵，及至後唐立國，同光二年正月，莊宗曾專門敕令改唐、後梁崇勛殿爲中興殿，改萬春門爲中興門，(85)《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5—426頁。印證二者屬同一建築體系。(86)按： 若稍向後追溯，及至後晉開國初都洛陽，高祖天福二年(937)正月丙寅也敕“改中興殿爲天福殿，門名從之”，亦印證此殿、門因作爲國家内朝正殿所具有的名物特殊意義，參見《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紀第二》，第995—996頁。據敦煌文書殘卷，後唐明宗本人的誕日應聖節，也專門擇此殿行禮，(87)楊雄：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研究》，《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第93—122頁。郭在貽、張湧泉、黄征：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校議》，《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1期，第88—92頁。而百官五日内朝起居皇帝等活動，也以此殿爲依託，(88)關於後唐内殿起居制度，詳參杜文玉著： 《五代十國制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0—306頁。益突出其在内宫諸殿中的核心地位。

(二) 絳霄殿(絳霄樓)

後唐内宫中有絳霄殿，《新五代史·郭從謙傳》莊宗遭叛軍弑逆，後者攻入洛城内宫後，“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於絳霄殿廊下”。(89)《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傳第二五·郭從謙》，第402頁。此殿具體方位，在後唐内朝正殿之北，如《宋會要》北宋洛陽天福殿即後唐中興殿，該殿後有太清樓，“後唐曰絳霄”。(90)《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又見《河南志》，唯文字略有殘泐，詳參《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此北宋太清樓，宋人亦稱其爲“太清殿”，如《宋會要》、《玉海》既云北宋太平興國三年絳霄樓更名太清樓，又記同年絳霄殿更名爲太清殿。(91)《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另見(宋) 王應麟撰： 《(合璧本)玉海》卷一六〇《宫室·殿下·太平興國西京太極殿》，京都： 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3035頁。故知作爲此殿前身的後唐絳霄樓，亦即後唐莊宗所殞之絳霄殿。

(三) 延英殿

前已論及，唐延英殿位於正衙武成殿之北、内朝正殿崇勛殿之南，而《玉海》及《宋會要》皆記此殿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方改名垂拱殿，(92)《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頁。是知五代時期此殿仍沿襲唐延英之舊名乃至舊址。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宰相於延英殿論事，皇后劉氏曾竊聽於殿内屏間。(93)《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第145頁。而據《舊五代史·馮道傳》“天成、長同中”，“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訪以外事”，(94)《舊五代史》卷一二六《周書一七·馮道傳》，第1657頁。是知明宗一朝不僅仍有延英殿之設，且此殿亦屬後唐皇帝内殿視朝之重要殿宇。

(四) 金鑾殿(二儀殿)

後唐内宫中之重要便殿，其東側毗鄰内朝正殿中興殿。(95)《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此殿唐時初名太極殿，又名思政殿，二名未見於唐洛陽早期文獻，推測當爲昭宗遷洛後新命名之殿宇。後梁開平三年二月改稱金鑾殿。(96)《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後梁更名時間，據《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本紀第四》，第67頁。後唐莊宗復名太極殿，明宗長興年間又改稱二儀殿。(97)《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又見《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又見(元) 王士點撰： 《禁扁》卷二《殿·五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8册，史部二二六，地理類，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68—62頁。

關於此殿功能，其曾數次作爲後唐大行皇帝喪禮殯宫，並因之又獲“西宫”之别稱，故禮制地位頗爲特殊。莊宗李存勖死於天成元年(926)都城洛陽兵亂，設殯於西宫，按《資治通鑑》是年四月丙午，明宗李嗣源以監國身份赴西宫成服，柩前即位。(98)(宋) 司馬光編著，(元) 胡三省音注：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丙午條，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第8983頁。後唐明宗崩，據《舊五代史·閔帝本紀》長興四年(933)“十二月癸卯朔，發(明宗)喪於西宫，(閔)帝於柩前即位”，(99)《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本紀》，第614頁。此事《舊五代史·明宗本紀》則記作十二月癸卯朔，遷明宗梓宫於二儀殿，是日宋王李從厚柩前即位，(100)《舊五代史》卷四四《唐書二〇·明宗本紀第十》，第610頁。是爲後唐閔帝；兩相對照，知後唐“西宫”即二儀殿之别稱，因方位毗鄰人君内宫正寢中興殿，故具備作爲大行皇帝喪禮設殯之所的特殊功能。

(五) 嘉慶殿(後改廣壽殿)

後唐内宫中之重要便殿，方位在外朝正殿明堂殿西北。《宋會要》北宋西京太極殿即原後唐明堂殿，(101)《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頁。該殿後有東西向横街，街北正對通入内宫中的建禮門，此門之西爲廣壽殿門，門内爲廣壽殿，此殿“唐曰嘉慶，後唐改(廣壽)”。(102)《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頁。

關於此殿後唐時期之功用。莊宗曾宴見諸將於嘉慶殿，(103)《舊五代史》卷五七《唐書三三·郭崇韜》，第769頁。同光四年其本人於洛陽内宫遇弑時，皇后劉氏與莊宗弟李存渥曾焚該殿出逃。(104)《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第146頁。又見《資治通鑑》卷二七五，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丁亥條，第8975頁。明宗踐祚，天成四年重修此殿並更名廣壽，(105)《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9頁。因此殿位置居内宫南部前端，故也被皇帝内殿視朝時所取用，長興四年五月明宗暴病，“旬日不見群臣，都人凶懼”，爲此明宗“力疾御廣壽殿，人情始安”，(106)《資治通鑑》卷二七八，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七月庚辰條，第9084頁。知其有接見群臣的靈活功能。明宗崩，閔帝初即位，曾於該殿殿門廣壽門接見群臣，(107)《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本紀》，第614頁。此外，閔帝朝又曾取廣壽殿作爲元日視朝之所，如應順元年正月朔，閔帝便視朝於廣壽殿，因該殿非國家外朝正殿、正衙抑或内朝正殿，故北宋歐陽修特諷閔帝此舉“著非禮也”。(108)《新五代史》卷七《愍帝》，第70頁。

(六) 雍和殿

後唐内宫中另一皇帝所寢便殿。《宋會要》、《河南志》皆載北宋金鑾殿後有壽昌殿，此殿乃後梁雍和殿，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方更名壽昌，(109)《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又見《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按： 《河南志》此處文字有殘泐。是知後唐時此殿亦沿稱雍和。因金鑾殿向東與中興殿平行，則金鑾殿北之雍和殿，方位更在中興殿西北。

《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明宗長興四年病篤，初居廣壽殿，後遷御雍和殿，並於此接受樞密使等起居，數日後病故。(110)《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傳第三·明宗子從榮》，第165—166頁。又見同書卷六《唐本紀第六·明宗》，第65頁。同卷又載，是時明宗長子秦王李從榮欲借機以兵入宫篡位，樞密使馮贇入宫告發，是先見樞密使朱弘昭等人“坐中興殿閣議事”之後，方“入見”明宗，(111)《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傳第三·明宗子從榮》，第166頁。因中興殿已處内宫核心位置，則知雍和殿不僅在此殿附近，且更在其迤内(北部)之區域。此亦與上文《宋會要》、《河南志》所記相諧。

(七) 解卸殿(後改端明殿)

位於内朝正殿迤北。《宋會要》北宋西京洛陽宫城之内朝正殿，即原後唐中興殿，其北依次有太清樓、思政殿、延春殿、武德殿，其中武德殿乃原後唐解卸殿，(112)《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同光二年，此殿更名端明殿。(113)《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6頁。又見《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

關於此殿功能，有必要略加詳辨。《宋史·職官志》、宋敏求《春明退朝録》諸書曾提出“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之説，(114)(元) 脱脱等撰： 《宋史》卷一六二《職官二·諸殿學士》，北京： 中華書局，1977年，第3817頁。(宋) 宋敏求撰： 《春明退朝録》卷上，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第13頁。學界因尚未具體講求後唐之宫城佈局，或亦徑引此説。(115)杜文玉著： 《五代十國制度研究》，第246頁。前已辨及，後唐正衙乃位於前朝的文明殿，且就端明殿的位置來看，其不僅已深處内宫，且更在人君所寢内朝正殿之北，這一佈局特徵，顯然也決定其不可能是後唐正衙的所在地，元人胡三省也曾從此殿功能角度，否認《宋志》之説，“按端明殿是燕閑接御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116)《資治通鑑》卷二七五，後唐天成元年(926)五月甲戌條，第8985—8986頁。誠得其實。

端明殿因深居内宫，方位隱秘，故明宗時期已具有樞密使等當面向皇帝奏報軍機的特殊地位，因樞密使安重誨未諳文字，後唐又依託此殿設立端明殿大學士，以宰相趙鳳、馮道等人兼任學士之職，次年又規定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之上，(117)《五代會要》卷一三《端明殿學士》，第225—226頁。《舊五代史》卷一四九《職官》，第1997頁；卷三六《唐書一二·明宗本紀第二》，第498頁。關於端明殿學士之選任、職司等，詳參杜文玉著： 《五代十國制度研究》，第256—262頁。可見該殿地位之緊要。後唐此制，又影響五代諸朝乃至北宋，意義深遠。

(八) 其他

除以上所舉外，後唐内宫中，文獻尚見興安、(118)後梁開平三年十一月改原行從殿曰興安殿，且“球場爲興安球場”，因位置接近後苑，後梁曾作爲宴殿。及至後唐，莊宗曾爲皇太妃劉氏舉哀行服於此。分參《舊五代史》卷五《梁書五·太祖本紀第五》，第80頁；卷六《梁書六·太祖本紀第六》，第91頁；卷三二《唐書八·莊宗本紀第六》，第448頁。長春諸殿，(119)後唐長春殿位於内宫之北，具體方位不明。莊宗同光二年九月於内園建成。次年十二月莊宗曾宴諸王與武臣於此殿。及至後晉，此殿又成爲晉高祖爲前朝皇后、皇弟等舉哀之所。分參《舊五代史》卷三二《唐書八·莊宗本紀第六》，第440頁；卷三三《唐書九·莊宗本紀第七》，第461頁；卷七六《晉書二·高祖本紀第二》，第994頁。長壽、(120)後唐莊宗滅梁之初，將其母太祖貞簡皇后曹氏自晉陽迎入洛陽長壽宫。同光三年七月曹氏崩於此宫。分參《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太祖貞簡皇后曹氏》，第142頁；《舊五代史》卷三三《唐書九·莊宗本紀第七》，第453頁。興聖諸宫之名，(121)後唐興聖宫及興聖宫使一職，初見於北都鄴城，唐有皇子爲宫使之故事，故後唐於鄴城設興聖宫，以莊宗長子、北都留守李繼岌爲宫使。參見《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莊宗子繼岌》，第152頁。同光四年莊宗遇弑於洛陽，明宗初以監國身份入城，及至四月甲午(八日)即位，始聽政於洛陽興聖殿，《新五代史》則云明宗朝群臣於興聖宫，是知殿、宫二者所指相同。長興四年十一月壬辰，秦王李從榮曾借其父明宗病篤之機，謀“以兵入興聖宫”，事後伏誅。分參《舊五代史》卷三六《唐書一二·明宗本紀第二》，第495頁；《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紀第六·明宗》，第56、65頁。胡三省提出，從榮此舉即仿效其父初入洛都，入興聖宫監國之典故。另外胡氏又推測此殿在宫城“西宫”的東部，但未有堅確之依據，故暫志於此。分參《資治通鑑》卷二七八，後唐明宗長興四年(933)十一月壬辰條，第9092頁；卷二七五，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甲午條，第8978頁。因位置目前無法確知，故暫志於此，以俟來日之方家。

綜上所論，後唐宫城之建築佈局，可以圖3示意之：

圖3 後唐洛陽宫城佈局示意圖(122)據傅熹年先生《中國古代建築史》隋唐五代卷插圖改繪，北京：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年，第393頁。傅先生原圖主要反映唐中葉洛陽宫城之建築佈局概況，對本文所論五代後唐時期洛陽宫城佈局未有提及，此處借鑒傅先生底圖，但欲尋一方位比例較嚴謹之洛陽早期宫城主體框架底圖，以標示出拙文所考後唐宫城諸建築間之方位關係，特予説明。按： 内中所繪虚綫，即本文第二節前朝正衙門部分所提及之後唐、後晉百僚五日赴内殿起居皇帝之行經路綫。

結 論

後唐洛陽宫城之門道系統格局，基本因襲隋唐之舊。首先，宫城内以中部東西向横街爲界，分爲南部前朝、北部内宫兩大區域，此一横街街北因毗鄰内宫，故自隋唐以來無論軍事防禦抑或章奏通進，皆爲統治者所措意。其次，前朝部分有沿襲隋唐格局而來的三組東西平行、南北相直的門道系統。

後唐前朝空間部分。宫城中軸綫上仍沿襲隋唐以來之傳統，設立國家外朝正殿，而正衙在唐制影響下，已徹底移至外朝正殿之西側，更名文明殿，形成外朝正殿、外朝正衙二者東西並立的特殊格局。後唐時期，依照目前文獻之綫索，可以斷定朝堂已經移出隋唐舊址，新移入宫城中的正衙之南，形成正衙、朝堂二者南北相直的嶄新格局，百官入閤、入内宫起居皇帝等國家政治活動中，對此組建築的利用也愈加頻繁且形成制度。

後唐内宫空間部分。中興殿爲本區域之核心建築，其上承唐末哀帝時期洛陽之政治故事，有内宫“正殿”之名實，南與前朝正衙相直，形成獨立於外朝正殿之外的宫城西半部政務空間軸綫。此外，中興殿之南有延英殿，東南有嘉慶殿，因方位處於内宫之前部，故多承接皇帝内殿視朝、百官内朝起居等政治功能；而中興殿之西有“西宫”金鑾殿，西北有雍和殿，北有絳霄殿與端明殿，因方位毗鄰内朝正殿且已居内宫深處，故諸殿雖然也承接皇帝内殿視朝等活動，但性質多偏重於宰相與樞密使等向皇帝面奏機要，隨空間之北移，内宫諸殿之政治私密性質也越發凸顯。

就宫城空間而言，物理格局的復原與推導屬基礎性工作，相應殿、門建築位置的明確，爲審視中國古代宫城空間演進，提供了直觀判别標準。此外，文獻所記宫城建築的相應利用狀況，又爲理解中國古代宫城空間之功能，提供了更加深入的觀察視角。有鑒於此，本文也在試圖復原後唐宫城主體物理格局的同時，對其利用情況加以補充論述，雖時段集中於後唐，但因後唐宫城對五代後晉乃至北宋洛陽宫城佈局有直接影響，故此一時期宫城格局的集中揭示，又可在判研後晉乃至北宋洛陽宫城諸問題時，提供一可靠且明晰的前期參照斷面與追溯原點，此或爲本文可能之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