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辉 古德英

[摘要]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以下简称：九年一贯制）办学实践，自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在“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法律指引下，九年一贯制教育由北京、上海等地试行，到2018年，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九年一贯制教育，已有近40年的历程了。40年来，全国各地的九年一贯制在办学类型、办学思想、学校特色、德育优化、课程整合、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教学成果和经验，值得进一步地总结和推广义务教育领域中这一新型办学形式，分析得与失的方方面面，以促进九年一贯制教育健康而顺利地发展与壮大。

[关键词]九年一贯制;发展;研究

近年来，关于“九年一贯制办学”的实践和研究，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教育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成都高新滨河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横向管理学段评价实践研究”的课题研究，仍然捉襟见肘，时时感到课题研究中理论研究指导的缺失与迷茫，成为该课题深入研究的瓶颈。为了突破该课题研究的瓶颈，课题组试图想通过对全国、四川省及成都市，乃至成都高新区九年一贯制教育的发展现状调查来求得课题研究瓶颈的突破。于是，组织课题组研究人员，通过到四川省图书馆查阅《中国教育年鉴》《教育统计年鉴》《四川省教育年鉴》，四川省21个地、市、州，128个区、市、县《年鉴》及对部分九年一贯制学校的网络查询与实地调研，获得了相关的信息，现报告如下：

一、九年一贯制教育发展现状

1.九年一贯制教育的政策支持

自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并在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1992年3月14日，原国家教委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把九年一贯制学校列入承担实施义务教育任务的学校之一，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九年一贯制”。2012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指出“支持初中与高中分设办学，推进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这些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九年一贯制办学形式在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战略地位。2015年初，四川省教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发出《2015年教育工作要点》中提出，四川将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制，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2004年，《成都市教育局关于促进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意见（试行）》印发，2014年11月，成都印发了《成都市教育局关于推进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的意见》，成都高新区发布了《创新九年一贯制学校管理体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高位均衡优质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对九年一贯制的保驾护航，促进了全国九年一贯制教育的稳步而有秩序的发展。

2.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发展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每年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在“各级各类学校校数、教职工、专任教师情况”统计中，虽然将九年一贯制学校统计在初级中学数据中，但在子项中又分别将单设初中与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发展情况单列，见上页表1：

从表1看出，自2007年以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单设初中，除了2018年增加了90所，其余每年平均减少752所，平均以1.32%的比例下降。而在同样的时段内九年一贯制学校每年平均增加492所，以3.16%的比例上升。《九年一贯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项目领导小组在2017年10月的《时代教育》载文说《九年一贯制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看来，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之说。

（1）九年一贯制在四川的发展现状。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稳步而健康的发展，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广东省，2018年在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达到1575所，是单设初中的77.24%;湖南1276所，是单设初中的62.1%;素有天府之国的四川省现有九年一贯制学校2005所，是单设初中的117.38%，居全国之冠，表明了九年一贯制在义务教育阶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四川省21个地、市、州，182个县、市、区中，有113个县、市、区开办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占全省县、市、区的62.1%。四川200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中，经济条件较好的成都、南充、宜宾、达州、巴中发展迅速。而且数量较多，特别是达州市，九年一贯制学校242所，是单设初中96所的2.52倍。

（2）九年一贯制在成都的发展现状。成都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稳步而且规范，被称为“成都模式”。2004年，印發了《成都市教育局关于促进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意见（试行）》。2012年11月，全国“九年一贯制学校”创新教育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这场基于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体制与运行模式的范围研讨会是全国九年一贯制教育研讨的首次“发声”。其中，成都高新区的九年一贯制教学共同体，被《中国教师报》等媒体称为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成都模式”。成都高新区发布了《创新九年一贯制学校管理体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高位均衡优质发展》。2014年，成都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推进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的意见》，同时，市教育局公布了石室双楠实验学校、成都双语实验学校、高新和平学校、高新新科学校、温江金马学校、彭州小鱼洞镇九年制学校、邛崃平乐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大邑安仁镇学校、新津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为市首批“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试点学校”，探索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课程建设，于2017年结题，形成了《成都市九年一贯制学校课程改革实验报告汇编》。到2019年，成都市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见上页表2：

2018年，成都高新区在原有西区、南区基础上，设立了成都高新东区。为了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优质发展，高新区牵手西、南两区学校与东区学校分别建立义务教育发展共同体，或领班东区学校。活动中，各学校以“理念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为宗旨，充分发挥南区、西区学校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东区学校更好更快地均衡优质发展。

3.九年一贯制教育的学术研讨

九年一贯制学校与单设小学、单设初中三驾齐驱，共同支撑起了教育大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厦。研究、探讨九年一贯制学校德育、课程、教学、队伍建设和管理五大核心的各种研讨会层出不穷。2012年11月26日，《中国教师报》，成都市教育局、成都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共同承办了国内基于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体制与运行模式的全国范围的研讨会，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学共同体的“九共体”模式备受国内关注。2013年6月4日，上海市普陀区江宁学校召开九年一贯制学校课程衔接研讨会。2014年11月10日，成都市“内涵特色发展，聚焦课程课堂”系列活动——九年一贯制学校专题会议在成都高新区召开，成都市教育学会成立了九年一贯制教育专委会，同时成立了课程建设领导小组。2016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主办、北京市海淀区教委承办的“办好基础教育一贯制学校，促进中小学优质均衡发展”主题会议在海淀区举行。2016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玉泉学校举行了“科学育人实践——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与中小衔接策略实验”研讨会议，此次活动对引领和指导北京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2016年12月，杭州市下城区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研讨会召开。2017年3月，四川省《九年一贯制学校改革发展问题与策略研究座谈会》在成都高新滨河学校召开，为《教育科学论坛》2017年第10期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改革发展研究专辑》组稿;2017年4月，“全国首届和谐杯”——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策略研讨会在天津市普育学校召开，这是全国首次见诸报端的研究九年一贯制教育的民间社团。2017年5月，重庆市教科院华渝实验等6所学校组成的“九年一贯制优质学校联盟”成立。2018年9月28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荔湾实验学校承办的全国一贯制学校发展联盟筹备会召开，想参加这个联盟，却多次联系不上。2019年12月23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荔湾实验学校举行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研讨会。这些学术研讨会，大多都是由承办单位发起，少有（北京海淀区教委承办的除外）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承办的。

九年一贯制教育实施与研讨以来，不少的认识成果见诸报端，促进了全国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良性发展。然而，能够购买到的，成书成册的实操性成果却屈指可数。1999年10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市建青学校吴子健主编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模式研究》是全国目前可见的第一本研讨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模式的专辑书刊;2010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潘国青老师主编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方略与实践》，主要介绍上海市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办学思路、管理方略、德育方略、教学方略、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内容;2013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潘国青老师主编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实践与思考》汇集了上海市40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实践经验和办学思考;2016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九年一贯制办学模式创新》，是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尹丽君等主编的。该书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海淀区九年一贯制办学模式探索成果，对一贯制办学的管理模式，教育方式，师资建设与评价改革等进行了分主题总结与阐述。2016年12月，杭州市下城区教育局向全国发行的《区域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创新探索丛书》，一套五本书，即介绍了杭州市下城区探索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的先发优势，成功经验和创新探索路径，又囊括了该区域教育改革形成的九年一贯制课程衔接研究与实践的语文、数学、英语、科学成果;2017年3月，成都高新滨河学校李元辉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成都市九年一贯制学校特色荟萃》，立足于广泛调研，分析成都市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办学特色与现状，一方面是借鉴兄弟学校的经验办好自己学校的九年一贯制，另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明晰自身课题《九年一贯制学校“横向管理学段评价”实践研究》的“层次”与“位置”。同月，成都高新滨河学校李元辉主编的《百花潭——滨河教师谈九年一贯制》从学校142位教师读《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18日《九年一贯制，如何“贯”起来》的心得体会，遴选了74篇汇编成册，主要目的是點燃教师积极参与课题研究的激情。2019年3月，李元辉编著和著述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横向管理学段评价模式实践研究——成都高新滨河学校为例》与《九年一贯制及其管理创新研究》公开发行。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数由学校经验文章组成，真正探讨九年一贯制教育的理论著述几乎为零，更少有教育专家参与到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发展研究中来。

九年一贯制和单设小学与单设初中的“六三”或“五四”学制相比，至少有五个方面的优势。

（1）国民接受文化教育层次不断提高的需要。1919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规定：“初等教育段（6年），分初小（4年）与高小（2年）”;1960年，全国部分地区和学校根据毛泽东主席“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开始进行了小学5年一贯制（小学分初小、高小的历史结束了）;1986年颁布（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已没有了“小学、初中”在“义务教育法”中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适龄儿童、少年”。因此，从2001年开始发行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也没有了“小学”与“初中”使用的字样了。

（2）九年一贯制教育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有效举措。单设小学的学生虽然在校六年，可家长为了让孩子能进入一所好的初中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就领着孩子穿梭似的“择校”，进入各种补习班，小学毕业复习资料垒起来比孩子高出好几倍，家庭作业通常做到晚上10点后。单设小学的家长待孩子刚进入五年级就频繁地赶超市似的托熟人，找校长，赶小升初考试四五次，甚至十多场。每位由小学毕业生的家长，都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一所好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学生六年级读完就像一年级读完升人二年级一样轻松地进入七年级学习，少去了六年级毕业复习考试，少去了家长的忙“择校”，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3）九年一贯制学校是孩子个性发展的摇篮。成都金沙小学与近邻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建立了“金沙达人秀”“金沙儿童剧场”“金沙儿童音乐会”“金沙儿童美术长廊”“文物专家进校园”等“馆校互动”校本课程。学校的管弦乐队、民乐队、小提琴乐队等兴趣社团多次在省区市荣获一等奖。小学毕业了，很多学生经过六年养成的艺术兴趣进入初中却不多见了。九年一贯制的成都高新滨河学校从建校就扭住校园足球不放。12年来，学校不但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还是四川省校园足球示范学校。2019年，6名小足球队员选人四川省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队，1名学生进入2019全国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队，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优秀特色学校。

（4）九年一贯制能充分利用好学校现有的教育资源。九年一贯制学校能最大限度整合教室、教师、活动场地、教育设施设备等各种教育资源，减少了教育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5）同一校园内，九年一贯制德育课程更有针对性。很多九年一贯制学校将学生的习惯养成等德育课程分年段，螺旋上升式的一体化德育课程，把学生成长信息，实施一体化的数字档案，跟踪指导，使教育更有针对性，更能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二、九年一贯制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九年一贯制教育虽然已存在近40年，全国各地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已发展到了16696所，是现有初中的32.62%，与单设小学、单设初中共同支撑起了庞大的基础教育大厦。但九年一贯制发展让需要不断完善。

1.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并逐步完善九年一贯制教育的支持

目前，除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文件中偶有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九年一贯制”外，省以上并没有单独的文件规定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设置、管理、实施、评价等，只是一些地级市或县级主管部门出台了一些“九年一贯制学校实施意见”。

2.构建九年一贯制教育自上而下的研究组织

1996年，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学制研究会正式成立，相继召开了理事会和年会。2004年，上海教育学会成立了“九年一贯制学校专业委员会”，进行“上海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现状和模式研究”。2014年11月，成都市“内涵特色发展聚焦课程课堂”九年一贯制学校专题会议在成都双语学校召开，出台了《成都市教育局关于推进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的意见》，同时确定了9所学校为市级“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试点学校”。成都高新区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学共同体在“一贯制专委会”指导下，较好地促进了区域内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健康而顺利地成长。如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学会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教科院在“九义室”内设立学前教育、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教育研究小组，并像成都高新区一样将幼儿园、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分开进行年度绩效考核，何愁九年一贯制学校不更加兴旺发达？

3.教育主管部门不但要兴办九年一贯制学校，更要规范管理

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农村促进了集约化办学，减少了因校点过多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扩大了农村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改善了学习环境;在城市，缓解了小升初的“择校热”，減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保障了均衡优质教育的实施;在城乡接合部，保障了“双迁子女”（撤迁子女、随迁子女）的就近入学，有学可上。但某市1992年创办的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务工子女学校）与X区2009年开办的一所学校一样，因校长不懂九年一贯制学校管理，致使两所学校连续三五年的九年级毕业生都只能靠摇号进入一般高级中学，而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升人国重、省重中学而遭到家长投诉、围攻。主管部门不是研究对策，调整管理，而是自生自灭式的一撤了之，将九年一贯制改办成单设小学。

4.规范统计口径，为九年一贯制教育研究提供翔实的数据

尽管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从1998年以来，就已经把九年一贯制学校列入了教育统计数据基本情况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数，归口在“初中阶段教育”项内，单设“九年一贯制学校”子项，这是最规范的统计方法，也便于研究者查找。但一些省市、州或县、市、区组织编写的地方年鉴中，有的将九年一贯制学校统计在小学子项数据内，有的统计在单设初级中学数据内，有的统计在单设初级中学数据内括号内注明含九年一贯制学校所数，也有的将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学生分成初级中学、小学两项分别统计。作者撰写本研究时，查遍省、市图书馆存的各省市县2015年后的年鉴，基本上就很难再找到单列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数据了，造成资料使用的不准确性严重。因此，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在组织编写地方年鉴或地方教育年鉴时，对事实存在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应自觉规范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组织编写的《教育统计年鉴》模板中去，以真实反映基础教育办学形式的现状，更利于教育史料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