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女人”与安娜

2020-07-26冉佩艳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0期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20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硕士一般项目。项目名称：“陌生女人”与“安娜”——同而不同的为爱痴狂，项目编号：CX2020SP29。

摘要：安娜和“陌生女人”作为女性悲剧典型，在作品中的性格行为相去甚远，但结局却相似。两位不同的女性形象实质上仍都是男性作者单向建构，是含有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和话语的表述。本文将以这二者为例，对比分析这两位女性形象建构中的异质性与同质性，以此审视西方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和女性社会地位。

关键词：陌生女人;安娜;建构;异质性;同质性

作者简介：冉佩艳（1997.1-），女，汉族，四川达州人，西南民族大学2019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4

“陌生女人”与安娜是托尔斯泰和茨威格笔下的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陌生女人”一生选择卑微等待，是女性伦理道德的顺从者，安娜的积极人格促使她选择勇敢争取幸福，她是女性伦理道德的叛逆者，而二人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轨迹而有着相似的命运结局，都在不幸与痛苦中死去。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她们都是被男性中心话语所建构的“另一性”，是男性期待下的产物。本文意图通过比较两个人物形象建构中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审视西方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和女性社会地位。

一.人物形象的异质性对比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陌生女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同为爱情悲剧中女性形象，在作品中却是完全不同的呈现，社会地位的差距与性格强弱等方面都显示出两人形象的巨大不同。

（一）面对人生的消极人格与积极人格

“陌生女人”自幼丧父，与母亲过着简单清贫的生活，既不善与人往来，邻居也吵吵嚷嚷，她在糟糕的环境中小心地成长着。那些养成安娜自信自娇的因素“陌生女人”显然都不具备，她怯懦又平凡，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气质。她将遇见R的那天才视为她真正的生命的开始，而在这之前，她没有发现过自己人生的意义。如果没有将R视为她的生命之光，她就会在惶惶中得过且过直到生命终结，没有任何个人理想和自主人格意识，因为无论是内心还是自身之外皆没有支撑她追求幸福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

安娜的人生则相反，在富足显贵中成长的安娜是自矜而优雅的，令人惊叹的美貌和幽默得体的谈吐又使得她在社交界颇受欢迎，这些都是安娜强烈自信和底气的来源，也造就她面对生活的积极人格，对人对事总是热情又热心。安娜到莫斯科就是要帮助调解哥哥的家庭矛盾;她会为被压死的铁路工人的家庭生活担忧;吉娣和伏伦斯基也都能从安娜的神态中发现她内心压抑不住的勃勃生气。安娜内心并未完全融入贵族妇女的圈子中，她常看不上那些娇柔虚伪的做派。她的生命力在卡列宁的漠视中煎熬着但又未完全湮灭，“平淡的现实与躁动的内心极度反差，无处安置空虚而焦躁的灵魂”[1]，这就是她在陷入伏伦斯基的爱情之前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矛盾张力中有她对现状的不甘和渴望变化的冲动，在她女性的温柔中含有的这股韧性的力量使她从没有放弃追求幸福的目标。总体上，20世纪之前的西方社会女性的地位仍然不高，社会中很多像“陌生女人”一样具有消极人格的女性，她们依附男人而活，没有社会地位和财富，面对生活始终是自卑的消极态度而非自信的积极向上，而安娜身上所体现的这些积极的人格特质则是那个时代很多女性都并不具备的。

（二）面对爱情时的卑微与进取

在遇到R之前“陌生女人”生活黯淡，没有激情，而骤然搬来的R先生，外表英俊，谈吐优雅，已是著名作家，这些条件恰恰赢得了赢得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陌生女人”的爱情。但她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远远比不上R，而年龄和阅历上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陌生女人”在R面前的自卑感。在成长中由于缺乏父亲的引导，她在心理上从小女孩到成人世界的过程是由R启蒙，在她看的认知中，与这样的R发生爱情是奢侈的，她的处境和心理都不会允许她能作出和安娜同样的选择。当她发现自己被R迷住陷入爱情的时候，她不敢暴露心意而是选择暗中观望R的生活，仿佛满足这种好奇心就已经是享受爱情了;在R一次次地将她当成妓女随意抛弃的时候，她也总是选择毫无抱怨的黯然离去。无论是少女时期的好奇迷恋，还是少妇时期的守望绝恋，她一向是“爱对方却又觉得高不可攀，只好把感情深藏在心中，自我折磨着。”[2]在这樣的卑微的感情中，“陌生女人”唯一的期待只是想被R认出来，这种将幸福完全寄予他人的被动恰与安娜的主动争取是相反的。

与卡列宁的结合并未使安娜感受到爱情，她形容卡列宁是“一架机器”，而机器是不懂得体会人的感受的。在这场无爱的婚姻中，安娜只是扮演了卡列宁所认为的妻子的角色。当安娜被伏伦斯基热情追求的时候，她身体中那被压抑已久的旺盛生命力像是重新找到了燃烧的方向，安娜选择争取过她自己所认为的真正的生活，正如她自己的呐喊：“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她要冲破虚伪家庭的牢笼，追求真正的爱情，实现做人的权利，既然这权利在卡列宁那里得不到，她就只有背叛卡列宁，去享受真正的生活。”[3]在赛马场上，她选择不顾卡列宁的警告对伏伦斯基表现出过度的关心;她会在不堪与其他人的虚与委蛇中选择将她的爱情公之于众;也会大胆的选择和伏伦斯基私奔到国外旅行;最后甚至导致她选择自杀的导火索也是由于感到爱情的消散。安娜的强势性格也决定了她会为了争取幸福的爱情生活不顾一切，实际上她也总是想要掌控住给予她爱情的男人，一刻也不能容忍伏伦斯基的远离，为此她织就了一张甚至使伏伦斯基感到窒息的爱情笼网，想要将伏伦斯基牢牢地套在身边，尽管结果反而造成了伏伦斯基沉重的心理负担。

（三）面对父权制下的女性伦理道德——女性的顺从与反抗

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形态控制下，文化和社会规则皆由男性来制定，于是有了男性专为女性制定的女性伦理道德。因此有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女性的成长历史总是被裹挟在被男权压制的阴影之中，女性寻求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之路也总是充满压抑与反抗。20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者们从精神分析学说的视角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类为“在压抑中认同，将压抑转化为内在的自我需求，完全屈从与父权制的女性形象;在压抑中反叛，乃至于疯狂，勇敢地反抗父权制的女斗士形象;在压抑和反压抑中寻求平衡和协调而导致了人格分裂的女性形象。”[4]“陌生女人”和安娜同为被男性建构的女性伦理道德所压抑的对主体对象，她们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正体现的是女性在压抑中的不同反应。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中的“陌生女人”是一个在压抑中趋于使自我认同父权制压迫的典型，她将自己完全置于R的从属地位，将R对她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内化为本身的需求，她的思想和行为表明了她顺从于男权中心主义附加在她身上的女性伦理道德。她既没有想要获得真正精神自由的個体自觉意识，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她对扮演一个永远痴心等待的角色不是感到压抑和桎梏，而是将这种无尽的等待视为她的幸福，将压抑内化为自身的愿望。她在信中对R说，“我不愿拴住自己的手脚，我要随时为你保持自由。”[5]这种“自由”是她可以随时为R献上自己的“肉体自由”，而不是真正的“心灵自由”。“陌生女人”临终写信倾诉的对象却根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认识过她，两人之间在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陌生女人”她的内心只有对自己的哀伤而从没有对R的怨恨，她被隐晦地建构成了两性关系的典范，她在爱情中对她所爱的另一半的容忍、付出和牺牲使得她成为女性道德的模范。

托尔斯泰塑造的安娜，是一个对女性伦理道德进行过反抗然而最终失败的女性，是一个在压抑和反压抑中人格分裂的典型，为争取自由爱情不惜反抗笼罩着整个社会的女性道德伦理，但她又长期受封建女性道德伦理的教化，在叛逆的过程中又时时感到不知所措。她原本真诚又直率，不喜欢生活在虚伪的卡列宁身边，也不想在上流社会中时时作出欺瞒的言行，所以她在一番心里挣扎之后终于还是要选择和公然伏伦斯基在一起。但很快她惊奇的发现，社会批判不良行径的伦理道德准则却是有选择的施加于人。如同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6]如果女性是在男性话语中被形成的，那么父权制社会文化中女性所遵循的道德伦理自然也就对男性无效，如同伏伦斯基和安娜在同一桩私奔事件中却承受不同的后果。人们会认为伏伦斯基作为一个年轻富有的贵族军官去追求贵妇人是一件值得夸耀的风流韵事，却认为安娜作为一个有夫之妇想要与丈夫离婚和情人结合是违背道德之举。伏伦斯基可以照常出入的社交场合却对安娜大门紧闭，一旦她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被议论被言语侮辱，男性与女性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显露无遗。安娜是一个勇敢但失败了的反抗者，她在这样的压抑中产生人格分裂。安娜刚陷入与伏伦斯基的爱情时，“她觉得不能用言语来表达那种又羞愧又快乐又恐惧的心情。”[7]她的羞愧与恐惧是与她的反抗叛逆同时而生的;在分娩病重时，她向卡列宁忏悔说与伏伦斯基相爱的是住在她身体里的另一个女人而不是原本的她，从而希望得到卡列宁的宽恕;最后，她在伏伦斯基的疏离冷淡中精神恍惚，她一面想要唤回伏伦斯基的爱情，一面又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伪的，她在与附加在她身上的女性伦理道德的对抗中未得平衡而疯魔。她在精神错乱中走向灭亡，在躺倒在铁轨上的那一刻她还仍在迷糊地想着“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8]

二.同为被建构的“另一性”

受父权制社会文化的潜移默化，不仅女性的身体劳动被狭隘地限制在家庭生活的小小天地之中，就连她们的内在心灵也被贬抑为毫无创造性的男性附庸，仿佛总是处于被菲勒斯崇拜的支配下，菲勒斯中心主义即男权中心主义，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是作为被定义的客体和被阐释的对象——“他者”而存在，然而“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认识还是非常错乱而偏颇的，就像一个女人对于男人的认识一样。”[9]所以在这样不完全的认识中，男性将“他者”依自己的想象类型化为“房间里安琪儿”和“阁楼上的疯女人”或说“天使”与“妖妇”。

（一）被阐释的“他者”

在过去的文学传统中，男性文化是主宰集团的生成物，而女性则是失声的集团。“一切语言都是主宰阶级的语言，女人如要说话，须通过主宰阶级的语言才能说出。”[10]女性爱情观总是由男性视角的话语来建构的，表面上无论她们是被爱人热切的追求还是执着地渴望着爱人，实质上她们却始终从属于男性之后，“陌生女人”始终等待着R的爱情自不必说，安娜则是在伏伦斯基的激情消退之后绝望自杀。她们的人生选择是基于男性视角作出的，作者所采用的叙述话语在潜意识里仍是以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奠基，即“女性的定义依靠丈夫的身份，丈夫做出理性和意志的决策，女性的自信和尊严来自母亲身份的获得，并且必须保持一种具有男性特征的文化成就。”[11]所以作为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她们总是被言说的“另一性”，无论是安娜还是“陌生女人”，她们的幸福与否都无法自主而仍取决于自身之外的另一个男性，争取自由幸福就意味着挑战父权制权威，她们无法言爱，在爱情中要么被动等待，要么头破血流，终是落得不幸结局，她们的人生悲剧昭示着男性地位稳固无虞地立于女性之上，或如“陌生女人”般的女性就屈从于这样的道德伦理之中享受被施舍的幸福，或如安娜一般，“女性在追求个体意识时的反叛一旦触及到破坏家庭、背弃子女，就必定走向绝望和死亡。”[12]即便是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托尔斯泰和茨威格，他们笔下的安娜和“陌生女人”也都在自己选择中付出了悲惨的代价，而无论是被设定为不知情的R，还是被安娜牢牢束缚的伏伦斯基，都被置于情有可原的处境而获得读者的理解。两位作家的文本中对男性与女性有意无意地偏向性阐释，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读者的情感流动，使读者在对女性人物产生同情的同时又发现她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隐晦地消弭了读者探寻压迫女性的根本社会原因的动力。

（二）被想象的“天使”

在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吉尔伯特和古芭提出了“天使与妖妇”两种女性形象，这便是广泛存在与19世纪以前的男性文学作品的被建构的女性典型，这种典型是将男女两性都实际存在的人格缺陷片面的在女性身上放大来加以刻画。“男性通过把女性塑造成为天使，表现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愿望需求，并将这种歪曲的幻象强加于现实的女性身上去对妇女进行塑造”[13]。文学史中经典的女性形象常被粗浅的塑造为正反两类人，温柔而顺服、美丽而忠贞的女性形象则为“天使”，叛逆而自私、淫荡而泼辣的则是与之相反的“妖妇”。“一度作为唯一的声音出现的男权话语按照臆测和潜意识中的意愿用文字塑造出如期所愿的女性形象，并且形成了巨大的知识积累，其中的无意谬识和有意变形阻碍着真实的妇女认知。”[14]即便女性人物以天使面貌出现于文学作品中，但也只是以男性作家所期望的形态创造出的不同产物。例如“陌生女人”宁愿自己扛下一切苦难也不愿去麻烦R，在与R的关系中，她将自我的地位贬低到了尘埃里，对于男性而言，这是一个标准的美丽温顺而忠心的女人，是心甘情愿付出的天使形象。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在男性作家笔下缺失了女性自我独立意识，自我价值观扭曲的畸形天使，作者利用“陌生女人”充满悲情而执着的口吻去引起读者的同情，从而令读者忽视了社会对女性原本可以自尊自爱的个性的压抑，而R却由于被作者置于不知情的处境而消减了读者对他的谴责。“陌生女人”作为一个爱情中的天使典范形象，读者除了同情之外，还应该更多思考她的背后所隐藏着的男性期待，毫无疑问“陌生女人”是典型的男性心理幻象的具象化。

重观安娜，也会发现托尔斯泰本人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称赞安娜的美貌与优雅，通过伏伦斯基的母亲、吉娣等人之口，首先为读者建构了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伏伦斯基伯爵夫人赞叹“她挺可爱”，吉娣认为她“单纯、自然、雅致、快乐而充满生气。”[15]也肯定安娜追求幸福的勇敢和蔑视上流社会虚伪人情的叛逆，在欺瞒丈夫卡列宁时，她“在心底里却觉得她的处境的确是虚伪和可耻的，她衷心希望改变这样的处境。”[16]当她激动之下把秘密和盘托出时她却反而为不用再“虚伪和欺骗”感到轻松高兴，安娜既成为了男性眼中外表迷人的天使，也成为了女性眼中内心充满激情和叛逆的天使，即便如此，托尔斯泰最终还是为安娜安排了一个陷入迷狂而自杀的结局。面对伏伦斯基的冷淡，她变得善妒暴躁又神经质，从“迷人的贵妇人”崩塌为“不可理喻的泼妇”。作者先给予安娜高度的赞美，再展现由于她自身天使形象的崩塌而引起的悲剧，这是托尔斯泰塑造女性天使的方式，也是托尔斯泰即便受到女权主义影响也无法完全背离的男性中心主义桎梏的痕迹。

“想象力终究无法逃脱性别特征的潜意识结构的先行建构”[17]，无论以哪种方式呈现出来的“他者”和“天使”形象，都始终是囿于作者自己内心潜藏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类型化建构，“陌生女人”和安娜都是夸大了部分女性特质的男性话语表述，都是被建构的男性之外的“另一性”，无论是安琪儿或是疯女人，这种被男性所期待所创造的“模式化女性”都不会是真正的女性。

三.总结

“陌生女人”性格懦弱，爱的卑微，从未反抗过男性权威对她自身精神的隐性压迫，已然麻木于其中。安娜以其强势的性格，勇敢追求自由与爱情，激进地以自杀来惩罚负心的男人，她对男女不对等的社会地位感到愤怒，她反抗过，但最终败给社会这个强大的敌人。“陌生女人”与安娜是两个作者所塑造的两个性格地位、人生轨迹都大不相同的女性形象，尽管作者以人道主义情怀给予女性角色一定的关怀，在一些方面美化了这两个人物，但无论有意或是无意的，不管是委屈隐忍的“陌生女人”，还是勇于抗争的安娜，基于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下的作者们都使得她们最终落得一无所有、头破血流这一殊途同归的下场。女性身上所背负的道德枷锁远比男性要厚重得多，男性通过建构他们想象中的女性形象来推动和维持压抑女性的社会伦理道德，尽管这样的建构手段呈现的方式不尽相同，但背后所隐含的男性期待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即以保证父权制的威严，隐晦地增加女性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认同。西方的女性主义伦理学已经“用性别意识的自省来摧毁伦理话语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建制，拒绝那些使得女性受压抑的道德规范和准则的运行”[18]，因此，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中挖掘出其被建构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审视西方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和女性社会地位。

注释：

[1]黄子明.他人存在与自我意识之矛盾的扬弃之路——安娜·卡列尼娜情感悲剧的存在论分析[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9（04）：97-105.

[2]付秋会.孤独的单恋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女性形象分析[J].文学界（理论版），2011（03）：29-30.

[3]马林贤.从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交融看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5）：72-76.

[4]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4.

[5][奥]茨威格，茨威格文集[M].张玉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303.

[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

[7][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1：180.

[8][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1：874.

[9][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8：116.

[10]孟庆枢，杨守森主编，西方文论选（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90.

[11][德]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刁承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199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