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钊勤 陈全

白恩佑是清末道光年间山西介休的一位进士，他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期。近年来，笔者通过对白恩佑所著的《兰言自序年谱》《进修堂奏稿》《进修堂诗集》，以及与之有关的资料进行研究，力求完整地再现这位清末士大夫的一生。

白恩佑（1809-1880），字启南，号兰岩。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生于山西介休东湖龙村白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历任庶吉士、工部主事、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湖南学政使和湖南盐法道等职。白恩佑晚年生活在北京，于光绪六年（1880年）去世，享年71岁。因白恩佑一生廉洁奉公，数次受到朝廷表彰嘉奖。他在诗词书画方面亦是造诣颇深，擅长山水树石，故民国《山西献征》将其收录于卷六《文学》，民国《介休县志》将其纳入《乡贤录》。

从以上简历可以看出，白恩佑在清末并不显赫，更没有丰功伟绩，甚至于在他的乡土故地介休，白恩佑的名字也仅限于一部分乡土文化爱好者知道。其曾孙白祖诗曾回忆：“从今天的时代看，白恩佑还算不上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什么杰出和有突出贡献的人物。”这或许是一种谦逊，因纵观白恩佑的年谱、奏稿、诗稿等文献，笔者认为他在做人、做官和做事方面有很多为人称道的地方，是一位清正廉洁、心系百姓、默默奉獻的士大夫。研究白恩佑，目的是通过他一生的治学、做官、做事的风格，来了解清末中层官员的生存环境及其道德人生，并以其为典范了解晚清时期普通士大夫的情怀与操守。

家风醇厚勤于学，幸遇良师得点化

《白兰岩自订年谱》记载，白氏一族属于亦官亦商亦农的乡绅家庭，这样的家庭在晚清是比较常见的。白恩佑的父亲白士珍（1767-1826），字希甫，号香田。嘉庆庚申年（1800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在嘉庆版、光绪版《介休县志》均有其传，民国版《山西献征》载有白士珍生平，言其待人和善，不设城府，不立崖岸，教育子女循循善诱、不过为苛责，为人慷慨，乐于助人，谦虚谨慎、终身不自以为德。其母李恭人出自介休望族李氏，曾祖李文才、祖父李日丽、父李堉、叔兄李守愚、李敦愚等皆为介邑名流。李氏官宦豪门，且有诗书《如兰集》等传世，在乡均有名望。光绪《介休县志》卷三《人物志》中对李氏家族有长达十七页的记述。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下，白恩佑幼年受教于多位名师，曾为“优贡”的其外祖父李堉也为其执教半年。一辈子因没有考中进士而遗憾的白士珍，把期望寄托在儿子白恩佑身上。“乞假开缺”后，他带着儿子回到老家专意教读。在父亲及长辈的悉心教育下，道光四年（1824年），才华出众年仅十五岁的白恩佑参加科考，取得了“补县学附生第六名”的成绩，成为一名秀才。

白恩佑悉心苦读全力举业之际，介休的学子迎来了一位优秀的导师——徐继畲。

白恩佑书法七言联

徐继畲（1795-1873），字松龛，山西五台县人，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并为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乾隆末期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后开缺辞官后到晋商巨贾介休北贾村侯家开馆育人，不幸于道光七年（1827年）在介病逝。回乡守制的徐继畲，受邀在侯家继父业继续执教。因白恩佑的叔祖公白竹轩与徐润第、徐阊第弟兄有旧交，白恩佑便被介绍至北贾村“竹心书斋”徐继畲门下就读。据《年谱》载，徐继畲在介休执教仅两年六个月，其所带门生共四十余位，但“升学率”相当高，先后中得举人者七名，其中有四人考中进士。其中介休霍村人张春霖、白恩佑、郭永锡，定襄人梁述孔等考中进士，王五诚、张汉槎、郎梦元中得举人。曹逢吉考中副榜（国子监典簿），曹协友考中拔贡（官国子监学正）。陈锦云（瑞卿）虽未中举业，但日后成为介休专治伤寒病的名医。徐继畲在教学上传授立柱分股拆字布局、明代崇祯朝国文和《左传》《国语》《史记》及汉唐宋之文等具体写作手法和审题要领，与此同时还专注培养学生讲诚信，低调做人，告诫其“家有黄金未必久，针尖挑土日月长”等哲理，使弟子从小增强忧患意识。徐继畲不同于一般文人俗吏，他胸罗古今，为人有自己的底线，为文有“贫而不谄”的原则。两年多的学习，使白恩佑不仅在文法、文境、文章等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而且为之后为官为人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9岁的白恩佑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取得殿试“二甲第五十四名”、朝考“一等第十四名”的成绩。自此，踌躇满志的白恩佑结束了漫长的求学历程，迎来了他的为官生涯。

谏言更改清廷运，为官唯有忠清廉

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白恩佑成为庶吉士后的十余年间，均在京朝中为官，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学正、工部屯田司主事兼水司行走、御史军机二班成员等职。白恩佑在监管皇家工程期间，严格办事，恪尽职守，亲自验收礼部工程，严禁施工者偷工减料，禁止管理者中饱私囊，曾言“余只自洁其自身，并非欲发大难之端也”。在督派天坛工程时，白恩佑查验发现实际木料数目比原先有所减少，将工头训斥一番后，责令其补足所缺木料。但工头却说“老爷虽不要钱，但坛内官及太常寺尚有花销”。面对众多官员相互勾结、贪污腐化的现状，白恩佑自知难以扭转，但他始终坚持“总之我不要二成，将此用到工上，自然绰乎有余矣”。既然不愿同流合污，只能做到洁身自好了。

清末官场多腐败，不少官吏损公肥私、收受贿赂，而白恩佑的清廉正直实乃一股清流。其认真职守老成谋国的工作态度，虽招来不少人侧目，但也得到了军机处祁寓藻等人的青睐。咸丰三年（1853年），四十五岁的白恩佑进入军机处工作，适逢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军务十分繁忙。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计划让曾国藩担任湖北巡抚，而白恩佑向时任军机处总领的恭亲王奕诉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派曾国藩任巡抚不妥。奕诉问为何，白恩佑认为，曾国藩的专长在于带兵打仗，不在于地方治理，“或有鉴于江忠源。”奕诉问何也？白恩佑答道：“江忠源之才本可办贼，惟与以巡抚，则有城守之责，故为贼围城而救兵不到，庐城遂至失守，将江忠源糟蹋在内。”江中源本是征剿太平天国的一员大将，后授予安徽巡抚，不久前在安徽庐州受到围攻，致使其兵败自尽，使清廷白白损失一位将领。按照清代律条，地方官员战时若弃城逃跑是死罪，如曾国藩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战死，要么朝廷杀头。奕诉沉思良久，采纳了白恩佑的建议，改授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任命陶恩培为武汉巡抚。未曾想仅过几日，太平天国军又一次攻陷武汉，陶恩培自杀。若不是白恩佑的建议，自杀的说不定就是曾国藩。而正是曾国藩后来为剿灭太平天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白恩佑一条建议不仅影响了曾国藩的命运，更延续了几十年的清廷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