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眉生

[摘要]1979—2018年山西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和不同粮食作物产量占比的结果分析表明，粮食播种面积缓慢下降，变异系数为5.06%，其中，2009—2018年相对稳定，变异系数降为1.69%。粮食作物单产稳步上升，年均增长2.51%;个别年份下降较深，年度同比增减振幅为-22.68%～27.76%，变化较大;其中，2009—2018年振幅有所下降，粮食单产的稳定性提升。不同粮食作物的产量占比变化较大，玉米产量占比随时间正向增长，其余各作物均负向减小，相比而言，大豆、薯类、小麦减少量较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全省粮食作物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粮食作物;粮食产量;动态分析;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005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我国一直将保证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干旱少雨，境内80%以上是丘陵山地，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不足，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由1979年800.5萬t增加到2018年1 380.4万t，其中2012年首次突破1 300万t，且连续7年稳定在1 300万t以上，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1 387.2万t[1-2]。本文分析近40年来粮食产量的动态变化，梳理其中的一些规律性内容，目的是为全省粮食保障能力的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些决策参考与政策建议。

1 山西省1979—2018年粮食播种面积变化

稳定的播种面积是保证粮食产量的基本前提。山西省1979—2018年粮食播种面积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见图1），由1979年的359 93km2下降到2019年的322 69km2，下降10.35%;最大值为1979年的359 93km2，最小值为2003年的283 33km2，均值为31 966.7km2，变异系数为5.06%。65%的年份在31 000～33 000km2，年度增减≥5%的仅有5个年份，增加最多的是2007年，同比增加6.88%;减少最多的是2001年，同比减少9.71%。

不同时段的变异系数和年度同比增减的测算结果（见表1）显示，1979—1988年、1999—2008年变化较大，变异系数分别为5%、4.73%，年度同比增减振幅分别为-8.22%～2.95%、-9.71%～6.88%，这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压粮扩经”和21世纪初粮食价格低迷造成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大幅变动。1989—1998年、2009—2018年变化较小，变异系数分别为1.89%、1.69%，年度同比增减振幅分别为-3.54%～5.39%、-1.44%～2.94%。1993年粮食保护价出台后，粮食播种面积回升并稳定了一段时间。近10年来，各类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粮食播种面积连续10年稳定在3 100km2，并且年度变化明显减小。

2 山西省1979—2018年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变化分析

单位面积产量的不断提高是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的根本原因。1979—2018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呈现稳步上升，个别年份下降明显的态势。从1979年的2 224kg/hm2增加到2018年的4 400kg/hm2，年均增长2.51%;年度同比增减振幅为-22.68%～27.76%，变化较大。运用Excel 2003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类型比选，二阶多项式拟合程度最高，见图2。

不同时段间，年均增幅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由1979—1988年的1.65%增加到2009—2018年的5.22%;振幅变化由1979—1988年的0.313 1下降到2009—2018年的0.205 1，其中1989—2008年20年间的振幅较大，近10年振幅有所下降（见表2）。这说明粮食生产的科技进步贡献越来越大，抗灾减灾能力越来越强，粮食生产稳定性越来越好。

3 山西省1979—2018年不同粮食作物产量占比的变化分析

1979年以来，山西省粮食产量在波动增长的同时，不同粮食作物的产量占比变化显著。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薯类、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份额分别如下：1979年为22.9%、36.5%、11.6%、12.6%、1.7%、6.7%、8.1%，到2018年分别变为16.6%、71.1%、3.4%、0.8%、1.7%、3.7%、2.6%。从1997年开始，玉米的产量份额持续增长，先后突破50%、60%、70%， 最高达到77%， 成为第一大粮食作物，并逐步形成“一粮独大”的局面（见图3）[3-4]。其余粮食作物的产量份额持续下降，其中下降最明显的作物是高粱，其次是谷子、小麦、其他粮食作物，薯类相对较小，大豆基本均衡。运用Excel 2003软件，对各粮食作物时间序列下的占比变化进行回归分析类型比选，在线性（L）、对数（O）、二阶多项式（P）、乘幂（W）、指数（X）五种类型中，二阶多项式拟合程度最高，通过各作物的二项式回归方程和R2（见表3），可知在1979—2018年玉米产量占比随时间正向增长，其余各作物均负向减小，相比较而言，大豆、薯类、小麦减少较小。

五种类型中，二阶多项式拟合程度最高，通过各作物的二项式回归方程和R2（见表3），可知，在1979—2018年玉米产量占比随时间正向增长，其余各作物均负向减小，相比较而言，大豆、薯类、小麦减少较小。

4 结 论

粮食作物产量是由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共同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山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不断下降，但在近10年内逐步趋于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是保障全省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最基础的物资条件，单从稳定粮食生产、保证区域粮食安全的角度分析，未来全省粮食播种面积需要稳定在31 000～33 000km2。山西粮食单产增加幅度较大，但年度增减变化很大，粮食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因此需要持续改善粮食生产条件，不断增加高标准农田的数量和质量，在此基础上，推广粮食作物优良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是粮食增产的潜力所在。

调整不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改善粮食生产结构一直是学术界和地方政府十分关注的重大命题，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学者针对不同的地域范围、时间范畴，依据不同分析方法，基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对粮食作物种植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5-10]。经过40年发展，山西粮食种植结构形成了玉米“一粮独大”的局面，为改善这一状况，山西省政府于2012年启动实施杂粮产业振兴计划，重点发展谷子、荞麦、燕麦、马铃薯、红芸豆、绿豆、高粱7种优势杂粮，从2013年起，7种杂粮作物的产量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谷子增加幅度较大，效果明显。由此可见，粮食种植结构调整既需要政府政策引导、资源禀赋支撑，又需要农民、市场认可，还有赖于品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只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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