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工业社会中，我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杠杆。科学与技术承载着启蒙的理想，使人类获得解放，并以知识的形式给予人们力量。然而，进入21世纪后，当人类被抛进了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某些消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遭遇的风险社会，也有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份“贡献”。在风险社会中，科学在两个方面表现出其有害性：其一，科学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束缚了人们开展行动的手脚;其二，科学所拥有的科学理性及其分析性思维与现实相冲突。风险社会的现实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人们面对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问题，而既有的科学不能适应这种情况。所以，为了适应风险社会中人们的行动要求，科学需要得到重建。其中，思维方式的变革则是重心。

关键词：科学技术;风险社会;分析性思维;相似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6-0029-09

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不知道他们所珍视的价值是什么，他们并未明显地觉察到全球化、后工业化对工业社会的信仰和基础性的社会价值构成了挑战，仅仅是感受到了一些莫名的威胁，所以会陷入某种焦虑不安之中却又不知其原因。这种情况也许正是米尔斯所描述的，“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的焦虑，却不知用——根据价值和威胁来定义的——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哪些价值受到威胁以及什么在威胁这些价值，这些都未被表述出来，总之，它们还没有成为结论，更远远未被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而陈述出来。”① 我们陶醉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生活便利和社会文明化，却没有想到科学技术进步与风险社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之中，强烈地感受到莫明的威胁，但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威胁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带来了那些威胁，因而在风险社会中陷得越来越深。

米尔斯是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4个世纪。而在今天，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且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身处风险社会之中。在此条件下，社会科学仍然在工业社会的叙事逻辑中去言说，做着那些捍卫工业社会所珍视的价值的工作。其实，也许工业社会中的一些具体领域中的具体行动原则仍然是有意义的，但其基础性的社会价值已经呈现出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冲突，致使我们在风险社会中无法从中寻得有益于生活和行动的原则。比如，当风险社会使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人们仍然把自我利益放在首位而去与他人开展竞争和斗争，甚至会如美国政治家们那样去用谎言、“甩锅”推责等方式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哪怕无法达成自己的愿望，也希望他人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所以，整个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们不安、焦虑和沮丧的气氛，也让人们显得更富于攻击性了，使整个社会戾气笼罩。所有这些，都在风险社会中不断地生产着社会风险，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陷得越来越深。所以，我们希望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对历史的审视中去搞清人类为什么会在科学技术进步中步入了风险社会。如果能够发现科学技术进步中的负效应生成机理的话，也许就能够在未来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中去自觉地消除那些负效应。这对于我们在风险社会中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去防范和避免它有可能生产出來的风险来说，应当是有益的。

一、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感召下

科学是专门生产知识的“工场”，而技术则是对科学所生产的知识的应用或验证。在工业社会中，广泛存在于社会一切领域中的生产都以知识生产为前提，而且这一点随着工业社会的演进而愈益凸显了出来。不过，根据尼采的说法，“我们整个现代世界被困在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网中，把具备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其原型和始祖便是苏格拉底。我们的一切教育方法究其根源都以这一理想为目的，其余种种生活只能艰难地偶尔露头，仿佛是一些不合意的生活。”② 虽然尼采的这种表述显得有些过激，但追求知识的理想确实引发了人的生活的异化，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竞争的社会中，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提示下，知识意味着人的成功、社会地位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人们忽视了、忘记了人的生活的本真形态应当是什么。在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中，科学成了人们的信仰。也正是这种信仰，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每日都有新的成果，而且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作为人的那些应有的品质是否在科学技术进步中得到了实现和同步发展，也许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物质的方面看，人的生活以及存在毫无疑问从科学技术进步中获益良多，但物质的方面并不是人的生活以及人的存在的全部。即便是在物质的方面，当生物技术开始对人的基因进行编辑的时候，是否在人的存在方面也生产出了风险？

就人类历史而言，工业社会显然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开展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了时时处处寄望于知识支持的状况。哪怕是做一道小菜，也可能要去先掌握相关的知识，学会烹饪的技术。在科学对自然以及社会的探索中，人们不断地获取新的知识，而且也确实把知识变成了力量，实现了对一切可征服领域的征服。科学的每一项新的发现和技术的每一项新的发明，都把人类社会推向了前进。人类在20世纪所获得的经济社会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在瞻望未来时，我们也是把几乎所有愿望的达成都寄托于科学技术，甚至对生命时间的延长、两性生活的超距实现等，都把赌注押在了科学技术上，更不用说让机器人代替自己去做那些感到无聊耗力的事了。但是，也正是因为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被人们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看待，使得人们对真正属于他们的生活有所忽视，甚至使人失去了生活，而且使整个人类都失去了应有的生活，不可挽回地走进了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境况中。

科学活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获得确定性而不是要制造不确定性，然而，科学成果的应用却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就是使得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成果的应用打破了原先世界的自然方面的确定性（不是笛卡尔认为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代之以社会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科学也使自然的不确定性增长了，只不过在科学把自然引入社会之中的时候，即在把自然转化为社会的一部分的时候，使它赋予自然的不确定性也以社会的不确定性的形式出现了。总之，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世界，这种改变不是让世界具有确定性，而是让世界的不确定性程度不断增强，以致于我们今天必须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现在的问题是，在世界得到了改变的情况下，是不是需要思考改变科学自身的问题呢？对此，贝克是这样说的：“科学已经像其他力量所做的那样艰难地改变了世界，为什么世界的改变不能促成科学的改造呢？在一切都改变的地方，给世界带来改变的科学不能再将其基础和工作形式的恒久性作为借口。改变自身的可能性随着实践方面的自主性的增加而增加。分离的状况允许并促成了对那些来自公共领域、政治和商业的解释原则和应用要求的再思考和再定义。”④

贝克认为，一旦作出这样的思考，就会引发一系列必须去加以解决的问题。比如，“随着认识过程的持续和分化，在科学实践当中，哪里是减少自我产生的不安全感的开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自主性能被重新发现吗？如何能让怀疑论的普遍化和不安全感的减少在它们内在和外在关系中重新和谐起来？”⑤ 从贝克列举出来的这些问题看，其中还是包含着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的，还是想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去找到重建确定性的道路。其实，人类社会已经无法再回到确定性的状态之中了，反而是在不确定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即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这种高度不确定性也同时表现为高度复杂性。所以，我们总是把“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两个表达式放在一起加以使用。人类走向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是一条不归路，也正是这一点，对科学的重建提出了更为强烈的要求，要求我们去建构能够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下人的生活和生存需要的科学。也就是说，科学必将改变，但改变的目的不是去寻求确定性，而是要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科学只要具有了这种适应性，也就能够在风险社会中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

二、对社会的科学建构及其后果

马克思在一次演说中表达了他对19世纪科学技术进步的反思，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具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社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⑥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具体地说，可以归结到雇佣劳动以及剩余价值分配方式上来。所以，在20世纪，工业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表现出的成熟状态，是在对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分配的调整中实现的。然而，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看到，在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分配方面所进行的调整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需要打破这一生产方式的基本框架，从根本上再造生产关系。如果雇佣劳动及其剩余价值分配方式是在历史演进中自动生成的，其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自然历史进程特征，那么，为了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生产关系的再造应当成为一场自觉的运动，应当在社会治理体系的行动中展开。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更为迫切的任务，则是如何在风险社会中生存和生活。

在科学研究方面，工业社会的“化简原则”体现为公理化、数学化，一系列被作为公理的判断被提了出来之后，当世界可以还原为若干个数学符号并代入方程进行运算时，至少，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中，世界被简化了。比如，在2020年的全球性瘟疫大流行期间，我们每日看到的是确诊和死亡的人数，而不是生命。不管这些数字是否精确，都给人以精确的感觉。应当承认，在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把握方面，这种“化简”的做法取得了极大成功，特别是以符号去表示“化简”结果时，让我们在复杂问题中看到了清晰的脉络。只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复杂性问题成为热议的话题，“化简”的做法才受到质疑。显然，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领域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思维上的“化简”是可能的，而且，不用说社会效应，即便对于人的思维而言，也显示出了经济和效率，让人更少地受到复杂问题的困扰。然而，当科学研究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对象时，“化简原则”及其做法所显现出来的就是妨碍人们认识和揭示世界真相的作用。

在社会建构中，自然科学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主要是在将视线投向宇宙或微观世界中的量子时，人们感受到了复杂性的挑战。其实，与自然界相比，社会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只不过工业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这使得古典的“化简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屡试不爽。也是由于这一原因，研究者对这种做法的科学性深信不疑，甚至没有打算把自然科学在20世纪形成的新观点、新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中，以致我们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手忙脚乱。其表现就是，一方面，社会科学家们无比忙碌;另一方面，关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应对之策几近于无。其实，我们也必须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原则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执行。近代以来，科学与功利主义的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赞许科学的另一个根据可见于清教精神气质的第二大原则：功利主义原则……‘知识应按其有用性来评价，因为不论什么行为，只要它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甜蜜，能够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⑦。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认识有选择。或者说，认识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摹仿，只有那些需要摹仿的和可以摹仿的才會去认识。没有摹仿的需要也就不会去认识，不会把那些不能摹仿的世界确立为认识的对象。所以，一切科学的对象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都是基于功利目的而挑选出来的。在人们对认识对象进行挑选的时候，价值因素已经注入其中，也就不再可能让科学研究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了。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我们看到，自18世纪的启蒙开始，科学理性一直处于持续展开的进程中，韦伯只不过是挑明了这一发展趋势。当然，根据哈贝马斯的意见，韦伯思想中的那种理性应当被表述为“技术理性”，而韦伯经常使用的则是“工具理性”一词。但是，由于韦伯的贡献，科学理性的发展出现了一次飞跃。正是韦伯，发扬光大了科学理性，将其推广到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比如，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人们关注各种技法的应用，甚至出现了专门性的把毫无文学艺术天赋的人培养为文学家、艺术家的教育培训机构，并授予学员某些学位。“艺术已经分离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不再仅仅被整合进社会或个人日常生活中，而是在博物馆或画廊中占据着一席之地。伦理思想也发展为独立的领域，一如被包含其中的法律专业。在不同的价值领域中，技术—工具性逻辑的维度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包含自然科学（以及工程和经济等）专业中包含着一个势必将人类造就成自然最优化的具体逻辑。这一狭义的理性形成给制度带来的是物质利益。在成功地让这一逻辑占据优势地位之后，韦伯称之为工具理性，并推崇为典范。因此，韦伯将其形容为对社会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改造，即理性化。在这一理论中，将物质成果最优化的狭义逻辑包括了将人类劳动力简化为单纯的生产要素（在此，剩余价值便是至善）。”⑧

在科学理性的思维路向中，资本家不再被看作剥削者，而是投资者，他们带来了就业，让人变得富裕，所行的是善事，因而与道德圣人无异。实际上，一旦拥有了科学理性，人们是不作伦理思考的，却又认为所获得的客观效果实现了对这个社会的道德证明。这样一来，学者们也就可以为正义制定标准，并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将正义以及人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指数化。“与价值合理性（或说真正理性）背道而驰的工具合理性允许对一些预先设定的结果的执着追求，而无需反思这一结果本身。在如此体系之中，使得用可度量的投入（如货币）进行分析或能量产出的分析当道，压制了其他一些具有不可通约性的考量——美感、道德或社群。韦伯的理论的重要性同时在于他指出了这一过程不仅在物质层面奏效，也同样适用于分析人类活动所附着的意义，例如韦伯所阐述的宗教系统和社会理性化之间的联系。”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兰克福学派集中火力对科学理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人类思想和制度已经被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技术性和实证主义主宰到了何等程度”⑩。

在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根据科学理性去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受到了科学理性的支配，他们才把这样一场全球性瘟疫大流行看成了一次难得的淘汰“垃圾人口”的机会。与西方政治家们不同，中国认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不仅自己坚持“抗疫”和取得了胜利，而且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世界处于瘟疫流行中的国家进行广泛的支援。中国这种做法显然打破了西方政治家淘汰“垃圾人口”的方针，令其气急败坏。当然，中国的立国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这决定了它必须把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但在中国向世界推广自己的做法的时候，就遭遇了价值冲突，这无异于是让全世界都无法从人口爆炸的阴影中走出来。在西方政治家的眼中，中国这种试图挽救更多生命的做法就是一种破坏行动，作为“捣乱者”的中国理应受到惩罚。但是，许多中国人对此不能理解，甚至感到委屈。原因是，中国人尚未学会运用科学理性去看问题，而是非常看重人的生命。中国人不能理解西方政治家为什么会在瘟疫大流行期间消极“抗疫”，为什么会不断地制造一些话题去干扰“抗疫”。总之，这是一个是否持有了科学理性的问题，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于持有科学理性的政治家来说，一场全球性大瘟疫的流行正是淘汰“垃圾人口”的最好机遇;对于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中国人来说，必须通过“抗疫”行动去挽救每一个患病的人。

看到了这一点，在2020年全球性瘟疫大流行期间显现出来的冲突，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原因也就清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所持有的是一种科学理性，他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看问题，急切地希望利用这样一次为地球“减负”的机遇。所以，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批评指责根本就不是他们表面上所说的那些，并不是为了弄清病毒的起源，也不是因为病毒而对中国进行责任追究，冲突的根源是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显然，中国做了他们不能容忍的事，那就是到他们的国家中去挽救生命。直白地说，你挽救自己国家中的生命也就罢了，干嘛干涉我们国家淘汰“垃圾人口”？对于中国而言，它把整个人类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同等的价值，所以不能视西方国家生命灭失而不顾。可以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回顾2020年全球性瘟疫大流行期间产生的一场中西方之间非常有趣的冲突，必然会哑然失笑。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清晰地看到，拥有科学理性的人是不考虑生命的价值的。所以，当中国人为美国每日增长的确诊人数而惋惜时，美国的政治家们有可能正偷着乐呢，只是因为中国的“捣乱”而让他们有些气愤而已。

根据利科的看法，我们今天遭遇的科学理性泛滥应由康德负责。“当康德把普遍化准则升至最高原则时，他就踏上了最危险的思想之路。这一思想从费希特直到马克思都处于统治地位，即实践秩序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性的审批，它与理论秩序里对知识和科学性的需求相似。确实，康德把这种知识归结为对最高原则的表述。总之，缺口已经打开，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将由此涌出。而这些科学理论反过来又将产生一个致命的观念——‘致命的偶尔是在这个词的物理意义上说的，即存在一种实践的科学。”{11} 同样是面对着实践问题，同样是思考行动的问题，经历了康德开始的这样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对实践智慧的追求不再被谈起，因为那似乎是一个被设定得过高的理想，以致无法企及。因而，退而求其次，仅仅从知识、科学这个维度去寻求行动的理性化。对此，利科评价道，“在理论的先天概念的模式上建立实践先天概念的同时，康德把对实践理性的考察转移到了知识领域里，而知识领域又不是实践理性的领域。”{12} 尽管“在人类的、变化的、服从于决断的事物秩序里，我们无法达到比如数学里那样程度的精确——精微，而且每一次都应该使得被考量的科学的精确程度与它对其对象的要求成比例。”{13} 但是，“为了把实践理性重新带到那个被亚里士多德正好安置在‘逻辑与‘非理性之间的中间领域，我们应该要把一种并不是派生于纯粹理性批判意义（因此这是一种只适合于人类行动领域的意义）与实践理性批判概念连结在了一起。”{14} 也就是说，需要对康德从纯粹理性出发去建构实践理性的道路进行修正，走出逻辑的束缚，回歸到亚里士多德设想的实践智慧的状态。只有这样，行动才不仅是理性的和具有合理性的，而且是具有智慧的。也许利科认为这是一条摆脱技术理性的道路，但回归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显然又不是一条可以尝试走一下的道路。因为今天的情况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了，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风险社会，这是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贝克指出：“现代性方案需要急救，它有被自身的异物窒息的危险，而以现在的形式出现的科学就是这种异物之一。”{15} 当然，这不意味着可以通过排斥科学而挽救现代性，恰恰相反，所需要的正是要在超越现代性的意义上去实现对科学的改造，从而让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能够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生活的需要。其实，正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才感受到科学技术成了现代性方案中的异物。从人类知识生产和演进的历史来看，科学是现代化的产物，作为现代性方案的一个构成部分，科学技术标志着和代表了现代性。但是，科学技术并不是仅仅弘扬了现代性的光明的一面，而是生产出了诸多风险，而且是在对社会风险的生产中使自己成了现代性方案中的异物。可以认为，在科学技术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启蒙以来关于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方案中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现代性方案中的异物，而是现代性方案两面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与现代性的整体方案不同，我们认为，科学如果得到了改造，并形成一种新的技术进步路径，是可以成为终结现代性的一支力量的。

三、反思科学的认知路径

当培根宣布“知识就是力量”时，他并不是提出了一个客观判断，而是表达了近代早期新生的社会力量所拥有的某种非凡自信，那就是，可以认识世界以形成知识，有了知识的武器就可以改造世界，以致无所不能。在这种语境下，一些哲学家提出的不可知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受到唾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现代科学是在人的激昂自信心的驱使下走出了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这条道路。就此而言，在科学的理性面目背后深深地隐藏着一种非理性的驱动力。我们认为，正是这种非理性的驱动力，使科学走上了片面化的发展道路，将人的思维框定在分析性思维的单向度模式之中。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并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反而因为科学的巨大成功而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然而，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科学面对越来越多的无法透过表象去把握同一性的事物时，片面的、单向度的现代科学承受了越来越强大的挑战。

其实，科学不应仅仅臣服于分析性思维，而是需要更多地倚重于相似性思维。事实上，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基于相似性思维的科学会有更大的施展拳脚的空间。可以认为，相似性思维也同样具有知识生产的功能，而且基于相似性思维而生产的知识更多地属于具体的知识而不是普遍的知识，因而在实用性方面会有着更优异的表现。需要指出，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科学有着对普遍性知识的偏好，对于具体知识则表现出轻蔑，甚至将具体知识贬为经验，认为感性知识应放在理性知识的对立面。比如，中医中的普遍性知识是较少的，每一个医生都需要在诊疗实践中去形成属于自己的具体性知识。就思维方式具有高度普遍性特征而言，在知识追求上，人们表现出对普遍性知识的偏爱。这也可以说反映出了科学的非理性方面，因为真正的理性意味着对具体性知识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需要对思维与知识进行区分的话，那么，科学的理性自觉就应放在维护思维与知识的非同质性或非同形化方面。思维具有普遍性，而知识则应是具体的。用这个标准来审视现代科学，我们也许只能作出否定的评价。至少，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我们需要进行科学重建，即建立起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新科学，就需要避免思维的普遍性与知识的普遍性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还以中医为例，在社会尚未显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也许人的身体以及疾病等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观察对象。中医与西医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人的身体以及疾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西医则把人的身体简单地等同于生物体，并对疾病进行简化和归类。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特别是出于在风险社会中有所作为的追求，要求对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加以扬弃，进而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科学。相似性思维具有普遍性，而基于相似性思维的科学则致力于生产具体的知识。

科学所追求的是把一切都转化为知识，然而，并不是世间的一切存在都可以按照科学的要求转化为知识。比如，正义以及许多道德知觉都拒绝向知识转化，如果按照科学的要求转化为知识的话，也仅仅是获得了形式方面的认识和把握，其实质性的内容则可能流失掉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科学，恰恰相反，我们所指出的这一点只应当被理解为近代科学的一些不足之处。近代科学只适用于对较为简单的、实体性事物的认识，在那些较为复杂的认识对象面前便会窘态百出，无法实现向知识的转化，以至于强行地制作出某种知识形态时就暴露出武断的特征，从而走向了反科学的道路。其实，面对正义、道德等社会问题，近代科学的分析模式和认识路径是无法实现科学认识和把握的，而是需要一种复杂性思维，并尽可能实现对近代科学线性思维的替代。也就是说，科学的思维方式必须实现彻底的革命，这也同时意味着科学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近代成长起来的科学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世界中的那些较为简单的事物的认识，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那些较为复杂的事物，从而对科学发展构成了新的压力，逼使科学去努力发展出一种复杂性的思维方式。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许多问题以及许多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复杂性的视角去加以观察和认识，才能为社会生活提供有用的知识。

就工业社会的实践来看，一切理性的行动都是有目标的，为了达到目标，人们会充分地去把握限制条件。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往往会作出规划;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会基于经验和直觉判断去作出感性规划。但是，行动必须适应结果，一旦结果出现了，无论是否达成行动目标，都必须接受已成事实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赋予再次行动以理性的内涵，才能开始指向另一目标的理性行动。就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而言，行动本身需要更多地得到经验、直觉判断的支持，也更多地表现为应急反应的行动，但行动目标的确定则是理性的。正是行动目标上的努力合乎理性，使得整个行动过程有了经验理性的特征，区别于电光石火般的个人行为冲动。我们说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过程具有经验理性的特征，是要指出这种行动无法完全纳入到科学规划之中，仅仅部分地合乎科学理性，而不是要排斥或远离科学理性。同时，这也是针对现代组织行为理论对科学理性的过分强调，对经验、感性直觉等的排斥所提出的矫正要求。我们认为，当行动目标合乎科学理性時，行动过程中的经验、感性直觉也就可以实现理性化，从而使整个行动获得经验理性的特征。不难想象，在风险社会中，在危机事件的出现不可预测、拒绝规划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按照科学理性的要求去确立行动目标的，因而也只能根据经验理性去开展行动。经验理性包含着科学理性，但在形式上去除了科学理性的程式和外在特征。

科学理性给予人们的是准确性、精确性要求，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要求是无法实现的，而且也必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误导。其实，如果观察工业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我们就可以看到拒绝科学理性的诸多事例。比如，男女相恋如果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理性去做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失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并不需要做到非常准确，往往了解了模糊的大概如此就足矣，而且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各项行动。以时间为例，我们知道一年可以分为365天多一点，因为多了那么一点，才会有闰年，这也就是我们与天文学家的不同。因为，天文学家必须知道，太阳年是365天5小时48分45.1秒，恒星年是365天6小时9分9.54秒，近点年是365天6小时13分53.1秒。然而，在科学对生活殖民的情况下，人们总是试图消除日常生活中的模糊观念和经验思维，结果反而大大削弱了生活的和谐度。我们所关注的不是日常生活中是否需要科学的精确性问题，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具体的，同时也可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是一种隐形的复杂，人们并不会给以刻意的关注。

工业社会的科学在总体上所拥有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抽象的方式去谋求普遍性、同一性，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的具体性显然会令科学无处着力。同样，科学所能够达到的精确性也只有在复杂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事物、事件等越是简单，就越能对其作出精确的判断和把握，一旦复杂性达到了某种程度，对其进行判断和把握就无法实现精确化。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事件总是复杂的，无法实现对它们的精确判断和把握，才使人们养成了对它作出模糊认识的习惯。比如“清官难断家务事”所说的就是家庭生活中的事物纷繁复杂，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是由无数微妙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就无法厘清。日常生活中的这一现象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当人类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时，既有的谋求普遍性、同一性和精确性的科学思维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了。或者说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人们需要作出判断的时候，把握了事物的基本轮廓和事件的基本演化趋势，就已经能够满足开展行动的要求。尽管普遍性、同一性和精确性可以成为永恒的追求目标，但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人们无法达致这一目标时也必须行动。但是，从2020年全球性瘟疫大流行的情况看，許多国家的政治家并不采取积极行动，而是表现出对新冠病毒究竟自哪里产生发出追问，似乎找到源头远比“抗疫”更为重要。这说明，人们在科学理性方面中毒甚深。鉴于2020年全球性瘟疫大流行期间的这一经验，我们对科学中的科学理性产生了怀疑，并希望用经验理性去重新为科学注入活力。也就是说，根据我们的构想，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的重建需要围绕着经验理性去寻找方案，否则，我们在风险社会中就会因为得不到科学的支持而陷入危险境地。关键的问题是，拥有科学理性的科学在风险社会中不仅不能对我们的行动形成支持，反而会把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在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中，“具有真信念的人和具有伪信念的人之间的区别是一个‘他们的心如何活动的问题。”{16} 也就是说，信念仅仅是一个心理现象，对人们的生存、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信念只有反映在行动中并产生了社会影响，才适用于去作出价值评价。一旦去进行价值评价，也就超出了科学的视域。但是，可以肯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念在道德实践中会表现为不同的行为，为善或作恶可能就是由信念的性质决定的。反过来，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为善或者作恶又会使人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走进不同的生活境况之中。这似乎是包含着因果关系的。如果说科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在于揭示因果关系的话，那么，是否应对从“真信念”、“伪信念”到道德实践再到人生境况的回归这样一个完整回路进行科学揭示甚至建模呢？假如科学家试图承担起这个挑战性课题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运用分析性思维是不可能在此问题上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因为，社会的复杂性和“回路”的不确定性是根本无法运用分析性思维去加以把握的。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这个问题又是那样的简单，人们用“报应”一词就将其全部内容清晰无疑地表述了出来。也许人们会说，科学不相信报应。姑且不论“不相信报应”这个信念是“真信念”还是“伪信念”，就“报应”一词所表达的是一种因果关系的信念而言，以探求和破解因果关系为使命的科学如果拒绝对其进行研究并作出合理解释，那就是对科学的一种讽刺。贝克在谈到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时，希望人们在系统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精确地把握风险社会的成因。事实确实如此，像新冠病毒，我们是将其归结为食用了蝙蝠呢还是应当归结为彗星路过播撒了病毒呢？其实，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问题时，按照科学理性及其分析性思维无法破解因果关系，反而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报应”一词揭示出了因果关系，并建立起某种信念和指导人们的行动。就其能够对人的行动提供指导而言，“报应”一说又是科学的。

思维方式构成了科学的边界。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面对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问题时，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并造成了一种科学范式。对于这种科学范式而言，思维方式就是它的边界，而且是无法突破的边界，或者说，科学一旦突破这个边界，就成了“伪科学”或宗教。就科学在风险社会中的表现来看，特别是在人们应对危机事件的时候，表现在人的行动中的那种对科学的信奉也许应当被表述为“科学原教旨主义”。因为，人们往往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仍然计较于是否科学的问题，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能否解决问题上。比如，一个民间医生，可以以神奇的疗效治疗新冠肺炎，但他的方法没有得到科学的承认，因而被排除在了治病救人的行列之外。在这里，科学表现出的是垄断和排斥，或者说，一些人在以科学的名义做反科学之事。由此可见，对科学的迷信是具有危害性的。当然，如果不在思维方式的选择和应用上为自我设限，那么，边界就会消失。我们之所以希望在科学的发展中引入并应用相似性思维，目的就是要打破近代以来的分析性思维为科学所设定的边界。

注释：

① [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2页。

②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76—77页。

③⑧⑨⑩ [美]劳尔·雷加诺：《政策分析框架——融合文本与语境》，周靖婕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78、79页。

④⑤{15}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15、22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⑦ [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9页。

{11}{12}{13}{14} [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276、275、276页。

{16} [美]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5页。

作者简介：张康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研究员，江苏苏州，21512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