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静

解开旗云之谜

每年都有许多虔诚的藏族同胞来到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绒布寺朝拜，为“第三女神”——珠峰献上哈达，传说那些最真诚的敬献者的哈达会在明月夜冉冉升起到珠峰顶部，在“女神”头顶随风飘动，宛如挂在峰顶的一面旗帜，因而被称为“旗云”。当有攀登者来临时，“女神”会扬起哈达，用不同的舞姿向人们暗示珠峰顶端的风云变化。

1975年春，当再次来到离绒布寺不远的珠峰北坡大本营时，仰望着珠峰峰顶的旗云，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心里升起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

1966年，26岁的高登义第一次来到这里，参加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并为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进行天气预报。近十年后，他再次来到这里，为精确测定珠峰高程保驾护航。

在高登义眼里，神秘的旗云传说背后隐藏的是科学的真谛。从北坡攀登珠峰最大的敌人就是大风，而旗云可以成为登山队员的风向标。

高登义与同事们每天认真记录旗云的变化，试图找出其与珠峰地区天气系统变化的某种关联。

渐渐地，他发现，根据旗云飘动的方向可以判断珠峰峰顶高度附近（海拔8 000～9 000米）的风向，而从旗云顶部起伏的状态可以估计高空风速的级别大小。旗云的状态不仅可以暗示当天的天气，还能被用来预测未来1～2天内珠峰地区的天气状况。这无疑为登顶珠峰提供了更多参考。

对旗云的研究只是高登义等人的工作之一，他们还在珠峰北坡海拔6 500米、6 000米和5 400米的山坡上建立了临时气象站。

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高登义建议把原来每天两次高空气象观测改为六次，同时进行无线电探空气球与测风小球对比观测。这些建议得到了当时登山气象组和登山队领导王富洲的支持。然而，这种观测强度在当时我国各个气象站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在高空气象观测最强的北京气象站，20名观测员每天进行三次无线电探空观测、一次小球测风观测。而在海拔5 000米以上的珠峰地区，算上高登义在内的4名观测员，如此连续观测了一个月，工作状态可想而知。

如今回想当年，工作的艰苦早已被高登义视为寻常，更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当时泰山压顶般的巨大压力。

在气象学中，写作天气预报的论文难，实际预报更难，涉及珠峰的登山天气预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登山需要提前了解7～10天内的超中期天气要素（包括高空风、降水、能见度），这是大难题，谁也不能保证每次预报都成功。然而，天气预报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登山任务能否完成，甚至关系到登山队员的生命。

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75年5月12日，高登义所在的登山气象组预告，5月25—29日有一次登顶好天气，很可能是当年春天最后一次机会。

5月27日下午2時，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登上峰顶，紧张工作了近两个小时，完成了拍摄、固定觇标、遥测心电图和采集冰雪样、岩石标本等任务。那一刻，高登义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难忘不眠之夜

2020年5月27日11时，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看着电视里的直播，徐永清头脑里闪现的是15年前那个同样的时刻。那一刻，他正身处海拔5 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2005年4月9日，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时任中国测绘宣传中心副主任、中国测绘报社副社长的徐永清和几位媒体同行带着将近200千克的设备、行李到达拉萨，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前往珠峰测区，现场采访、报道2005年珠峰高程复测活动。

5月21日下午，让所有人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来了。登山指挥部宣布，24名登顶队员已经顺利到达海拔8 300米的登顶突击营地。按照惯例，队员们将在22日凌晨出发登顶。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天下午，原本晴空万里的珠峰被乌云笼罩。登顶出发时间从凌晨1时改到2时，又改回1时。午夜时分，以往早就漆黑一片的珠峰大本营，那一晚却无人入眠。

几乎所有的中国营地都透出微弱的灯光，拿着手电筒或者戴着头灯的人不时地走来走去，发电机和着风声轰鸣不绝，使那个夜晚显得格外紧张、焦灼。

徐永清所在的测量营地新闻中心帐篷里，为了保持体温，几位记者不得不钻进睡袋中继续工作，一眼望过去，就像一条条弯曲的虫子。为了保持清醒，他们想了个办法——用喝水来提神，因为天气太冷，人喝了水很快就想上厕所，走到帐篷外，寒风一吹立刻清醒。

中科院珠峰地区综合考察队的队员们忙着释放无线电高空探测气球，探测峰顶的气象信息。1：00，1：15，1：30，1：45，2：00……大本营的人们数着时间，却依然等不到登顶队员出发的消息，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

直到凌晨3时半，终于从海拔8 300米营地传来消息——第一批冲顶队员出发了。

“我们已经登上来了……”11时8分，大本营的步话机里传来珠峰登山测量队长小嘉布的声音，徐永清和所有人一起沉浸在欢腾的海洋里。

如今，在登顶珠峰的过程中，各种国产黑科技不断涌现，登顶画面可以通过5G信号直播到亿万个屏幕上……科技日新月异，而亲历者们的探索和奋斗精神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