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柃

内容摘要：伍子胥的故事在《左传》《国语》和《史记》中都有记载，展现了伍子胥有识有谋、赤胆忠心、结局悲惨的特点，不同的是，《左传》偏足智多谋的形象，《国语》偏忠贞刚烈、爱国为民的形象，《史记》偏忍辱发奋的复仇形象，这主要是因为先秦时期侧重表现伍子胥尽忠为臣的形象，而汉代以孝治天下，血亲复仇思想盛行，轻生重气、崇尚名节的侠义精神深入人心，加上司马迁受个人遭遇的影响，《史记》中的伍子胥从忠臣形象演变成了“复仇者”的代表。

关键词：《左传》《国语》《史记》伍子胥形象 比较

一.《左传》《国语》《史记》中伍子胥形象的相同之处

《左传》《国语》《史记》中都记载了伍子胥力谏夫差一举灭越和冒死谏夫差弃齐灭越的事，显示了伍子胥的睿智横溢和赤胆忠心。吴国在夫椒之战中打败越国，利欲熏心的吴王夫差欲允许勾践求和，只有伍子胥识破了勾践求和背后的险恶用心，极力劝说夫差一举灭越，体现了伍子胥的深谋远虑。他劝谏吴王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充分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平王使人召二子，伍子胥识破计谋，说：“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後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1]4525足见他的聪明睿智。夫差和阖闾不同，阖闾是个贤能的君主，勤俭节约，爱军爱民，对伍子胥言听计从;而夫差放纵逸乐，昏庸无道，亲信谀臣，所以向夫差进谏面临着很大风险。伍子胥也知道多次进谏会引来杀身之祸，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毅然冒死进谏，将生死置之度外，足见他的赤胆忠心。另外，三本典籍中的伍子胥，结局都十分悲惨，他反复劝谏却得不到采纳和重用，最后导致杀身之祸。《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吴王派人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让他白杀，伍子胥死前说：“树吾墓板，板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I：11665《国语》中，刚正不阿的伍子胥解下佩剑，从容以死进谏，说完便伏剑白杀，临死前疾呼：“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人，吴国之亡也。”[3]851夫差派人把伍子胥的尸体盛放在皮袋里，抛进了长江。《史记》综合了《左传》和《国语》中的材料，开始伍子胥准备自杀但被制止了，之后吴王答应越国贷粟遭到伍子胥反对，加上太宰豁等人的进谗，吴王就派人赐伍子胥属镂之剑，伍子胥告诉他手下的人们说：“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4]4549说完就白刭而死了。这里将《左传》中的“树吾墓梗”和《国语》中的“悬吾目于东门”结合起来，只是将“梗”换成了“梓”。“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5]4549此情节和《国语》类似。

二.《左传》《国语》《史记》中伍子胥形象的不同之处

相较于《国语》，《左传》中多了伍子胥出谋划策、带兵作战的描写，突出了伍子胥智谋过人、意志坚定的谋略家形象。如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欲兴兵攻打楚国，伍子胥建议组建三支军队去骚扰楚军，十分熟悉军事谋略;定公四年，伍员任吴国行人以谋划攻打楚国。这些描写都体现了伍子胥足智多谋的特点。

《国语·吴语》主要记载伍子胥多次劝谏吴王夫差，终遭赐死的悲惨结局，显示了伍子胥快意恩仇、性格刚烈的耿直臣子形象。吴王夫差伐齐归来责让伍子胥，伍子胥明明知道夫差昏庸无道、一意孤行，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危，伍子胥解下佩剑冒死进谏，深刻指出夫差“吴命之短也”，感情真挚，出白肺腑，眼看救国无门，便伏剑白杀。相较《左传》的“使赐之属镂以死”，《国语》将其自杀原因改为因谏伐齐而被迫自杀，死后还被盛以鸱夷、投之于江，更显得忠贞刚烈。另外，《左传》中记载，伍子胥临死前说：“树吾墓掼，板可材也。吴其亡乎！”【e】1665，《国语》将其改为“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7]851突出了伍子胥忠贞刚烈、爱国为民的形象。《史记》中伍子胥偏忍辱发奋的复仇形象。《史记》详述了伍子胥的逃亡和复仇过程，最后终于得以报仇，“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己”。[8]4538忍辱发奋的复仇形象跃然纸上。《左传》中对伍子胥的出逃仅用“员如吴”三个字加以描述，《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细化了这个逃亡的过程：伍子胥先到宋国，因华氏之乱又出奔郑国，后来因为太子建谋乱被诛而逃奔吴国，过江时得到了渔父的帮助，此外还有中道乞食、进专诸刺王僚、掘墓鞭尸等描述。他详细生动地描绘了一介臣子从父兄遭难之时萌生复仇之志，到逃亡异国借力复仇，最后掘墓鞭尸达到复仇目的的过程，展现了伍子胥复仇之艰难、雪耻之刚烈，凸显了伍子胥为复仇矢志不渝、含辛茹苦的精神。司马迁称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是“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可见《史记》描绘出了伍子胥忍辱发奋的复仇形象。

三.《左传》《国语》《史记》中伍子胥形象异同的原因

1.先秦时期，侧重表现伍子胥的尽忠为臣形象

伍子胥形象源于《左传》，定型于《吴越春秋》，从《左传》中的初具梗概到《史记》中的清晰完善，再到《吴越春秋》中的性格复杂多面，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先秦时期的作品对伍子胥复仇行为及形象描述很少，甚至不提及，更侧重描写他智勇与忠君的特点，以展现忠君贤良的形象为主。从《墨子》到《吕氏春秋》，包括儒、墨、法、道各派，都同声赞扬伍子胥为忠臣。《墨子·所染篇》把伍子胥和管仲、鮑叔牙等人并称;《韩非子》在《难三》和《难四》中都提到吴王诛伍子胥导致吴国灭亡的事;《庄子·盗跖》篇将伍子胥与王子比干同列;《荀子·大略篇》认为“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战国策·秦策》陈轸白辩时也说“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屈原的楚辞中三次提到了伍子胥，其中《楚辞·涉江》中道：“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可以看出，它们都将伍子胥评为忠臣，并且认为伍子胥不见用是吴国灭亡的原因。概括起来，此时的伍子胥是一个善谋、直谏遭诛的忠臣代表，他为父复仇这一历史素材，除了在《春秋》三传有相关的记载外，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2.汉代以孝治天下，血亲复仇思想盛行

汉代以孝治天下，统治者看重孝行并且不断颁布诏令，《汉书·武帝纪》日：“不举孝，不奉召，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9]166这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弘扬孝行的风尚，使人民在心理上认同孝亲报仇行为。另外，两汉时期对复仇行为极度推崇。《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提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10]8《吴越春秋》、《史记》等所记载的伍子胥传说就反映了汉代盛行的血亲复仇思想。《史记·伍子胥列传》围绕伍子胥复仇这一情节展开，塑造了复仇的人物形象，高度赞扬了复仇精神，可以说是伍子胥故事创作的分水岭。正如周天游对两汉复仇盛行原因的讨论：“原始血亲复仇是两汉复仇的历史渊源，封建宗法关系的强固和‘轻生重气、崇尚名节风俗的深入人心是两汉复仇赖以孳生的社会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两汉复仇发展的助动力，而以孝治天下及‘春秋决狱的产生，又为两汉复仇提供了合法的理论依据。“[11]35

3.轻生重气、崇尚名节的侠义精神深入人心

司马迁让伍子胥出在与伍尚的对话中占据主角地位，还增加了伍子胥辗转宋国、郑国最后到达吴国的逃亡过程，同时代的杂史小说《吴越春秋》进一步渲染，演绎出渔父、浣女为伍子胥投江的节义，显示了汉代社会广泛盛行侠义精神。汉初任侠之风盛行，并与复仇意识融合，形成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司马迁显然认同这些价值体系，所以在《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那些舍生济义、为他人复仇的侠士和刺客。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表达了忍辱就名、奋斗不息的生命意识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侠义精神。

4.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影响

《史记》明显地流露出司马迁个人的深沉感慨。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激烈赞赏伍子胥：“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豈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12]4559司马迁在《史记》中热烈赞赏那些敢于与命运抗争、向强者复仇的人，毫不讳言地袒露他“忍小辱、雪大耻”的人生观。众所周知，司马迁忍受了莫大的耻辱，于是他将满腔的愤慨付诸于笔端，发愤著书。他褒扬伍子胥坚定而强烈的复仇愿望以及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受挫不移的精神，实质上史公是借伍子胥的故事浇自己心中的块垒——那遭受宫刑、不得不忍辱偷生的痛苦心境。本篇还表现了司马迁对奸谗小人害贤误国、君昏臣馅、政治黑暗的无比愤怒，这些都流露出作者深沉的身世之感。

《左传》《国语》《史记》中的伍子胥形象都显示出有识有谋、赤胆忠心、结局悲惨的特点，但《左传》偏足智多谋的形象，《国语》偏忠贞刚烈、爱国为民的形象，在先秦时期，更侧重于表现伍子胥辅佐夫差的尽忠为臣形象。从《墨子》到《吕氏春秋》，包括儒、墨、法、道各派，都同声赞扬伍子胥为忠臣，《左传》和《国语》也不例外，呈现出伦理道德色彩。由于汉代以孝治天下，血亲复仇思想盛行，轻生重气、崇尚名节的侠义精神深入人心，再加上司马迁受个人遭遇的影响，《史记》中的伍子胥已经不同于屈原和诸子笔下的忠臣形象，而是演变成了“复仇者”的代表。

参考文献

[1][4][5][8][12][汉]司马迁撰，韩兆琦译注《史记》，中华书局201 0年版。

[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3][7]来可泓《国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战国]公羊高撰，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II]周天游《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