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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镜铭文类化字研究

2020-07-28徐正考焦英杰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4期
关键词:构形古文字铭文

徐正考 焦英杰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

在文字缺乏规范的古代,异体字众多,而类化字又是异体字中极为重要的一类。深入分析与研究类化字,对异体字研究乃至整个文字学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张涌泉先生曾言:“类化是古今汉字共同存在的一种字形类推现象。类化字的研究应该是汉语文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对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规律,对现行汉字的简化和规范,对传世古籍的整理和校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张涌泉:《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黄文杰先生也曾专门强调研究文字类化现象的重要性:“研究文字类化现象有助于汉字理论研究和古文字考释。”(2)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0、114页。类化现象既普遍又有研究的价值,但是目前对文字类化现象的研究远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正如黄文杰先生所言:“类化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古文字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学术界对古文字的类化问题论之甚少。处在汉字隶变重要时期的秦至汉初简帛文字是古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类化现象较为常见。”(3)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0、114页。而同样属于汉字变化重要时期的两汉镜铭文字的类化现象也很常见。汉镜铭文类化字较多,若不明晰类化字的成因、构形特点、具体分类等,极易造成文字误释。因此深入研究汉镜铭文类化字,分析其构形特点,总结其类化规律,将对汉镜铭文字的释读、校订,对汉字演变规律的研究等皆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对文字类化现象研究影响较大的学者主要有刘钊先生、张涌泉先生、黄文杰先生、毛远明先生。刘钊先生把古文字中的类化现象分为两类:文字形体自身的类化和受同一系统内其他文字影响而发生的类化。(4)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5~108页。张涌泉先生在研究敦煌文书类化字时把类化现象分为: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受构形法影响的类化、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和字的内部类化等四类;(5)张涌泉:《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在研究俗字时又把类化现象分为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受潜意识影响的类化、字的内部类化等三类。(6)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3~73页。黄文杰先生在研究简帛文字时把类化现象分为: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受字的内部偏旁或部件影响的类化,他还提出了类化分狭义类化和广义类化等观点。(7)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第115~120页。毛远明先生在研究碑刻文字时把类化现象分为:构件类化、形旁类化、声旁类化、整字类化、逆向类化等,还进一步指出了汉魏六朝碑刻类化字的特征。(8)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35~359页。目前学界对汉镜铭文类化字的研究很少,邱龙升先生在分析汉镜铭文类化字时把汉镜铭类化现象分为三类:上下文之间的类化、形体之间的类化、文字构件之间的类化(9)邱龙升:《两汉镜铭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13~214页。,对汉镜铭文类化字做了有价值的探讨。本文拟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汉镜铭文类化字作进一步的研究。关于类化的定义本文主要采用刘钊先生的说法:“类化又称同化,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受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和受同一文字系统内部其他文字的影响,同时也受自身形体的影响,在构形和形体上相应地有所改变的现象。”(10)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第95页。本文在具体分析汉镜铭文字的类化现象时对汉镜铭文类化字所受的影响因素做了具体说明;为了深入研究两汉镜铭文字中类化字的形成规律,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结合汉镜铭文字自身的特点,我们把汉镜铭文字的类化现象分四类进行探讨。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镜铭文字”都是指两汉时期的镜铭文字。

一、 字内类化

字内类化(11)于淼先生曾使用过“字内类化”这一固定说法。见于淼:《汉代隶书异体字表及相关问题研究》(下编),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47页。是指在单个字内部,通过改变某些构件、偏旁的形态或调整构件、偏旁的方向使之趋同于字内某一构件、偏旁的现象。由字内类化方式产生的类化字称为字内类化字。“为了追求整个字的齐整或对称,汉代铜器铭文的刻铸者往往将文字原本不同的两侧或偏旁中原本不同的部分刻铸成同样或相似的形状。”(12)徐正考:《汉代金文中的文字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汉代铜器铭文中字内类化字较为普遍,镜铭文字也不例外。典型例证请见表1。

表1 字内类化字举例

单个字中不仅构件间有类化现象,偏旁(14)为了体现类化字内部构形的层级关系,本文把构件和偏旁做了区分。关于构件、偏旁之间的关系主要参考了毛远明的观点。详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47页。类化也很常见。例如:“明”字战国文字有的写作(《古编》555页云梦日乙),镜铭文字A3-1与上举战国文字构形同,而镜铭文字A3-2应是右边偏旁“月”受左边偏旁“目”的类化影响,变成与左边偏旁“目”一致的形态。又“治”字战国文字有的写作(《古编》639页云梦法律),两汉简帛文字或作(《汉编》1547页武88B),镜铭文字形态有与以上所举战国文字、汉简帛文字形态相同者,如A4-1。汉镜铭文字A4-2、A4-3左边偏旁“氵”受右边偏旁的类化作用影响,写成左右一样的形态。

有些字的偏旁类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从构件到偏旁逐渐类化的过程。字《说文》小篆作,A5-1可以看出左边偏旁受右边偏旁“页”的类化影响,左边偏旁的下半部分开始变得与“页”旁的下半部分相似。A5-2左边偏旁受右边“页”旁的类化影响,上半部分写成了立“目”形,下边一撇一捺的笔形也变得与“页”旁最下边的一撇一捺趋于一致。A5-3可以看出左边偏旁受右边偏旁“页”的类化影响,已经完全类化成偏旁“页”。再如“貌”字,《说文》籀文作,隶书作(《碑典》592页0282-0-07-08),镜铭文字A6-1与所举隶书形态近,而镜铭文字A6-2(此字反书)依然能看出偏旁“豸”的下半部分受右边偏旁下半部分构件的类化影响而产生笔画拉直的现象,而到镜铭文字A6-3、A6-4,文字进一步类化使得左右偏旁变为完全一致的形态。在镜铭文字的众多异体字中,通过细致观察是能够窥见类化字的演变过程的。

字内类化字除了构件、偏旁间的类化现象外,还有一类值得注意。这类类化字不改变构件、偏旁的形态,只是对构件或偏旁的位置方向进行调整,使方向变得一致。如:“岁”字《说文》小篆作,石继承先生曾对汉印文字中的“岁”字的类化现象做过说明。(15)石继承:《汉印研究二题》,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9页。汉镜铭文字中的“岁”字,也有不少将所从正反相背的构件“止”写作同一方向的。如A7-1、A7-2,下面构件“止”受上面构件“止”的类化影响,使得下面构件“止”的方向与上面构件“止”的方向变得一致。“岁”字在两周金文里就有所从两个“止”方向一致的写法,如(《古编》455页鼎)、(《古编》455页毛公鼎)等。“岁”字的此类类化写法不仅在镜铭文字、玺印文字中存在,在两汉其他载体文字中也存在,如:一般铜器中的(《汉编》232页万岁宫高镫),简帛文字中的(《汉编》233页)等写法。“或寻求审美,类化构件常同向协一或反向对称。”(16)徐正考、孙元成:《汉代铜器铭文异体字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构件的方向变了,构件本身的构意没有发生改变,汉字的构形理据依旧清晰。但类似的类化现象在镜铭文字中是极少见的,更多的类化是以破坏汉字的构形理据为代价的,如A-8“怒”(17)邱龙升先生也曾举过“怒”字来说明镜铭文字的类化现象。见邱龙升:《两汉镜铭文字研究》,第214页。字,本身构形理据清楚,为典型的形声字,上部为表音偏旁“奴”,下部为表意偏旁“心”,但上部偏旁的构件“女”因受构件“又”的类化影响而变成“又”,毫无理据可言。

二、 上下文类化

上下文类化字主要是指因受上下文影响而形成的类化字。在镜铭文字中,一般指在同一镜铭的同一个句子中,受上下文文字形体的影响,主要因二字位置靠的较近因而受到影响而产生的类化字。在汉镜铭文字中此类现象较普遍。黄文杰先生曾说:“秦至汉初简帛文字受上下文影响而偏旁发生类化的现象较为常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接触性的铭文环境是形成类化的条件。这种类化表现为甲字因与乙字在上下文接触受影响而类化,形式上有连文的,也有不是连文的。”(18)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2008年,第115页。镜铭文字中的上下文类化字以位置紧挨的两个字的类化现象最常见,一般没有超出同一个句子范围的。处在同一镜铭中的甲、乙二字,由于二字处于同一铭文环境中,位置靠的近,人们会认为二字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为了表示这种密切关系,人们便在形体上进行改造,使得二字有关构件或偏旁趋同。不仅在出土文献中有此类现象,在传世文献中此类现象也很普遍。双音节词的类化现象在学术界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俞樾曾举“展转”作“辗转”的例子,并说:“字有本无偏旁,因与上下字相涉而误加者。”(19)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6页。唐兰曾举过“凤皇”变作“凤凰”的例子。(20)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版,第133页。在镜铭文字的上下文类化中,甲、乙二字的类化影响既有对其构件、偏旁的类化影响,也有对汉字构形结构的影响。具体例证请见表2。

表2 上下文类化字举例

处在同一个句子中位置不紧挨的两个字的类化较少,如:“贾”“富”二字出现在汉镜铭文中的位置如下:贾人大富(《镜录》上卷1页b),二字出现在同一句子中,镜铭文字B1-1“贾”字、B1-2“富”字的字形相互影响而类化:B1-1“贾”字上部构件受B1-2“富”字的类化影响,B1-1“贾”字上部构件的最外轮廓写成类似“宀”形,而B1-2“富”字形旁“宀”又受B1-1“贾”字上部构件的类化影响,与声旁“畐”的最上一笔横画黏连在一起的同时中间加两竖笔,通过相互类化影响,镜铭中二字上部构件变得一致。

镜铭中属于上下文类化字的二字以处于同一个句子中位置紧挨的情况占大多数,如:“治”(实为“冶”字)与“铜”在镜铭中出现位置如下:湅治铜华清而明(《澄秋》69a)。在此句中“治”“铜”二字连文,也就是说两字易类化是因为二字位置紧挨,镜铭文字B2-1“治”字的偏旁“台”上部构件极易受下部构件“口”的类化影响变成两口相叠状,B2-2“铜”字右边偏旁受“治”右边偏旁的类化影响也变成两口相叠状。“治”“铜”二字的类化过程,先经历了字内类化,又经历了上下文类化。再如“阴阳”二字在镜铭中出现位置如下:朱爵(雀)玄武顺阴阳(《镜录》卷中2页b)。“阴阳”二字连用作B3-1、B3-2形,为追求对称美观,一字变化形体构件、偏旁之后,另一字也往往受其类化影响调整改变其构件、偏旁。如:B3-1“阴”字左边偏旁方向发生改变,受其类化影响,B3-2“阳”字左边偏旁方向也相应地进行调整而变得一致,或者B3-2“阳”字左边偏旁方向先发生改变,受其类化影响B3-1“阴”字左边偏旁的方向也相应地变得与其一致。又镜铭中“银锡”(21)关于镜铭文字中“银”字的特殊写法,徐正考曾做过详细阐释,见徐正考:《汉代金文中的文字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19页。在本文中我们只讨论与类化有关的偏旁问题。关于“银锡”二字右边构件的类化现象,邱龙升先生也曾做过阐释。见邱龙升:《两汉镜铭文字研究》,第214页。二字连文,B4-1“银”字右边偏旁受B4-2“锡”字右边偏旁的类化影响而变得一致。再如镜铭中的“富昌”一词,B5-1“富”字的声旁受B5-2“昌”字的类化影响,变得与B5-2的形态几乎一致;B5-3“富”字的声旁同样受B5-4“昌”字的类化影响而变得与B5-4“昌”字的形态类似。在两汉铜镜中有一面诗经铭文镜,“凝”“脂”(22)邱龙升先生认为:“凝”字的类化“是‘凝’受‘脂’、‘肤’的类化而改作从‘月’”。见邱龙升:《两汉镜铭文字研究》,第214页。本文认为“凝”字的类化主要受“脂”字的类化影响,因为有类化关系的两字之间一般字形结构也往往一致,而古文字“肤”的字形结构为半包围结构。二字出现的铭文环境为:肤如凝脂。其中“凝”“脂”二字中的B6-1“凝”字形旁也受B6-2“脂”字形旁(此字反书,月旁本应在左边)影响发生类化,B6-1左边偏旁也从“月”。

上下文类化字不仅仅是相关二字的构件、偏旁发生类化,有的两字的结构也类化成一致的形态。汉镜铭文中“浮游天下敖(遨)亖(四)海”是极为常见的一句,其中“浮”“游”二字左边偏旁皆从“氵”旁,但单从视觉上来看“浮”字为左右结构,“游”(23)裘锡圭先生曾列举了汉简常见的“游”字的简化字,见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22页。而在汉简中的字形与镜铭文字中的字形还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字为左中右结构。如镜铭文字B7-1、B7-2,B7-2较B7-1字宽,在视觉上感觉也不够一致。于是受“浮”字字形结构的影响,“游”字逐渐开始类化,构件“”的位置发生改变,逐渐位移到构件“子”的左上角。到B7-5、B7-6;B7-7、B7-8,在“浮”字的类化作用下“游”字不仅变为了左右结构,在形态上也变得与“浮”字几乎相同,“浮”“游”二字的区别仅仅是右边构件最上部的横画有点无点的区别罢了。

三、 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

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24)刘钊先生认为:“受同一系统内其他文字影响发生的类化,是指同一系统文字中相近形体之间的‘趋同’现象。这种趋同经常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刘钊先生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类类化字,见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第100~108页。是指在同一文字系统内,受所在文字系统内部其他形近构件、偏旁或整字影响而产生的类化现象。我们把此类类化现象简称为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有学者把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与上下文类化归为一类。我们之所以把二者分开,主要是因为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字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形近,而上下文类化字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二字的关系位置即上下文,在上下文类化字中有的文字形体不相近但是由于二字处在同一镜铭中受上下文的影响也能类化,如上揭B4-1、B4-2右边偏旁的类化。具体例证请见表3。

表3 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字举例

在同一文字系统中字形相近的两个字较容易产生类化,如“卿”字战国文字作(《古编》57页陶五384);“乡”字战国文字作(《古编》1249页官印0081),二字不仅仅字形接近,二者最初或许就是一字(25)关于二字的关系可参考《古文字诂林》中的相关说法。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古文字诂林》第8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那么在二字形体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互相影响,如镜铭中的“卿”字的C1-1、C1-2、C1-3三种写法,应是受文字系统中“乡”字的影响,左右构件类化成与“乡”左右构件类似的形态。文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是成系统的,某些形近偏旁若发生类化,被类化的偏旁往往会引起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所从这一偏旁的字的类化。如“雨”字,《说文》小篆作。汉镜铭文字中有“雨”字作C2-1、C2-2,中间像雨点的构件连写成两横。“虎”字,《说文》小篆作。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有时会追求对称美观,“虎”字在汉镜铭文字中有作:C2-3,去掉下面的虎爪形,与镜铭文字C2-1、C2-2形态近似。受“雨”字的类化影响,汉镜铭文字中的“虎”字有直接写成C2-4形的。依次类推,有的镜铭文字的构件“虍”都类化成与镜铭“雨”几无差别的形态,如汉镜铭文字中的“虚”C2-5、“虏”C2-6二字的构件“虍”。

为了书写或者识记的方便,人们往往用形近字来改写原本不成字的构件。石继承先生在讨论类化字“受其他字形近构件的影响类化”时指出:“本节把由于受其他字中形近构件的影响而类化的情况分成两类,一类是‘用相近字形改写原本不成字的构件’,另一类是‘形近偏旁讹变’。”(27)石继承:《汉印研究二题》,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0页。镜铭文字中就有偏旁由于不成字或者不常见而被类化改写的现象,如偏旁“”所从“彡”,“小”字在秦汉文字中作:形。在镜铭文字“殄”字C4-2、C4-3两个字形中“彡”变得与“小”字相近。C4-2、C4-3两字之所以受汉字系统内“小”字类化而改变形体,大概是因为成字构件更容易书写识记。镜铭中常见的一句铭文是“心忽穆而愿忠”,而在裘锡圭先生考释出“忽穆”(28)裘锡圭:《昭明镜铭文中的“忽穆”》,《裘锡圭学术文集 第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之前,凡是涉及到此句铭文的,都把“穆”字释为“扬”。 “穆”字《说文》作,汉碑中“穆”字有的写作:(《汉碑》634页0093-2-19-07),(《汉碑》635页0283-0-01-15),“”旁皆省去构件“小”,因此偏旁“”也就极易被“易”、“昜”(“易”“昜”二字常讹混)两个常见的偏旁类化。镜铭文字中常见的字形C6-1、C6-2、C6-3就是偏旁“”被“易”、“昜”类化的例子。因此,在考释古文字时,也要有类化意识,否则很容易造成文字的误释。

四、 受隶变、草化等因素影响导致的类化

受隶变、草化(29)关于草书的形体来源五草书的典型特征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见杨宗兵《秦文字“草化”论析》,《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2期,第27页。由于当前关于草书的来源问题及草书的典型特征还存在疑义,那么,各学者对于一些字的归类也就不同。本文在介绍隶草类化字时并不严格区分哪些字为隶变影响、哪些字受草化影响,再者隶变、草化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有的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排除会受到二者的综合影响,因此在分析此部分类化字时,并不完全区分何为隶变、何为草化,所以本文用隶变、草化的综合影响这一说法。等因素影响导致的类化,指的是在汉字形体急剧变化的秦汉时期,受汉字的隶变、草化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书写简便,人们往往用一些整体上与原字框架结构形似的构件偏旁来类化原来较复杂的构件偏旁的现象。本文将这种文字类化方式简称为“隶草类化”,由隶草类化方式产生的类化字称之为“隶草类化字”。隶变、草化的主要原因还是汉字简化趋势的推动,而文中所举的人们选用的代替复杂构件的简单构件与原构件的结构相比形似却更齐整对称。换句话说,追求简化、齐整、对称或美观应是此类隶草类化字产生的动因。“考察汉金中的简化字,另有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在简化的同时,追求字体或某一偏旁的齐整对称。二是由于简化,一些原本不同的偏旁甚至原本不同的文字变得相同了。”(30)徐正考:《汉代金文中的文字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15页。

关于隶草类化的问题,有学者或多或少地提及过。文字的隶变、草化现象主要发生在汉代,隶变草化现象对两汉文字的影响是巨大的,此类类化字的存在也较普遍,因此,本文单独把隶草类化字作为一类进行分析与研究。陆锡兴先生曾提到,“我经过数年间整理简牍草法,对汉草的汉法作了一些归纳,觉得汉草草法不外乎省、简、连三途。……古字中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笔画部件,书写起来费神费时,十分不便。对于此类部件,草书常用交叉的笔画表示,草书的写法往往与原来字形毫无关系,仅仅是示意而已”。(31)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5~7页。文中举了“迁”“要”“农”“与”等字篆书的例子,因为其上部的构件写法复杂,但都作类似于网格形的交叉笔画。我们认为,类似文字由篆书写作横平竖直的网格状,既有隶书笔画追求平直化的影响,也有草书简化的影响。而且此类网格状构件一般都出现于复杂文字的上部,且在原有写法上通过稍微改写如拉直、连笔等都能写成类似网格的构件。裘锡圭先生在阐述隶书对篆文字形的改造时提到,“此外,省并、省略和偏旁变形,也会造成偏旁混同的现象”。接着举了“朕”“服”左边偏旁与“青”下部偏旁皆混同为“月”的例子,“秦”“舂”“奉”“奏”“泰”“春”上部偏旁皆混同为同一形体等类似的例子来说明隶变造成的偏旁混同现象。(3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0、94页。裘先生在草书改造隶书的方法时又提到,“另一方面,有些本来有明显区别的偏旁,在草书里被混同了起来,或者已经变得很容易相混了”。裘先生进一步举了“约”“列”“别”“斩”“孙”“脍”“能”左边偏旁已经变成基本一致、不易区分的形体的例子来说明草化所造成的偏旁混同现象。(3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0、94页。受隶变、草化影响造成的类化字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裘锡圭先生举的把“与”误释为“典”的典型例子(34)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第494页。就是因为忽视了隶草类化现象造成的。相关例证请见表4。

表4 隶草类化字举例

(续表)

在两汉文字中隶草类化字是较为常见的。黄文杰先生认为:“由不同的字或不同偏旁混合为同一字或同一偏旁,我们称之为同化。”“本时期简帛文字除偏旁‘田’外,有不少偏旁或部件同化作‘田’。”(35)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第107~111页。在镜铭文字中此类现象也较普遍,如“与”D1-1、D1-2,“举”D1-3,“兴”D1-4,上部构件已完全被类化为同一网格形。在两汉简帛、陶文字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D1-5、D1-6、D1-7为汉简中“与”字的一些写法,D1-8为汉代陶文中“兴”字的一种写法,上部构件的变化与所举镜铭文字的上部构件基本相同。类似的网格形是人们在文字的隶变、草化过程中为追求文字书写简便而造出的。又如在镜铭文字中常出现的“耒”形,有不少偏旁或文字就类化成“耒”等类似的形体,如“枣”字D2-1、D2-2与“桼”字D2-3、D2-4,皆类化作相似形体。再如汉镜铭文字中“亲”“辛”两个偏旁,皆类化作同一形体,如:“亲”D3-1、D3-2,“宰”D3-3、D3-4。在两汉其他载体的文字中“年”的很多写法也与上举“亲”“辛”两个偏旁相类,如:(《汉编1014页银931》)(《汉编1014页草·流廪7》)等等。此外,在其他的汉金文字中还存在众多此类类化字。(36)徐正考:《汉代金文中的文字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15~216、216、219页。

五、 余 论

类化字大多属于异体字。为了全面分析、归纳异体字,裘锡圭先生在把异体字分为八大类后曾指出:“上列这八类,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分类标准,所以有些例子的归类其实是两可的。”(3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201页。以上关于镜铭类化字的分类标准也并未做到完全一致,但在对镜铭类化字作较全面的整理与研究时,此种分类有一定的可行性。汉镜铭文类化字除了以上所举四类外,还有部分文字属于张涌泉先生、黄文杰先生所提到的受潜意识影响的类化字,如受构形法影响的类化字主要是指在形声字构形法左形右声的潜意识影响下产生的类化字,如镜铭中的“湶”字等。但此类类化字在镜铭中所占数量较少,因而本文不再详细讨论。

镜铭类化字数量较多,大部分类化字都是为了追求书写铸刻的方便,其中相当一部分字的类化现象与两汉简帛、碑刻、玺印上的文字类化现象是一致的;有的类化现象如镜铭中的上下文类化字中的例子在其他载体文字中较少见,甚至有的类化字是汉镜铭文所独有的,如“饮”、“饥”二字。对于、二字,有的学者认为是类化字,有的学者则认为二字是以“氵”代“飠”,究竟视为简化还是看作义符替换,很难判定。(38)徐正考:《汉代金文中的文字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15~216、216、219页。“判断是错讹还是当时的俗体、简体并不容易,我们只能据汉金常例判定。”(39)徐正考:《汉代金文中的文字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15~216、216、219页。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的写法在汉镜铭文字中是大量出现的,这一点有别于其他类化字。且“饮”字在汉代以前的古文字中基本都是从“酉”的,到了汉代才出现了从“飠”的写法。因此,从“饮”字从“氵”从“欠”的写法到底是简化还是类化抑或是当时的俗体,因我们尚未做出有效的研究,故而难下定论。字一般常常与字在同一句子中出现,应是受的形旁类化作用产生的类化字。在文字形体急剧变化的两汉时期,文字的形体多种多样,受不同载体等因素的影响,文字也各有其特点。本文对汉镜铭文字类化现象做了一些描述与分析,在借鉴类化字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做了个别理论探讨,总结、归纳了一部分例证,希望对两汉异体字乃至汉字形体发展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本文所引书籍简称:

《小檀》:《小檀栾室镜影》,徐乃昌,民国二十一年(1932)影印本;

《陈介祺》:《陈介祺藏镜》,辛冠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镜录》:《古镜图录》,罗振玉,上虞罗氏民国五年(1916)影印本;

《清华》:《清华铭文镜——镜铭汉字演变简史》,王纲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图集》:《汉镜铭文图集》,王纲怀,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

《越汉》:《越风汉韵》,张宏林、张建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萧县》:《萧县汉墓》,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萧县博物馆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浙江》:《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王士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澂秋馆》:《澂秋馆吉金图》,陈宝琛,闽县陈氏,民国19年(1930)影印本;

《长沙》:《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长沙市博物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上博》:《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陈佩芬,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

《仪徵》:《仪徵馆藏铜镜》,仪徵博物馆,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

《汉编》:《汉代文字编》,徐正考、肖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

《古编》:《古文字类编》(增订本),高明、涂白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碑典》:《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毛远明,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说文》:《说文解字》,许慎,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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