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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不了的附郭命运:明清时期凤阳府临淮县的设置与裁并

2020-07-28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4期
关键词:凤阳洪武

段 伟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附郭是中国行政区划用语,指县级治所与州、府、省等上级政府机构治所设置于同一城内的特殊形态。历史上,双附郭县甚至是三附郭县并不少见。附郭县是因为与上级衙署同城,所以称之为附郭,但距离府治二十里,仍被要求附郭却极为少见,也是非常怪异的。明清时期凤阳府的临淮县,本来是明初中立府的附郭县,中立府改名凤阳府,将府治移至析临淮县设置的凤阳县内。凤阳县成为附郭首县,临淮县由此成为隐形的附郭县,这一点尚未被学界熟知。(1)郭红、靳润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即认为凤阳府附郭县在洪武八年十月前为临淮县,之后为凤阳县。这也是学界的流行观点。附郭县地位显要,但对临淮县的赋役造成很大压力,经多次申请,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才去附郭之浮名。因为经常受到淮水的冲击,临淮县最终在清代乾隆十九年(1754)被裁入凤阳县,成为临淮乡,又重新成为附郭县的一部分。不合常理的行政区划的出现,背后一定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地理因素。本文将详细叙述临淮县从附郭到免附郭,并最终在水患的影响下被重新附郭的历程,探讨历史地理因素对县级政区变迁的影响。

一、 明初临淮县的设置与附郭

临淮作为政区名,由来已久。最早是临淮郡,西汉置,“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2)《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9页。东汉废,故治在今江苏泗洪县南大徐台子;西晋复置,故治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东晋废;北魏置临淮郡,北齐废,故治在今安徽固镇县东南四十里仁和集乡;唐改泗州置临淮郡,寻复改曰泗州,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3)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4、1864页。临淮县出现稍晚,是北齐改己吾县置,治所在今安徽固镇县东南四十里仁和集乡,一说在今怀远县西北三十里,隋大业初废;唐置临淮县,属泗州,治所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北宋时移治今洪泽县西临淮乡,元初复还旧治,至明初废。(4)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4、1864页。《水浒传》中有高俅投奔淮西临淮州的柳世权,有人已经指出北宋只有临淮县,无临淮州。(5)霍松林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临淮州条”,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另有临淮府,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改招信路总管府为临淮府,治盱眙县,二十七年废。(6)《元史》卷五十九《地理二》“盱眙县条”,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16、1417页。

本文所关注的临淮县不同于上述的临淮郡、临淮府与临淮县。此地即汉代的钟离县,三国时废;晋复置,至元代仍存,属濠州。

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建立西吴。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建都应天府。朱元璋逐渐对管辖政区进行了调整。明代成化年间的《中都志》对元末明初这段时期相关政区的变化记述较详:“元至元十三年设濠州安抚司,十四年升为濠州路,十五年为临濠府,二十八年仍为濠州,革怀远军为属县,隶安丰路,领三县:钟离、定远、怀远。国朝启运为帝乡,兴王之地。吴元年仍为濠州。是年改临濠府。洪武三年改为中立府,定中都,立宗社,建宫室,以泗、邳、徐、宿、寿、颍、光、六安、信阳九州为属。七年知府张遇林上言,以信阳道远,期会之难,请易他州。遂拨滁州并来安、全椒二县隶,本府以徐州并砀山、萧、沛、丰县为直隶,以邳州并睢宁、宿迁县隶淮安府,以六安州并英山县隶庐州府,以光州并光山、固始、信阳、息县隶河南汝宁府,迁府治于新城,改名曰凤阳。十九年又拨滁州并来安、全椒县为直隶,本府止领四州一十四县,曰:临淮、凤阳、定远、怀远、五河、虹县、泗州、盱眙、天长、宿州、灵璧、寿州、蒙城、霍丘、颍州、颍上、太和、亳州。”(7)成化《中都志》卷一《建置沿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6、17页。即吴元年朱元璋占领濠州后,改名临濠府,洪武三年(1370),又改名中立府,定为中都。(8)有史料认为是洪武六年改名中立府。《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五,“洪武六年九月壬戌条”:“改临濠府为中立府,临濠大都督府为中立行大都督府”(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515~1516页),《肇域志》、《明史·地理志》中亦记载,临濠府改为中立府的时间为洪武六年九月。考虑到后文即将叙述的洪武七年中立府又改名凤阳府,洪武六年改名说就显得改名太仓促,另下文《荥阳外史集》言洪武六年三月即有临淮县,则不可能当年发生临濠府改为中立府,钟离县改为中立县,后又改为临淮县事。故洪武六年说不确。之所以改为中立府,是因为“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9)成化《中都志》卷一《建置沿革》,第43、17~18页。中立府除辖有原临濠府各县外,又增辖泗、邳、徐、宿、寿、颍、光、六安、信阳九州。洪武七年,中都所辖政区发生大变化,辖境缩小,虽然以滁州并来安、全椒二县来隶,但以徐州并砀山、萧、沛、丰县为直隶,以邳州并睢宁、宿迁县隶淮安府,以六安州并英山县隶庐州府,以光州并光山、固始、信阳、息县隶河南汝宁府。同年迁府治于新城,改中立府为凤阳府。洪武十九年,又以滁州并来安、全椒二县为直隶,凤阳府遂辖有四州一十四县:临淮、凤阳、定远、怀远、五河、虹县、泗州、盱眙、天长、宿州、灵璧、寿州、蒙城、霍丘、颍州、颍上、太和、亳州。

临濠府在明初改为中立府时,首县钟离县名称就发生了变化。“汉置钟离县,属九江郡。莽曰蚕富县。晋仍为钟离县,属淮南郡。隋初改豪州,后置钟离郡,县属焉。唐武德七年以塗山省入。宋元因之,皆为倚郭县。洪武三年改中立县。是年十二月,又改为临淮县。编户四十七里。余详见本府。东汉《志》云: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临淮,古郡治,故列于首云。凤阳县,附郭,《禹贡》扬州之域,古濠州地。国朝洪武三年定中都,筑新城于临淮西二十里。洪武七年十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徙府治于新城,析临淮县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置凤阳县。十一年,又割虹县南八都益之,编户共三十六里。”(10)成化《中都志》卷一《建置沿革》,第43、17~18页。钟离县长期作为附郭县,地位非常重要。洪武三年临濠府改为中立府时,钟离县即改为中立县,当年十二月,又被改名为临淮县,仍为附郭。

成书于洪武年间的《荥阳外史集》载:“(洪武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吏部尚书詹公奉旨,注儗淛江进士八人为中立府所属教官,盖以诸进士辞以不能居州县之职,故优待之,且以濠梁为国家兴王之地,教育之职必慎选进士为之者,欲其养成人才也。于是中立府临淮县儒学教谕郑真首授是选洪基,定远县教谕胡惟中,五河教谕王景彰,怀远教谕郭可学,宿州灵壁县教谕陈希贡,徐州萧县教谕,既准所儗,四月初八日于指挥司请文引,初九日早衣冠入吏部谢别”,(11)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九十八《濠梁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7页。反映的就是中立府所辖临淮县等政区。

二、 凤阳县的设置与附郭的变化

洪武七年(1374),中立府发生重大变化。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八月庚子:“改中立府为凤阳府,析临淮县之太平、清乐、广德、永丰四乡置凤阳县。”(12)《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二,“洪武七年八月庚子条”,第1609页。《中都志》认为是“洪武七年十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徙府治于新城,析临淮县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置凤阳县。十一年,又割虹县南八都益之,编户共三十六里”。(13)成化《中都志》卷一《建置沿革》,第17、18页。《肇域志》载:洪武“七年八月甲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析临淮县之太平、清洛、广徳、永丰四乡置凤阳县。九月,改中立大都督府为凤阳行都督府。八年十月乙未,筑凤阳皇陵城。丙申,迁凤阳府治于临濠新城。”(14)谭其骧、王文楚等点校:《肇域志》“南直隶凤阳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24页。史料记载的中立府改名时间略有出入,但都是洪武七年。之所以名为凤阳府,是因为“洪武七年迁府治于凤凰山之阳,赐名凤阳”。(15)成化《中都志》卷一《建置沿革》,第44页。并析临淮县的太平、清乐、广徳、永丰四乡置凤阳县。

关于凤阳县的建置沿革。反映明初政区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载:凤阳县为新置倚郭,“本朝洪武三年于临淮县南二十里凤阳山之阳建中都,营皇城。洪武七年徙凤阳府治于此。又析临淮县之太平、清洛、广徳、永丰四乡置凤阳县”。临淮县条载:“周为钟离子国。后为楚边邑。秦为钟离县。汉初因之。东汉为钟离侯国。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钟离县,安帝时又置燕县。北齐复为钟离县。南齐立北徐州,镇钟离,而以燕县为郡治。隋置濠州。唐武徳七年省涂山入焉。宋元并仍其旧,为州倚郭。本朝洪武三年以其地置中立县,十二月改为临淮县。七年移府治于皇城,遂以旧府城为县治。”(16)刘基等:《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51~652页。此书不仅将凤阳县列为首县,还将临淮县排在定远县后,位列第三。

景泰七年(1456)书成的《寰宇通志》载:“凤阳县,附郭。本临淮县地。国朝洪武七年移府治于新城,始析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置凤阳县。十一年又割虹县南八都益之。”(17)《寰宇通志》卷九《凤阳府》“凤阳县条”,《玄览堂丛书续集》第41册,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天顺五年(1461年)《大明一统志》记载:“凤阳县,附郭。秦汉并为钟离县地,历代皆因之。本朝改为临淮县,洪武七年始析临淮之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置凤阳县,以在凤凰山之阳故名。十一年又割虹县南八都益之。”清代修成的《明史·地理志》也载:“凤阳,倚。洪武七年八月析临淮县地置,为府治。十一年又割虹县地益之。”(18)《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2页。

以上史料指出洪武七年八月,中立府改为凤阳府,析临淮县置凤阳县,府治移至凤阳县。凤阳县也在明代诸多史料乃至清代纂修的《明史》中称为附郭县。

有人认为:“朱元璋在改濠州为临濠府时,将原来的钟离县改名叫临淮县。府、县两治都在原来的濠州城。改凤阳府以后,府治迁到‘凤凰山之阳’,临淮县治还在原濠州城里。大概是为了突出凤阳,于洪武七年八月,又将临淮县的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划出,新设凤阳县。县治初设于凤凰山之前,中都鼓楼的东面。这时,因中都城已经罢建,府、县两治都在中都城内,都没有另建城池。洪武十年,县治又从山前迁到山后北兵马司,即后来所说的山后街,现在的门台镇山后村。以皇城的方位说,府治在东南方,县治在东北方。以凤凰山的方位说,府治在山前,县治在山后。”(19)姬树明、俞凤斌:《凤阳·凤阳府与凤阳县》,安徽省滁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皖东文史》第五辑,2004年内部资料,第218页。认为中立府改名凤阳府在前,凤阳县设置在后,实际两者是同时进行的。

之所以要增设凤阳县,一方面与中立府改名凤阳府、府治迁移至凤凰山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临淮县面积过大、事务繁杂有一定关系。据《明实录》载,就在析置凤阳县后20天,吏部奏:“凤阳临淮县地要事繁,宜增丞、簿、典史各一人,砀山、盱眙、天长、光山、蒙城、霍丘、罗山、颍上、定远、五河、太和、虹、亳、息、沛、丰一十六县皆粮不满千石,宜各减丞一人。并从之。以罗山去凤阳远,命隶河南汝宁府”,(20)《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二,“洪武七年八月庚申条”,第1617页。要增加临淮县的县丞、主簿、典史,同时减少其他16个县的县丞。据成化《中都志》载,临淮县编户四十七里,凤阳县编户三十六里,定远县编户三十二里,怀远县编户四十里,五河县编户十五里,虹县编户十六里,泗州编户四十五里,盱眙编户三十一里,天长编户十二里,宿州编户五十一里,灵璧编户三十八里,寿州编户四十三里,蒙城编户十八里,霍丘编户二十二里,颍州编户三十二里,颍上编户十三里,太和编户二十一里,亳县编户四十六里。(21)成化《中都志》卷一《建置沿革》,第18~43、17页。可见,临淮县析置凤阳县近百年后,凤阳府内也仅有宿州编户里数超过临淮县,而凤阳县的编户里数也不少,在18个州县中排列第八。

在上引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及《明史·地理志》中,皆将凤阳县作为附郭,位列凤阳府首县。明代后期编辑的《武备志》,也是如此。稍微不同的是《中都志》,首列临淮县,次为凤阳县。这样排列的原因是:“东汉志云: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临淮,古郡治,故列于首云。凤阳县,附郭,《禹贡》扬州之域,古濠州地。”(22)成化《中都志》卷一《建置沿革》,第18~43、17页。临淮列于首县并不是因为它是附郭县,而是因为是古郡治,凤阳县才是真正的附郭县。

如此来看,洪武七年开始,凤阳府的附郭县似乎即为凤阳县,而非临淮县。

附郭县因为与上级衙门同城,承担的任务与同府他县有些不同。明末宋权曾任山西太原府附郭县阳曲知县,经常感叹:“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23)宋荦:《筠廊二笔》卷上,收入《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页。此事被其子宋荦所记,得以广泛流传。梁章钜有关于《首县》的论述:“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极言冲途附郭县之不可为,因举俗谚‘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语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随笔》已载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阳曲令,常述此语,则其来亦远矣。近时有作首县十字令者,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语语传神酷肖,或疑认识古董四字为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县交代,全凭首县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尝于万廉山郡丞承纪处见英德石山一座,备皱瘦透之美,中有赵瓯北先生镌题款字,云系在丹徒任内交代抵四百金者。又于袁小野郡丞培处见一范宽大幅山水,亦系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认识古董,设遇此等物,何从判断乎。若第十字所云,则亦惟南中冲途各缺有之,偏远苦瘠之区,尚攀跻不上也。”(24)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首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7页。极言附郭知县的利弊。首县难当,现代人也有感悟。熊正瑞指出:“在清朝时代,南昌、新建、进贤,都是江西省的首县,称为南、新、进。首县本应是南昌,大概是独力难支,故将邻近省城的新建、进贤两县一并拉入,共同扶持。首县是个名,反要多尽义务,如听候省里各上峰的派遣,筹办省里各上司的供应等等。因此当首县县令的,较之其它各县的县令,繁忙辛苦多了。也有好处,首县因接触上司机会多,较易得到上司的了解和照顾,遇到提拔职务,调剂美缺,首县自然是优先。”(25)熊正瑞:《旧时进贤县政府概况》,政协进贤县委员会《进贤风物》第11辑,1989年,第4页。将首县的好处、坏处分析得简单明了。

附郭县既然需要承担相当多的任务,临淮县在凤阳府的地位就显得颇为尴尬。从上引史料来看,明代众多公私文献将凤阳县作为附郭县,并未认为临淮县也是附郭县。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临淮县也承担着附郭县的任务,幸赖《临淮县志》等少数文献保留了相关资料,才被我们所知。明代前临淮县教谕欧阳灿在《临淮县志序》中指出“临淮旧为汤沐邑,以附郭故,疲于奔命”。(26)欧阳灿:《临淮县志序》,光绪《凤阳县志》卷首,《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9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64页。康熙《临淮县志》也认为:“《中都志》独凤阳县附郭,而临淮附郭之名相沿未除。”(27)康熙《临淮县志》卷一《建置沿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2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万历时期知县贾应龙撰写《临淮县改免附郭详文》、《改免附郭条议详允始末》、《鸣恩录序》,对临淮县在洪武七年后仍为附郭,终于在万历时期改免附郭的经过予以详述,才使得我们了解到临淮曾长期作为凤阳府的隐形附郭县。

贾应龙指出,临淮县千疮百孔,大害就在于是附郭,“附郭之害,总凤阳一府十八州县官民无一不知,无一不为扼腕叹息”。这种附郭的难处,使得一些官员都不愿意担任知县。贾应龙之前的林知县被逮已经两年,临淮县地位重要,知县不能久缺,曾经议调蒙城、五河两县知县,都未成功。贾应龙继任后,曾询问蒙城、五河两县知县原因,回答竟是“只附郭一节如何作得?”(28)贾应龙:《改免附郭条议详允始末》,康熙《临淮县志》卷七《艺文志》,第404~405、408~422页。凤阳府治迁至凤凰山之阳后,与临淮县相距二十里,官员应酬、百姓服役都相当不便。所以,贾应龙发出“临淮之设为附郭,以临淮原为凤阳府治也。自凤阳府西迁,而附郭仍旧,相去二十余里,与凤阳县同应附郭之差,不知于人情事理果相应否也?今两京十三省,一城而两附郭者有矣,不知亦有二十里外之附郭否乎?”的疑问。(29)贾应龙:《临淮县改免附郭详文》,康熙《凤阳府志》卷三十六《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9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2150、2152页。贾应龙将临淮县的附郭之累条列十款:

一、 忘失本原之累。附郭应与府同城,临淮县离府城二十余里,不在凤阳府四门之内,遇到特殊天气,需道路迂回不下三十余里,于人情事理不相应,两京十三省没有其它二十里外的附郭县。

二、 有名无实之累。临淮县为明太祖龙兴之地,北临淮河,经常水患。除凤阳卫及勋旧数家门户光彩外,别无足道。虽编户四十九里,但户稀粮少,户人十七八口遂为一里。

三、 公务难兼之累。各院道府到任按临经过、上司谒陵,需在府伺候。陵寝四时致祭,附郭正官应陪,朔望致祭,儒学、教官轮陪,其余一切修造生计之事也需附郭。

四、 冗赘无补之累。一役而两县供应,近者甚便,远者甚苦。

五、 在府居民之累。临淮县以一县之民为役凤阳,借府城之人为役。临淮民购买价格奇贵,诸民告苦。

六、 在县居民之累。每遇府城有事,除在府居民一切备办外,还需各行至府或吊发各行上府,各执本役。各役不问寒暑昼夜风日阴雨,往返数十里。

七、 修理夫役之累。府城衙门等损坏需修理,凤阳县往来只五六里,临淮县便是四五十里。凤阳县修造一二日,临淮县便需三五日,迟速难易役使不均。

八、 三年宴厂之累。乡举三年一次,各色差遣都是与凤阳县朋当同办。

九、 两县推委之累。府城院道四处为上司驻扎之所,西察院、中察院为凤阳县所设,都察院、兵备道为临淮县所设。经过上司多在兵备道驻扎。供应人等会互相搀越,有便利一定说是凤阳县,有失误一定说是临淮县。

十、 两县牵制之累。官衙合属在府,惟恐放宽临淮一分,即多一分之害,视临淮如冤家。濠梁驿原是凤阳、临淮两县同应驿差,但凤阳县以距离有二十里远,转给临淮县,临淮县忍死不言。现在临淮县附郭有二十里远,凤阳县却拼死相争。(30)贾应龙:《改免附郭条议详允始末》,康熙《临淮县志》卷七《艺文志》,第404~405、408~422页。

除此十累以外,临淮县因为是附郭而废除了郊社之祀,没有本县的祭典。如果免于附郭,则可以举办独立的祭典。

以前为什么将临淮县与凤阳县同作为附郭县?贾应龙认为:“该本府知府张看得临淮县附郭载在《会典》,盖以皇陵凤城皆根本重地,而凤阳置县于临之后,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不足以供一郡,故以临淮附之,此盖辅车相倚,势难一废。”(31)贾应龙:《临淮县改免附郭详文》,康熙《凤阳府志》卷三十六《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9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2150、2152页。即凤阳一县过于贫穷,无法承担附郭县的任务,故才要求临淮县承担附郭徭役,所以在临淮县申请免附郭时百般阻挠。但实际上弘治、万历两版《明会典》,笔者并未发现有临淮为附郭县的明确记载,临淮县都是位列凤阳县之后居第二位。

临淮县渴望挣脱附郭,但面临凤阳县的阻挠,“临民苦于奔命,如尫羸负重而急欲驰肩。凤民狃于从来,如陷溺倚援而坚不脱手,以是官吏争于公庭,士民讧于衢肆,竟成聚讼”。(32)贾应龙:《临淮县改免附郭详文》,康熙《凤阳府志》卷三十六《艺文志》,第2152页。即使是府道巡按等,也并不愿临淮县脱离附郭。颍州道指出:“临淮附郭所从来久矣,一旦驰肩于凤阳,则更张既骇听闻,独力尤难支持。”(33)贾应龙:《改免附郭条议详允始末》,康熙《临淮县志》卷七《艺文志》,第430、424页。巡按指出:“本院顷谒皇陵,见临淮行附郭县事,心甚讶之,私谓相安已久,不必致诘,不图为害”,幸好这位高巡按还比较开明,又指出:“若此据该县条议极为有理,该道覆加勘议,毋泥旧规,毋询偏见,务俾百年积弊一方大害自今厘革。”(34)贾应龙:《改免附郭条议详允始末》,康熙《临淮县志》卷七《艺文志》,第430、424页。经过府道酌议,总督漕抚、总河部院、巡按等各级衙署审批,最终使临淮县于万历三十二年免于附郭。(35)康熙《临淮县志》卷一《建置沿革》,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乾隆《江南通志》载:“贾应龙,安阳人,万历三十一年知临淮县。县自国初为凤阳府治,后府移凤阳而县仍名为附郭,凡公事皆与凤阳一例协办,民吏重困。应龙始申请免之。又调两驿夫马皆得均平。”(36)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十七《职官志》,《乾隆江南通志》(3),《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5),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62页。贾应龙担任临淮知县的时间据载是万历癸卯(三十一)年七月至丁未(三十五)年六月。(37)李当泰:《临淮令铭言贾大夫去思碑记》,康熙《临淮县志》卷七《艺文志》,第449页。说明贾应龙在上任后就积极申请免于附郭,次年即成功。

目前,从明代文献中尚不能看出临淮县是凤阳府的附郭县。但清代文献则多处指出临淮县先附郭后申免之事。《古今图书集成》载:临淮县“明洪武三年改中立县,又改为临淮县,为本府附郭。万历间始改为外属,隶凤阳府”。(38)《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八百二十七卷《凤阳府部汇考一》,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25册,第五十三B叶。这可能是中央政府大型文献中首次明确指出是其附郭县。顾炎武于清初编辑的《肇域志》也载有临淮县为附郭:“本朝洪武三年,改中立府,定中都,立宗社,建宫室。始置临淮县为倚郭,然在旧城……至万历初年,临淮让属于东隅,遂以凤阳为倚郭县”,(39)《肇域志》“南直隶凤阳府凤阳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27页。指出临淮县在万历时不再是附郭,但弄错了凤阳县为附郭县的时间。

按理说,明人对本时期的行政区划是最熟悉的,理应将临淮是附郭县写入各类官方文献,但实际上我们主要靠府县志中保留的文献才能对之了解。明代中期后的项笃寿(1521~1586)撰有《小司马奏草》,载:“今所属仍照原题每匹十两事例内,将扬州府属泗州临淮县、淮安府属邳州、山阳、桃源、宿迁、赣榆、清河、睢宁、沭阳等州县俱系重大灾伤,前项马价拟以十分为率,准免六分,仍追四分,自万历八年为始,分作三年征解,限万历十年通完。”(40)项笃寿《小司马奏草》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6页。章潢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刻的《图书编》中指出:“古徐州,今在泗州临淮县之徐城镇,去徐州垂五百里。”(41)章潢:《图书编》卷三十二《古今地名沿革总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5页。章潢曾任白鹿洞书院的山长,纂修《万历新修南昌府志》,是有名的学问家。实际上,明代临淮县属凤阳府,泗州领盱眙、天长二县,泗州也不属于扬州府。可见,即使是富有学问的当时人,也并不一定了解当时的政区,章潢就是直接抄前人的论述,没有注意到“今”(万历时期)已经没有泗州临淮县了。

三、 清代临淮县的裁撤

临淮县申免附郭,一个因素也是县境经常遭受水患,异常贫穷。《肇域志》指出:“临淮县……以旧守城为县治。县城周九里三十步。淮水迳县城北,东北流入海。……县城逼近淮河,水恒为患,筑东西二坝捍之,然时有冲决之患。”(42)《肇域志》“南直隶凤阳府临淮县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明实录》也记载有多次大水冲决临淮。《明宪宗实录》载成化八年大水,淹没临淮县城:“守备凤阳宣城伯卫颍等奏,凤阳新城……其旧城亦临淮,河连年为泥沙壅积,反高于城,一遇淫雨,水无所洩。今议东西门外原有护城土坝,岁久陵夷,未经修筑。成化八年淮水暴至,冲开东坝,渰没城内居民,至今城外淤沙未除,城中积水如故。乞包砌新城以护陵寝,修筑土坝,以备水患。事下工部,请行巡视、留守等官相度其切要者量加修理,余俟丰年。从之。”(43)《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十二,“成化九年正月戊午条”,第2179~2190页。

《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十二年(1517)大水:“大学士梁储等言,今年四、五月以后,各处水患非常。……凤阳,祖宗兴王之地,雨久山水骤发,临淮、天长、五河、盱眙等县军民房屋尽被冲塌,田野禾稼淹没无存,老稚男妇溺死甚众。”(44)《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一,“正德十二年七月壬辰条”,第2930页。

《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二十四年(1545)黄河大水:“巡按直隶御史贾大亨奏,自河水由野鸡冈冲折而南入凤阳,沿河诸州县今岁滋甚,已议徙五河、蒙城二县避水患矣。独临淮一县,当凤阳府治之东,为祖陵水口形胜,势不容远徙,而近地复无可据,且累岁灾伤,不堪重役,乞敕总理河道及巡抚官,亲为相度,或迁或否,务求至当,不得互持两端。仍于砀山县乘时疏浚,引河道入二洪,以杀南注之势,其五河、蒙城迁县事宜并行,熟计以图永久。下户、工二部覆可从之。”(45)《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五,“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癸酉条”,第5768~5769页。

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贾应龙申请免于附郭时,即指出临淮县:“城北临淮,每遇春初,四面皆水,城垣坐在水中,不浸者三版。”(46)贾应龙:《改免附郭条议详允始末》,康熙《临淮县志》卷七《艺文志》,第410页。

在水患的冲击下,县署曾多次迁移。县署本在清流门内,洪武三年(1370)迁于金枪坊,“永乐四年因水徙曲阳门外,七年徙庆寿坊。正统二年淮水冲塌,知县徐奎复徙金枪坊,改坊曰宣化,即今县署。后屡被水患。……嘉靖四十五年,淮水灌城淹没。隆庆四年知县陈忠烈重建。万历六年知县郑之亮重修”,(47)光绪《凤阳县志》卷六《公署》,第439页。衙署不得不多次重建。

清代明后,临淮县仍隶凤阳府,其受水患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仍不时遭受水患,详见下列清代中前期临淮县水患表,所列都是较大的水患,小水患没有列入。

清代中前期临淮县水患表

清初临淮县不仅仍遭水患,其赋役也与凤阳县相同,重新回到隐形附郭的状态。康熙《临淮县志》载:“皇清定鼎,改直隶为江南省,仍属凤阳府,其一切差徭如提学考试、搭盖棚场、置备桌凳、修理道府衙门及预备仓南铺等处,并本府宾兴文武生员酒筵,仍复派与凤阳县平半应役,往返四十里,疲于奔命”,造成百姓困苦。顺治十五年,知县周邦祯遂向上司建议将临淮县改为小县,希望减轻徭役,但“独文武生员进学名数比照小县则例,而诸项差徭未减毫末,视昔更倍。是临淮虽蒙小县之名而实受大县之累”,(48)康熙《临淮县志》卷一《建置沿革》,第65~66页。处境更为糟糕。

临淮县在历次水患的冲击下,“城垣衙署均经坍颓,难以修葺”。(49)《裁临淮归并凤阳县部议》,光绪《凤阳县志》卷一《建置沿革》,第115页。康熙、雍正年间,因衙署叠遭大水冲荡,不可修理,“知县常僦民居治事”。(50)光绪《凤阳县志》卷六《公署》,第440页。乾隆七年(1742),部议勘有周梁桥堪建临淮县城,又命大学士陈世倌前往会勘。(51)《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乾隆七年十一月条”,《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5页。次年正月,钦差大臣陈世倌、直隶总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学健会同两江总督德沛、调任江南河道总督完颜伟、江苏巡抚陈大受、前任安徽巡抚张楷等奏,临淮县城应准建于周梁桥,(52)《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二,“乾隆八年正月甲子条”,《清实录》第11册,第355页。估算需要银二十一万七千余两。但“经费不敷,节年缓办。嗣于乾隆十五年经抚臣卫哲治于前任内具题池凤等属秋灾案内部议,临淮县衙署城垣应如彼案,确估分别缓急,详题请建。续因署知县周从濂详称,周梁桥本属教场,并无居民,建造衙署仓狱,体制不宜,故停止未办。”安徽布政使高晋等提出:“(临淮、凤阳)两邑四至远近幅员不广,钱粮未足四万,民数仅二十八万有奇。民间完纳钱粮申诉词讼一切城乡往来均无不便。前明以凤郡为兴王之地,故多置一县。今郡治驻扎巡道、知府、守备等官,并无城郭,乃于附近二十里内分置两县,实属冗设,应请将现无城署之临淮裁汰归并凤阳县管辖,毋庸再议迁筑,以省经费”(53)《裁临淮归并凤阳县部议》,光绪《凤阳县志》卷一《建置沿革》,第115~116页。到乾隆十九年(1754)十一月二十一日,前任两江总督鄂容安等上疏得到吏部等部议覆:“临淮县频遭水患,城署冲坍,请归并凤阳县辖。其临淮县知县、县丞、教谕、训导、典史五缺应裁。添设巡检一员,驻临淮旧城,专司递解拨护及稽查地方。夫马钱粮仍归县管,并设立弓兵十二名,民壮十八名,皂役二名,门子、马夫各一名。凤阳县添设主簿一员,并设皂隶四名,门子、马夫各一名。至临邑防汛弁兵,沿途铺兵及额设孤贫,应请存留。其县前铺司二名并门皂马快等役均裁,改设门军八名。又新设主簿、巡检及向无衙署之凤阳县教谕、训导,均应估建。凤邑县署亦应修理。至凤邑监狱,如不敷,酌估添建。至养济院,凤、临两处年久坍塌,向系散处寺庙空房,今请于凤阳县城内估建。再常平仓,凤邑原贮米一万八千石,毋庸加增,其临邑贮米一万四千石,并入府仓为额。至二县原定养廉各六百两,今归并一县,应增四百两。主簿、巡检各给养廉六十两等语。均应如所请。”(54)《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七,“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丙申(二十一日)条”,《清实录》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61页。临淮县归并于凤阳县,改设为临淮乡,其地又名正言顺地成为附郭县的一部分。

四、 结 论

临淮县前身是汉代的钟离县,曾长期是郡、州的附郭,地位重要。明代肇建,设中立府,临淮县仍为附郭县。但随着中立府改名凤阳府,并迁至凤阳山,设立凤阳县,临淮县因为与府治相隔二十里,地位下降,虽然长期承担着附郭县的任务,但在众多文献中被剥夺了附郭县的名义。因民不聊生,在知县贾应龙的申请下,临淮县终于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摆脱了附郭的压力。但好景不长,随着王朝的更迭,临淮县在清代初期又重新承担着附郭县的赋役却没有了附郭县的名义,比明代前期的处境更为艰难。因临淮县始终饱受水患的威胁,城内衙署受到严重破坏,乾隆八年(1743),曾计划迁移县治,但经费不足、地点不宜。督抚等各级官员合议上奏,认为凤阳、临淮两县的情形与明代有别,已经无需在二十里内设置两县,为节省经费,决定将临淮县并入凤阳县。临淮县由此在乾隆十九年并入凤阳县,其地民众重新完全回归附郭县的权力和义务,真正脱离附郭束缚的时间仅仅四十年。从前文引《中都志》可知,临淮在凤阳府内是大县,凤阳县也是中等偏上,但临淮裁并入凤阳时,督抚等官员则又感叹,新凤阳县“统计袤延宽广各一百三十里,幅员并不辽阔。临淮额赋二万一千三百八十五万两零,凤阳县额赋一万七千二百四十二两零,合计额赋仅止三万八千六百二十七两零,未为繁多”,(55)《裁临淮归并凤阳县部议》,光绪《凤阳县志》卷一《建置沿革》,第116~117页。即说明原临淮、凤阳两县财政并不富裕。由临淮县的附郭变迁可见,是否成为附郭县,不在于距离府城的远近,而在于府级财政是否需要此县的支持。这种拉郎配的政区管理方式之所以能长时间存在,是历史地理因素在背后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行政区划才能回归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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