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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前汉口“全国新闻纸展览会”述论

2020-07-23朱英

江汉论坛 2020年6期
关键词:展览会杂志

摘要:1935年10月,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发起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新闻界与文化教育界人士积极参与筹备,使之得以于次年2月成功举行。汉口市党部面临国难举办此次新闻纸展览会,既是一次文化教育活动,也是一次民众政治教育活动。展览会开幕后吸引力出人意料,虽时值严冬,雨雪交加,但参观人数与日俱增,不仅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与目的,而且带动武汉新闻界人士就如何发展新闻事业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促进了汉口新闻记者公会和笔者联合会的成立,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关键词:新闻纸;杂志;少儿读物;展览会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6-0106-10

本文所论之“全国新闻纸展览会”系一简称,全称为“汉口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所谓新闻纸,今义为用作印刷报纸和书籍的特殊纸种,但自晚清以迄民国,新闻纸却是指宽泛意义上的报纸。张静庐对新闻纸所下的定义是:“用机械复制而成为一般的普遍读物的,叫做‘新闻纸,亦名‘报纸。”① 因近代中国活字印刷的报纸由西方国家引入,而报纸的英文newspaper直译为汉语即是新闻纸,所以“新闻纸这个名称是从西洋翻译过来的”②。近代日本也使用新闻纸一词。与现今不同的是,近代早期“之所谓报,尝包括杂志及其他定期刊物而言”③。至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期刊杂志才逐渐从“报”中分离出来。④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次全国新闻纸展览会的全称较为复杂,不仅用于标题显得非常累赘,而且在文中屡屡提及时均用全称也较为不便。盖因缘此,当时报章的相关报道也多简称为“全国新闻纸展览会”,有时更简称为“全新会”或“新展会”,故本文也參照使用前一种简称。

这次全国新闻纸展览会于全面抗战前的1936年2月在汉口举办,发起者与组织者为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参与者主要是新闻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汉口全国新闻纸展览会的举办引起舆论重视和社会各界关注,参观者为数众多,并带动了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产生了积极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但是,学术界研究这次新闻纸展览会的成果却仍付之厥如。⑤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次展览会的筹备、举行及其影响略作述论。

一、展览会的筹备与开幕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由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内政部所属各级机关负责报纸杂志的登记备案与审核等事项。透过相关史料,可知国民党查封报刊的事例屡见不鲜,而由其主动出面举办全国报刊和儿童读物展览会则为数不多。当时,汉口市党部举办的这次新闻纸展览会在全国也并非首创。“前此京沪等地先后举行全国新闻纸杂志展览会,表现文化成绩于社会,提高民众阅读新闻杂志之兴趣,展览时观众颇多,成绩优良。”汉口市党部不甘落后,于1935年10月初决定,“征求本市新闻纸、公报、杂志、儿童刊物,并拟征集全国现行新闻纸及杂志、公报等刊物”,举办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⑥

汉口市党部之所以积极主动地举办这次全国性活动,是鉴于武汉的重要地位与文化发展极不匹配。“武汉在全国的地位上,是居着中心,就关系言,是鄂豫皖陕赣湘川滇黔九省的交通枢纽,所以武汉的动静,直接可牵系九省,间接足以影响全国。”但与武汉如此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对于人类生活最高原则的‘文化,竟远落后,甚至有沙漠的称号,而浮靡、狡诈、堕落的恶势力,反日益扩张”。当时的汉口市党部对这种状况“怀着莫大的忧虑”,尤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东三省,1935年华北事变更使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汉口市党部认为“当着国难严重的时候,物质建设,固属紧急,而文化建设,尤关重要”。而在当时“最易普遍,最切实际的,是文化前锋的报纸杂志”,所以,“市党部在提供了文化建设的原则之后,对于普及工作,是不能放置的,这便是新展会的契机,也便是市党部对于文化工作的一贯步骤”。⑦ 展览会开幕宣言对此也有阐明:“本会展览的旨趣,就在集合过去现在全国所有的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附带搜集外国报纸和杂志,作一个有系统的陈列,一方面供给从事文化事业者的参考,一方面引起一般民众的注意,藉此以推进文化事业。”⑧ 可以说,在国难当头之际汉口市党部举办本次新闻纸展览会,既是一次文化教育活动,也是一次民众政治教育活动。

除上述背景与原因,汉口市党部对于举办这次新闻纸展览会的具体目的也曾作过阐述,归纳要义大体有以下几点:其一,提高民众求知兴趣,发展社会文化。“新闻纸不但为一切消息源泉,且为民众喉舌,杂志可说是一切知识的宝库,设法鼓励民众阅读,足以增加民众知识,发展社会文化。”其二,沟通民众与政府间的隔膜。中国民众素与政府存在隔膜,对于各种施政报告或公报绝少阅读,此对民众与政府均不利,也不是现代国家所应有之现象。“所以鼓励民众阅读公报,使能明了政府工作情况,知道政府做的事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连的,便自然要帮助或监督政府了。”其三,扩大儿童求知范围,使之成为将来良好公民。将儿童读物与报纸杂志同时展出乃本次展览会一大特点,汉口市党部认为,“儿童为国家未来主人,社会基石,训练儿童,是国家最大的责任”。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发展儿童教育。而儿童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增进其求知欲,“我们不但是要他们能在学校中从教科书求知识,更要使能在教科书以外,依照各人的个性与能力,获得更丰富的知识,使成为将来良好的公民”。上述三点,“就是本届展览的三大目的”。 汉口市党部在筹备本次展览会的过程中,实际上拓展了“展览的内容”,包括“新闻纸、杂志、公报暨儿童读物”四种类型的出版物。而将这四类出版物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告诉大家,这个展览会的目的,是着重在普及社会教育的材料。因为新闻纸乃民众之耳目,杂志为知识之总汇,公报乃国家施政报告,儿童读物又为培植国家基石之食粮。”⑨

为使展览会取得成功,汉口市党部在1935年10月初设立筹备委员会,委员共计15人。分别是新闻界的王亚明、丁文安、赵惜梦、徐铸成、李尧卿、刘静哉、谢楚珩,书业界高子约、钟养初、唐性天,教育界沈丹阶、王研农,市政府代表胡复,市党部代表江述之、林荣葵,由江述之担任主任委员,下设秘书1人。筹委会下设总务、征集、布置、宣传四个组,各组分设总干事负责相关事务。另成立展品审查委员会,分新闻、杂志、公报、儿童读物四组,各组均聘请名人及富有经验者担任审查委员,所有展品均先交各组分别审查而后陈列。以上安排,为展览会的顺利筹备与举行奠定了较扎实的组织基础。筹备委员会是此次展览会的具体办事与决策机构,值得注意的是15名筹备委员中来自新闻界和文化教育界者多达12人,市党部和市政府代表只有3人,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可称其为党政官方与民间社会合办的一次新闻纸展览会。

在展览会开幕之前,筹委会先后共召开9次筹备会议,详细讨论议决与展览会有关的各方面问题。其中经费是举办类似活动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商品展销会尚可通过出售陈展的商品,获得一部分收入,但新闻纸展览会却并无可出售之商品。因此,本次展览会没有任何收入,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在汉省市党政军机关的拨款以及报社的少量赞助(详见表1)。由表1可见,全部拨款与赞助经费合计为2190元。筹委会起初还希望《大光报》、《大同日报》、《新民报》、《大公报分馆》、《汉报》、中央通讯社等也能给予赞助,但最终未达目的。

关于征集各类出版物的范围,筹委会经过专门讨论确定如下原则。新闻纸类:(1)创刊号、历年纪念刊、特刊及最近出版者;(2)发行10年以上,中经改革,其革新之前后两号,亦在征集之列,但本市以5年为限;(3)以外国文字编印,而为本国人主办者;(4)各地华侨所办者;(5)已经停刊而有革命历史价值者。杂志及画报类:(1)创刊号、历年纪念刊、特刊及最近发行者;(2)发行在5年以上,中经改革,其革新诸号,亦在征集之列;(3)已停刊者,征集最前期与最后期;(4)同征集新闻纸类第3、4、5项之规定。公报类:(1)中央暨地方政府定期及不定期刊物;(2)除为临时特殊事件出刊者概行征集外,其性质相同而连续出刊者,则征集最前期与最后期。儿童刊物类:(1)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书局所发行之儿童刊物,尽量选集;(2)同征集新闻纸各项规定。以上所列征集之各种刊物,以非国民党中央所查禁者为限。⑩

表1  汉口市全国新闻纸雜志展览会经费来源表

资料来源:《汉口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展览会经费收支报告》,《新闻纸展览特刊》“收支报告”,1936年刊印,第1页。

确定了各类出版物的征集范围之后,按照预定设想征集到所需展品,是展览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为此,筹委会拟定三种征集方式与步骤。一是由筹委会直接征集。其方式为在本埠及外埠重要报纸登载征集展品启事,同时向中央及各省市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各级学校、图书馆发函征集。据统计,筹委会总计发函5300余件,在各大报登载的启事简明扼要地阐明:“一国民智之启闭,社会文化之兴衰,关系国家民族至巨。欲谋启迪民智,促进社会文化,非普及民众良好读物,提高阅报兴趣不为功。”为此特举办全国新闻纸展览会,“敬希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书局、新闻社杂志社,不吝珍藏,踊跃应征,藉襄盛举”。{11} 二是呈请汉口市党部转请中央宣传委员会函中央及各省市党政机关尽量应征。筹委会认为第一种方式无约束力,“这种办法较前者更为有力”。经汉口市党部函请,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向各省市党政机关发出第1737号函,说明举办此次展览会的意义,“应广为征集,以供展览而利宣传”,并“检送征集展品办法三份,即希查照转饬所属代征,迳送上开地址,以便汇集展览”。各省市政府随即通告所在地各报馆,“如有合于规定办法之报纸杂志等,可迳寄该处以备展览为要”。{12} 三是直接派员赴京沪杭等地征集。例如身为汉口市党部宣传科主任的筹备委员林荣葵,曾“赴全国各地,分向各方接洽”,特别是“在沪与各大小报馆及书局接洽已有眉目,均允供给刊物,参加展览。”{13} 筹委会主任委员江述之也藉赴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便,到教育部洽定商借正在首都陈展的儿童读物,获教育部大力支持。“经一月之往返奔走,暨沪杭市党部之援助,幸获圆满结果。”{14} 除此之外,还采取“向过去各处报展会借用展品”、“用私人名义个别函借”、“必要时购买之”,以及函聘《武汉日报》、《大光报》、《扫荡报》驻沪记者“前往复旦大学报展会参观接洽”等多种方式,尽量征集更多的展品。{15} 经接洽复旦大学应允将报展会“全部展览品借供陈列”。

本次新闻纸展览会原定1936年元旦开幕,后因各地展品寄递迟缓,且全国儿童年之展品,改变展期至2月5日开幕,需俟其结束后将儿童读物转运汉口,筹委会遂决定延期至2月15日。复因整理和布置时间不及,又改至2月21日始行开幕,展期10天,至3月1日止。值得指出的是,本次展览会的职员除布展期间雇用数名临时人员之外,开幕后会场的工作人员均从各机关团体调用,分别来自市党部、常识指导会、民众教育馆,以及大光、扫荡、汉报、武汉日报等报社和商务、现代、开明等书局,所有调用之工作人员均属义务性质。

展览会开幕典礼假上海戏院举行。当天上午虽细雨霏霏,天寒地冻,但党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代表及新闻界人士仍有千余人出席开幕典礼。多年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行营主任的何成濬与杨永泰、陈继承、王绍祐、江述之、胡国亭、吴国桢、唐性天、陈年新等9人组成开幕典礼大会主席团,何任总主席。在开幕典礼上何成濬首先致开幕词,阐明“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今日开幕,其意义之重大,不仅在检阅全国文化事业之盛衰,实欲藉此提高人民知识,转移社会风气。”他在致词中列举各种具体表现,指出“今日国势阽危至此,原因何在,人民知识低落,社会风气恶劣,实为主要原因。”长此以往,不加改变,终将危及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因此,“吾人必须运用种种有效方法,从政治与教育着手,合群策群力不断努力,当能挽回劫运。此次展览会举行,即是一种辅助教育,报章杂志,为转移社会人心,灌输现代知识之利器,儿童读物为教化做人之基本,开会展览,并非供人看看热闹,就算完事,所望大家于参观之后,各自振奋,务洗净一切恶劣习惯,使社会人心自兹转移向上,以恢复我民族固有之道德精神,求其能在世界永久立足。”随后,由筹委会主任委员江述之报告展览会筹备经过,并详细阐释了举办此次新闻纸展览会的“三大目的”。继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代表王亚明致词,他热切希望通过新闻纸展览会的举办,使“武汉成为真正的首善之区,武汉的文化有长足的进展,使武汉的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不但能够成为武汉一百多万民众的普通读物,更成为华中各省的普通读物”。汉口市党部委员胡国亭致词时说明:“武汉居全国中心,一切应作先导。……切望武汉新闻界诸先生于参观之后,加以深切研究,俾得采人之长补己之短。”{16}

佳宾致词完毕后,上午11时许全体与会人员由乐队前导,赴展览会场行启门礼,并合影留念。随由展览会会场主任林荣葵引导佳宾参观展览会,至12时结束。在开幕当日,新闻纸展览会还公开发表开幕宣言称,报纸杂志是近代文化的产物,实为发扬启蒙教育及孕育新国民的利器。现今大多数同胞文化水平低下,公民常识欠缺,因而普及教育,亟待推行,新闻纸、杂志和儿童读物,是厉行普及教育再好没有的工具。{17}

对于一次成功的展览会而言,除展品应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展品的陈列布置也十分重要。本次新闻纸展览会会场设于汉口洞庭街“宝顺房”一幢三层西式楼房,在二三两层樓共辟有16间展览室。展室内部墙壁均粉刷一新,加之展览室窗牖甚多,故光线至为充足,参观时感觉良好。第一部分系新闻纸陈列室,按全国各省及特别市划分单位,依次陈列各室。有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各大报,以及全国具有历史价值之报纸创刊号、画报、杂志,共计60余种。其中武汉知名报人管雪斋送列之《汉报》一份,“为武汉新闻纸之鼻祖,系同治年间出版者,尤为珍贵”。其次为武汉及各省市新闻纸,“陈列处并附以装置精美之各项统计图表,汉上各新闻纸罗列极为别致,各家争奇斗胜,至为美观”。第二部分是公报陈列室,分政治、经济、教育、交通、建设、财政等不同类别排列。第三部分是杂志陈列室,计分文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大类,每类再依其学术性质而分各部门。第四部分为儿童读物陈列室,展品也分为三大类,即教科书、补充读物、丛书,教科书和补充读物又细分为国语、算术、自然、社会、常识、历史、地理、公民、画报、杂志。综计各项展品陈列数量,本国报纸1208种,外国报纸258种,杂志3199册,公报1500册,儿童读物8335册,均全部载入筹委会编印的《新闻纸展览特刊》附录。{18}

表2  汉口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展览会经费开支表

资料来源:《汉口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展览会经费收支报告》,《新闻纸展览特刊》“收支报告”,1936年刊印,第1—2页。

本次新闻纸展览会如期闭幕之后,筹委会又召开过两次结束会议,并专门举行了一次展览会经费收支审议会,处理各项后续事宜。除发还所借各项展品工作较为繁琐之外,经费收支的审议尤为重要。本次展览会支出的经费比较庞杂,涉及到许多方面。不过,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在事竣后不厌其烦地列出了所有开支的细目(见表2),可帮助我们了解各相关具体情况。

表中开支共列出15类,每类又列出具体项目,非常细致。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在收支报告中还按大类开支进行了说明。如文具纸张、印刷、交通、杂支等办公费共开支332.01元,单据179张;运费、旅费、购置展品、邮电等征集费共开支577.56元8厘,单据56张;装修、器具租金等布置费共开支384.04元,单据42张;招待、伙食等招待费共开支189.67元,单据30张;生活费、工资、津贴等薪津费共开支293元,单据34张。全部开支总计1776.28元8厘,单据共341张。收支两抵,尚结存413.71元2厘。结余经费“经结束会议议决,全数拨作发行特刊及寄费之用”。{19}

不难看出,此次展览会的筹备委员会对经费开支十分慎重,基本上做到每笔开支均有据可查。在展览结束后,筹委会将收支情形“造具支付计算书,收支对照表及单据粘存簿”,在最后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推由谢委员楚珩、唐委员性天、沈委员丹阶会同审查通过”,并经“账据审查会议决议,呈送汉口特别市党部核销,另将支付书表分送各参加机关团体备查,同时登报公告,以昭慎重”。{20} 由此可见筹备委员会经办人员的认真态度与办事作风。正因如此,展览会结束后收支相抵结存了410余元。有了这笔结余的经费,才能将相关各方面资料汇聚成册,编印《新闻纸展览特刊》,为后人了解这次展览会的各方面具体情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展览会的吸引力及其影响

考察一个展览会是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前往观摩的人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这次全国新闻纸展览会展品丰富,再加上精心布置与安排,对于吸引民众前往参观产生了明显作用。各报记者率先观摩之后大为感叹,认为展览会“搜罗丰富,实在可称首屈一指。在武汉方面,虽说不能绝后,然而可称得空前。总而言之,是武汉最有意义的一个展览会。”对于会场的布置安排,记者也感慨“不但两层楼房布置得井井有条,而且非常经济、艺术,四壁衬以蓝白红三色纸,更令人发生美感。凡入会参观者,循序前进,毫不紊乱,所有陈列报纸杂志,最低限度,非过目不可,路线曲折错落,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屯。”记者在报道中还对各展室进行了评论,认为“展览会对于搜集的报纸,不但全国各省份应有尽有,而且海外报章也征来不少”,完全“可称得新闻世界”。杂志、公报展览室的展品数量众多,但分门别类十分清晰,使观众一目了然。儿童读物室“凡是小朋友的书籍,可说是应有尽有”,光线透明,陈列简洁,“所有红红绿绿的书籍,入参观者眼帘,更令人感觉兴趣”。{21} 不得不说的是,这次在汉口举行的全国新闻纸展览会,时值寒冷的冬季,常常是雨雪交加,寒风刺骨,甚至在开幕式当天即逢细雨霏霏。这样的恶劣天气,对前往参观者的人数自然会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如此,此次全国新闻纸展览会却仍然吸引了较多的人前来观摩,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全国新闻纸展览会开幕的当日,“下午正式开放,到场参观之市民,虽细雨如丝,不下数千人”。{22}次日上午,因大雨滂沱,前往参观者人数不多,但下午雨停后参观者即明显增加。对此,武汉的报纸均有较详细报道:“汉口市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昨为开幕之第二日,上午因倾盆大雨,观众较稀,下午雨止天霁,自一时起,参观者接踵而至,较第一日为多。是日适值星期六,下午各中学无课,一般学生,纷纷往观,武阳学生多渡江前往,盛极一时。尤以儿童们天真活泼,由其家长携领,较大者已适学龄程度,多前往参观,总计当在五千人以上,对陈列之儿童画刊读物,逐令翻阅。会场之秩序甚佳,不准吸烟,亦不准摄影,各界参观人士,依次往各参观室阅览,最后鱼贯而出,有条不紊。”{23} 随后数日,参观人数持续增加。第三日“时值星期例假,天气放晴,参观者终日络绎不绝,约达六七千人。”尤其“中小学生占十分之六七,市民占十分之三四。儿童读物展览室,一般小朋友们留连忘返,尤其拥挤”。{24} 参观人数的不断增加,明显体现了新闻纸展览会的较强吸引力。

起初,曾有记者对这次展览会是否会引起市民的兴趣而前往参观,不免存在一些疑虑。担心对于这一展览会,“没有受过相当教育,或有相当知识的,不会感觉兴趣和意义”。但展览会开幕两日后的实际情况即令记者的疑虑一扫而空,继而颇感惊奇。“入会参观的,很是不少。或是结伴同行,或是单人独骑到会,有欢喜看报的,也有欢喜看杂志的,因为没有坐位设备,他们都是伫立翻阅,咿唔低吟,颇饶兴趣。还有一种好研究的朋友,对于书籍报章,必有翻阅一过,或是将书名记下,以便购买。有好多参观民众表示,希望会期稍微延长一点,使得他们有机会多看一看。”{25} 及至展覽会开展的第五日,又遇恶劣天气。“是日雪雨交加,终日未止,故前往参观人数稍逊,但仍有四千余人。”记者预计“如今日天晴,参观人数当更为踊跃”。{26}

展览会开幕一周,“虽天气寒冷,雨雪交加,且地址偏辟,而参观人士仍极踊跃”。据初步统计,“一星期间,个人及团体整队往观者,合计达五万余人,足见武汉人士对文化运动之重视”。展览会的展期原定为10天,民众普遍感觉为时太短,“各界以天雨未及往观,及已参观而欲作继续考查者,纷纷要求展期闭幕”。{27} 但筹委会29日经商议,因已电告江西教育厅如期前来搬运儿童读物往赣展览,加之展品损坏较多和义务工作人员过于劳顿,决定仍于3月1日闭幕,并请各界人士抓紧时间在闭幕之前参观。展览第九日是周六,参观人数之多打破了此前纪录。周六下午各学校例行放假,“学生多爱慕各种报纸、文艺杂志、科学画报及儿童读物等,故参观者络绎不绝,且工商各界,以闭幕期届,故是日上午观众异常拥挤。”据会场工作人员介绍:“自上午九时开后起,至下午五时收放止,往来不绝之参观人数,约一万三千人,实开空前纪录。”{28}

3月1日是展览会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天,原定下午2时闭幕,不举行闭幕仪式。“旋因参观者络绎不绝,且为最后之机会,特延长至下午六时始行闭幕,并有行营政训处电影股摄取影片。”担任本次展览会筹委会主任的江述之,在闭幕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及诸多感想。他首先对展览会受到民众如此欢迎,既感意外也感欣慰。特别是“新展会展览十日,最末两日为晴朗天气,二月二十三日为阴天外,其余皆雨雪载途,且地处偏静,而参观人士仍极众多,其确数尚在统计中,而以三十余本签名簿估计,至少当在五六万人之间,实为始料所不及。武汉人士对文化活动之关心,于斯可见。”其次是指出展览会的举办为发展文化事业提供了借鉴,如“最有趣者,则为观众对画报特感兴趣,此可为报界同业改进业务之参考”。另外,观众“最为注意者,为民国纪元以前之报纸杂志,此实为好奇心所趋使,亦证过去历史之为人所重视”。再次是需要大力建设图书馆,尤其是儿童图书馆,以满足市民和儿童的阅读需求,达到增进文化知识的目的。通过举办本次展览会,“有一事值得注意努力者,即有若干观众及附近小学生,几逐日来会翻阅,或携带纸笔抄录,闻闭幕铃或小学生父兄促其出场时,皆表现恋恋不舍之情态,甚至走数步后尚频频回头注视者,此即汉口市缺乏图书馆及儿童图书馆所致。望新闻同业共同致力以促成之,则汉市文化之进步,当非浅鲜”。最后,他还认为透过展览会的参观者可发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广大劳动者文化知识缺乏,亟待解决。“参观者皆为知识阶级,尤以中小学生占重要之成分,至劳动者则以未受相当教育,往观者绝少,此实值得注意之教育问题。”{29} 发现问题并明确努力的方向,这应该也是举办本次新闻纸展览会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在展览期间,会场内外和《武汉日报》等各大报馆,每日还安排有新闻界名家进行广播演讲,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听讲,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第二日“担任广播演讲者,为武汉日报社长王亚民,讲题为‘报纸与社会的关系。又该馆受委后,即推定馆员许渤多人,分在馆内第一巡回演讲所、第二巡回演讲所、第三巡回演讲所等处宣传,并于该馆门首悬一布制横幅标语,文曰:汉口市新闻纸杂志展览扩大宣传周,引起民众注意。”据报道,王亚民的广播演讲颇为精彩,“到馆听讲民众,数达千人以上”。{30} 如此广播演讲能够吸引千人以上听众,确实不易。另外,市民教馆也受展览会委托参与举办宣传周活动,同样是“前往听讲人数,至为众多”。{31}

这次新闻纸展览会的影响并非仅限于武汉一隅,外地报纸也多有报道评论。在“展览期间,本外埠报纸多有参观记及批评文字”。{32} 例如上海《申报》、《社会日报》、《立报》,杭州《东南日报》、西安《西京日报》、南宁《民国日报》和山东《青岛时报》等多家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尤其是在全国最有影响的《申报》,于展览会开幕次日就发表专题报道:“汉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展览会二十一日开幕,何成濬主席致开幕词,会中陈列中外报纸杂志千余种,儿童读物八千册,搜罗极富,参观者众多,尤以六十年前本报引人注目。”{33} 《青岛时报》则是在展览会筹备期间即登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青岛市政府通告各报馆代为征集报纸杂志等展览品。除此之外,“展览会前日开幕,接得各方贺电甚多”。如杭州记者公会曾来电表示:“大会宏开,琳琅满目,遥祝贵市文化发展。”筹委会复电“辱承远祝,勿任铭感。”{34}

除上述之外,展览会的作用与影响透过参观者的感受和评论也可以得到较为集中的体现。例如,对于举办此次新闻纸展览会的意义,一些参观者即进行了很好的归纳。有的指出,“读报纸才知国难,才知救国”,并对此进行了如下具体阐述:

报纸与国家民族,以及每一个社会大众的

角落,都是有着联系关系的。尤其在中国现在,

外界受着帝国主义的沉重侵略,将被灭亡;内

地汉奸极力活动……我们更不可忽视报纸舆论

的伟大力量,就是在时代推动的进程中,我们

也不能抹煞它的存在。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翁。基于这个口号之下,已可想见儿童对于国

家民族未来使命的重大。而况,在这儿童年,

儿童教育正谋普及的时期,中国儿童正在寻觅

讨论比较集中的另一个议题是记者自身能力与修养的提升。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记者,记者的能力与修养则至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报纸杂志登载的文章是否受到读者欢迎。对于记者的要求,以往谈得较多的是必须具备才学识,而在此次讨论中有资深报人根据自己从业15年的切身体会,提出记者还应以清慎勤自励,称得上别具一格。所谓清,是指“清晰之头脑”、“清白之心地”、“清顺之文字”;何谓慎,“一曰谨慎之纪述,二曰明慎之判断,三曰审慎之刊载”;至于勤,则是“勤于搜集”、“勤于考证”、“勤于商询”。{41} 另有报人感慨通过观摩新闻纸展览会,“俾从事于新闻事业之人,得此番综合比较,更足以增加创作之经验,以及為文化而努力之勇气与兴趣”。而作为新闻外勤记者“兼司社会上之拍照与推动两重任务者”,不仅“应具备各种常识”,而且还需具有“人格修养与坚韧”。外勤记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采访新闻业务之改进,全赖外勤记者”。外勤记者必须“具伟大之志愿,健全其常识,高尚其旨趣,不仅为生活所驱使,而作此枯燥之工作,尤当以采辑标本之兴趣,作山林之遨游,发见新地之勇气,作冰洋之试探,苦自我尝,毕生为文化之贡献者。”与此同时,“在法令上予以相当之保障,社会上予以重视及鼓舞,俾采访新闻之健儿,含着兴奋剂前进,岂徒新闻界前途之光明,国家民族实利赖之。”{42} 报人的这种自我反省与要求,是促使新闻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

儿童读物是这次新闻纸展览会的一大特色,对于如何改进和完善儿童读物也随之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有的指出,“对于儿童读物者,‘蒙以养正之一言,乃古今中外不刊之论”。但儿童读物需要充分注意儿童的特点,“于养正之中,必须加以有兴趣之条件,始能适合儿童心理,而效果特大也”。{43} 有的充分肯定儿童读物展览“一则以检阅评判,去莠存良;一则以互相观摩,共求改进”。但从陈展的儿童读物可知,十之七八均出自上海各大书局,就区域而言不无局限,也不能适合各地儿童之需求。因此,今后应该“分别以各地之风俗人情,文物出产,编儿童读物……使当地儿童阅读发生浓厚兴趣,感觉切实需要,敢断言也。故各地方应分别编印儿童读物,其能有助于地方儿童教育,与增办小学,实同其重要。”{44} 另还有人讨论了儿童读物选择之标准、儿童月刊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等问题。

除以上几个问题之外,讨论中还涉及报纸与国防、报纸与社会、武汉新闻事业的现状与发展、新闻与广告之伦理、新闻标题之拟定、日本与欧洲的新闻事业及其借鉴等。可以说,经由新闻纸展览会带动的这场讨论,是近代武汉新闻界为数不多的一次深入交流与探讨。

另外,本次全国新闻纸展览会的举办,还促进了汉口新闻记者公会的建立。在此之前,武汉曾经建立较松散的记者团体,名为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在1927年3月成立之后,由于受到国民革命时期政局的影响,在断断续续的三年的时间中曾多次改组,最终到1930年11月宣布解散。其后,武汉新闻界虽然曾多次筹组新闻记者团体,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36年才又组建新的更具‘公共性的团体组织——新闻记者公会。”{45} 新闻纸展览会展出期间,社会各界都强烈意识到新闻事业必须予以改进,加快发展,更好地发挥社会舆论的功能与作用。新闻记者更感到责无旁贷,应该联合起来共商对策。于是,在新闻界的呼吁下,汉口市党部给予大力支持,新闻记者公会筹委会在展览会开幕的次日举行了首次筹备会议,决定草拟组织规程,“在会址未觅妥以前,暂假市党部办公”,并“以文字宣传本会组织之意义,使同业皆能团结一致”。{46} 五天后接着又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讨论通过了筹委会组织规程及工作纲要,推定总务股、登记股负责人,各聘干事3至5名。会议确定新闻记者公会筹委会由11人组成,设秘书1人。其工作纲要为:征求会员、办理会员登记、征收会员入会费、制发会员证书、草拟会章、编辑会员名册,定期举行会员大会选举成立。{47}

虽然汉口新闻记者公会至6月10日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但其筹备却是始于2月。之所以在2月开始筹备,则是由于受到举办新闻纸展览会的推动。新展会的筹备委员中,王亚明、丁文安、赵惜梦、李尧卿等多人同时也担任了新闻记者公会筹委会的常务委员,记者公会正式成立后他们又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丁文安和李尧卿还担任常务委员,江述之出任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如所周知,记者公会是新闻记者的同业组织,“以扩大宣传效能,改良出版技术,增进舆论权威,拥护新闻记者本身法,以联络同业感情为宗旨”;“凡会员执行业务时,在不违背三民主义立场上及一切合法行为,本会得保护之。”{48} 记者公会成立之后对于维护记者的合法权益,推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时人也意识到,在新闻纸展览会的促进下,市党部“将一盘散沙的本市新闻界,筹划召开新闻记者公会,这与本会——新展会,可以说其是有联环重要性。因此,我人感到这仅是我国新闻带来的进展初步,我人尤希望展览新闻,能够继续的每年召开一次,其地点并不限于本市,而记者公会,能够由各都市的各个单位,扩大到全国记者公会的成立,则于意志的集中,与步趋的齐一,才有达到的可能,而新闻事业力量的形成,也将以本会为其嚆矢了。”{49}

与此相关的另一间接影响,是推进了笔者联合会的成立。全国新闻纸展览会开幕后两日,湖北笔者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武汉日报》社社长王亚明发表演说时表示:“我们要消灭这无形的敌人,不是武力所能做得到的,必须要有真知灼见的笔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应用笔杆的方法,去叫那些愚蠢无知笨拙者,都一齐觉悟起来,走入救国的正途,就是要统一社会的思想,统一社会的力量,方免言论分歧,思想复杂,力量分散,希望同人此后加倍努力。”{50} 笔者联合会是作者的共同组织,对于加强作者之间的联络和沟通,提高思想认识,进而为报纸和杂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章,促进新闻事业发展不无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汉口市党部在抗战前精心筹备而成功举办的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在近代武汉新闻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次值得重视的事件,不仅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观摩,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且连带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是,汉口市党部虽一方面希望通过举办新闻纸杂志展览会,促进新闻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依然不得不秉承国民党的一贯政策,继续对新闻实施严格控制,多方约束新闻事业的发展。对此,武汉报界资深人士只能无可奈何地表示:“在言论统制之下……军事机关的检查,党务机关的取缔,一切报纸的言论与记载,完全失去其自由。每日登载的新闻,只有按照中央通讯社的稿件,依样画葫芦,交给排字房排版而已。所以印出的报,只有报眉的招牌不同,其余则完全相同。”{51}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新闻与文化事业根本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

注释:

①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3页。

② 张悠悠:《报纸常识》,教育部民众读物编审委员会印行,时间不详,第1页。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页。

④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行的《出版法》,已将出版品分为新闻纸、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品三类。

⑤ 目前所见仅有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专记”篇简略述及这次新聞纸展览会。

⑥ 《汉市党部主办新闻纸杂志展览会》,《光华报》1935年10月5日。

⑦⑨{14}{18}{32} 《汉新展会举办经过》,汉口市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大会编:《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年刊印,第3、4、5、6、7页。

⑧{17} 《开幕宣言》,《武汉日报》1936年2月21日。

⑩ 《新闻纸展览会昨开第三次筹备会》,《武汉日报》1935年10月22日。

{11} 《汉口市新闻纸杂志展览会筹备会征集新闻纸、杂志、公报、儿童刊物启事》,《西京日报》1935年11月16日。

{12} 《汉市党部将举行新闻纸展览会市府通告各报馆代为征集展览品》,《青岛时报》1935年11月17日。

{13} 《新展征品沪上各报馆书局均允供给出版物》,《武汉日报》1935年10月16日。

{15} 《汉市报纸展览会征集办法昨决定》,《武汉日报》1935年10月10日。

{16} 本段引文均出自《汉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昨开幕典礼隆重举行》,《扫荡报》1936年2月22日。

{19}{20} 《汉口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展览会经费收支报告》,《新闻纸展览特刊》“收支报告”,1936年刊印,第2、1页。

{21}{25} 《新闻纸展览第二日》,《武汉日报》1936年2月23日。

{22} 《汉市全国新展会昨举行开幕典礼》,《武汉日报》1936年2月22日。

{23}{30} 《汉口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昨参观人数增多》,《扫荡报》1936年2月23日。

{24} 《新闻纸展览昨为第三日》,《扫荡报》1936年2月24日。

{26}{31} 《新展会昨参观人数共有四千余人》,《扫荡报》1936年2月26日。

{27} 《汉新展会决如期闭幕》,《武汉日报》1936年2月29日。

{28} 《新展今午闭幕,昨日参观人数打破大会纪录》,《武汉日报》1936年3月1日。

{29} 《新展会闭幕》,《武汉日报》1936年3月2日。

{33} 《汉市新闻纸展览会开幕》,《申报》1936年2月22日。

{34} 《杭州记者公会贺电》,《扫荡报》1936年2月23日。

{35} 《参观了新闻展览会》,《新闻纸展览特刊》“纪事”,1936年刊印,第6页。

{36} 《全国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印象记》,《新闻纸展览特刊》“纪事”,1936年刊印,第9—10页。

{37} 《新展第三日记》,《新闻纸展览特刊》“纪事”,1936年刊印,第7—8页。

{38} 《新展会参观记》,《新闻纸展览特刊》“纪事”,1936年刊印,第1—3页。

{39} 李秉彝:《新闻与国家之关系及吾国应有之新闻政策》,《新闻纸展览特刊》“论著”,1936年刊印,第90、94页。

{40} 丁文安:《统制新闻之我见》,《新闻纸展览特刊》“论著”,1936年刊印,第99页。

{41} 谢楚珩:《新闻记者应以清慎勤自励》,《新闻纸展览特刊》“论著”,1936年刊印,第1—4页。

{42} 杨济民:《外勤记者应备之技能》,《新闻纸展览特刊》“论著”,1936年刊印,第9页。

{43} 王亚民:《报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之展望》,《新闻纸展览特刊》“论著”,1936年刊印,第77页。

{44} 沈丹阶:《编印各地方儿童读物之重要及其取材》,《新闻纸展览特刊》“论著”,1936年刊印,第79页。

{45} 张继汝:《近代武汉新闻记者团体研究(1927—1949)》,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8页。

{46} 《记者公会筹委会昨开首次会议》,《武汉日报》1936年2月23日

{47} 《记者公会筹委会通过组织规程工作纲要》,《武汉日报》1936年2月28日。

{48} 《汉口市新闻记者公会会章草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档号:LSI—3—199。转引自张继汝:《近代武汉新闻记者团体研究(1927—1949)》,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0—41页。

{49} 刘静哉:《新展会之展望》,《新闻纸展览特刊》“论著”,1936年刊印,第8—9页。

{50} 《笔者联合会昨成立》,《武汉日报》1936年2月24日。

{51} 秋虫(蔡寄鸥):《武汉新闻史》,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1943年刊印,第98页。

作者简介:朱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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