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惠楠

摘  要：90年代以来，方方的女性题材小说以女性独特的眼光不断突破男性立场，真实地展示了女性的现实困境以及在反抗中不断深入的自我意识，鲜明地体现了她独特且不断深入的女性意识，对于女性写作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女性意识;“平凡女性”;全阶层;自我意识;反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02

方方作为当代新写实小说的重要作家，她以一系列立足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作品，揭示了人物真实艰难的现实生活困境和不断挣扎反抗的心理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方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成熟的阶段，不同于先前诗意与温馨相伴、清醒与痛苦并生的写实记录性创作，这一阶段的作品更多体现了她对于现状揭示之后的思考，她的女性题材小说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她90年代以来的创作特点。方方在以女性的立场和眼光展现女性生活和思想困境同时，表现了女性对自身身份及处境的自觉思考和极力改变自身困境的尝试，在揭示现实的同时试图去为女性寻找一份真正的获得自由和平等的出路。

（一）从“美丽女性”到“平凡女性”

分析方方前期女性题材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无论是农村妇女、城市女工，还是知识女性，都有着相似的特点：姣好的外貌，聪慧备受欢迎。《随意表白》、《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的黄苏子、靳雨吟，美貌出众且职业体面;《暗示》中的叶桑，已为人妻但仍有魅力让自己的妹夫多年魂牵梦萦;《树树皆秋色》中的华蓉，是高知的教授又知性天真;就连《奔跑的火光》、《水随天去》中的英芝、天美，虽然是农村女性但也是令人垂涎的美人。这些形象与传统男性立场小说中女性形象设定是一致的，女性的美貌和温柔知性是为满足男性的审美和欲望，男性审美和立场下塑造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性表达。

但方方在后期女性题材小说中，女性人物设定有了很大的转变，出现了一些平凡甚至粗鄙，固执甚至叛逆的女性形象，这在《出门寻死》中何汉晴和《万箭穿心》中李宝莉两位女性身上有集中体现——何汉晴，一个没有文化/周旋于逼仄生活空间和被家庭奴役的劳工主妇;李宝莉，一个小学毕业没有文化，刁钻又强势的市井女人。从靳雨吟、叶桑、华蓉到何汉晴、李宝莉，美丽温柔、知性涵养不再是女主人公的固有特点。方方让女性以一种全新的反传统的叛逆形象出现，她们不再是男性视角下边缘的、被鄙夷排斥的对象，而一跃成为了被叙述的主体，以主人公的身份栩栩如生地展现她们平凡甚至丑陋的外貌、粗俗鄙陋生活，甚至是在面对来自丈夫和家庭的冲击时无力的状态或是不明智的反抗。

方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耐心观察真实地展现出了一些文学中边缘化的女性形象，她们丑陋、粗俗但真实畅快的举止言行直接地表现出了现实中女性的生存真相，在面對生活所做出的愚昧的性别斗争也真实地揭示了女性性格中先天存在的弱点与局限。小说中女主人公从美丽女人到平凡女性这一设定的改变和突破直接地反应了方方的女性意识——女性要想自觉地思考自身价值和处境需要与之匹配的主体性表达，要从女性自身的立场去审视自己的价值与生存状态。那些从男性审美出发塑造的女性人设不再适应于女性生活困境的真实直接揭露，而女性真实生活状态和局限性的客观揭示是方方女性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这也是方方小说女性人设转变更深层的目的。

（二）从“特权式”反抗到“全阶层”反抗

不同于以迟子建为代表的两性融合的话语体系，方方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反传统姿态，她的写作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反对男性中心主义，不断地突破男性写作的传统，以女性不断提高的自我意识和觉悟为途径，构建出一种两性对抗的模式，试图建立女性独立的话语体系。这样的女性意识在小说文本中则呈现为男女双方激烈的矛盾冲突——男性持续的压迫和女性逐渐广泛深入的反叛。她的女性题材小说以女性的婚恋故事为主要情节，明晰地呈现了三种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靳雨吟、华蓉类受过高等教育且职场畅通的高等知识女性，英芝、天美类的农村女性，以及李宝莉、何汉晴类城市家庭女性在婚恋中的遭遇，在批判传统男性意识形态给女性来压迫与戕害的同时也着重表现了女性对于自身生存与情感状态的自觉思考，并展开不同全阶层女性的反抗之路。

女性的反叛有外围与内在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男性或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对于女性情感与生存状态的压迫是主要的外围原因，而女性日益深刻的自我意识则是女性反抗的内在原因。

《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是外围反抗的典型，作为一个农村媳妇，她被当做了顺从丈夫、侍奉公婆、生育后代的奴隶，她必须接受甚至包容丈夫的好吃懒做、吃喝嫖赌，但自己却不能有一丝的自由。在英芝生活的农村里，男性有着绝对的权威，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妻子的一丝反叛，否则就以暴力解决问题。最终，英芝丈夫的暴力中彻底爆发，用一把火结束了充满压迫的婚姻，也葬送了自己的一生。此外，在《水随天去》、《暗示》、《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以及《随意表白》几部作品中，也都表现出了女性被“男权至上”压迫的现状，而在这样的现状下呈现出的反抗大多是极其惨烈的他杀甚至极端的自杀形式。方方极力地呈现两性对抗的极端冲突，将现实的矛盾和极端的反抗直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表现这类女性在反抗中的盲目、困惑和迷失，给读者带来巨大的情感冲击以引发其对于两性关系的思索。

与英芝、靳雨吟等女性不同，《树树皆春色》中的华蓉则是从内在反叛的典型。小说讲述了大学女教授华蓉同只存在于电话中的老五展开的一段“感情”，老五似乎掌握着华蓉的一切动态，但华蓉却对他一无所知。在华蓉开始对老五产生感情后，她的生活和情绪都被这个陌生的男人所牵制，在她慢慢感受到这份感情的折磨之后，她立即进行了清醒的自我反思。在理智的思考之后，她认清了自己的情感中的被动地位，并干脆地结束了这段被牵制的感情。华蓉的反抗是在对自身、对男性的清楚认知基础上实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对男性主导感情状态和被对窥探自身行为的拒绝。但在方方所有的女性题材小说中，这样纯粹从精神层面进行的反抗只出现在华蓉身上，这是因为这样的反抗要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支撑，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只依靠自身精神力量进行反叛行为的局限性。

在方方女性题材的小说中，《万箭穿心》中李宝莉的反叛又是另一类典型。不同于英芝式被外围原因压迫到极致爆发的极端反抗和华蓉式纯粹的精神反抗，李宝莉的反抗更具现实性。强悍泼辣的李宝莉，在发现丈夫的背叛后可以不甘屈辱寻找对策，面对丈夫自杀留下的绝情后，她强忍泪水开始赡养公婆抚养儿子。为了独立地撑起家庭的重担，她甘愿做女扁担甚至卖血，纵使最后面对儿子的无情驱赶，她仍然保留自己的尊严孑然离开。方方笔下的李宝莉纵然刁钻市井，但却坚韧自立，她是一个不依靠男人，甘愿用肩膀承担起一切自食其力的女人。李宝莉对于悲惨命运的反抗体现在她坚韧不屈的现实抵抗之中，在她开始独立面临生活后，她始终以一种清醒的头脑直面生活中的艰辛，以一种独立的姿态承担生活的重担，纵然生活重千石，她也用肩膀生生地扛起了生活。

更多的女性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各种外在因素对于自身的限制与束缚，她们不再情愿受到压迫，想要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话语和自由。因此对于压迫的回击与反抗不再是知识分子女性的特权，广大的普通妇女、工人以及农村女性也都开始对现状的回击，女性的反叛呈现出了全阶层的跨越。

（三）从被动到自觉的自我意识

从总体上看，方方小说中女性的反抗呈现出了一种逐渐广泛和深入的状态，分析这一状态的内在原因则是女性对于生存和情感状态不断加深的自觉审视，这体现为女性的自我反抗和救赎经历了一个从外围到外围与内在共同作用再到内在突破外围的过程。

农村女性和部分知识分子女性的反抗大都是对外界做出的“被动的”反抗，是无力应对外界刺激下失去理性的极端的行为。丈夫和爱人的背叛欺骗是他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她们那些仅有的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却不足以支撑起她们摆脱现状，于是她们在做出表面上的反抗但却接受了最大层次上的压迫。她们无法依靠自己走出被欺骗背叛的局面，无法摆脱婚恋形式的束缚，因此无论是自我毁灭式的反抗还是人格分裂式的报复都是立足于妥协当下的前提。

这一局面到华蓉出现了一定的改变，她以极其理性冷静的态度分析自己所处的局面，用极强的自制力干脆地走出了情感的对峙中，这是华蓉想要改变现状的表现，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性。但华蓉的反抗仍然是不彻底的，她最终寄情山水的“老庄”态度隐含了无法接受现实的潜意识。再到何汉晴，寻死虽然也表现出她无法独立完成救赎的软弱，但她在寻死过程中，在经历过生死体验和选择后也有了自我价值认知和自我精神的觉醒。到李宝莉，方方对她自身悲剧产生原因上加重了她自身的因素，淡化了外界的原因，大笔墨对于她自身缺陷的表现正指明了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更多在于女性自身，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审视认知，才能最终实现女性对现状和命运的反叛，故而反抗和救赎的方式必须要实现内在自觉对外在的突破，这正是方方女性意识的又一体现。

方方作为当代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独特的女性意识对于女性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同于陈染、林白式的“私人写作”，她以一种外向的眼光，表现了女性广阔的生存世界，以一种冷静客观的话语真实地展现了女性的生存现状，她将写作的立场从男性转向了女性，将女性经验从单纯的心理经验扩大到了生活的現实经验，把女性的自觉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了所有女性，并启发了广大女性主义作家，写作的对象和内容不应该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而应该放大到生活的现实中，这些正是方女性意识独特性的现实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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