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

临近期末，高收费的教育中网课收费的难题摆在了学面前。

如果把网课收费这样一个产生纠纷的思维问题用计算来表达，就是计算思维，计算思维由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周以真教授提出，她认为计算思维是指通过抽象、分解、组合等方法，把一个看来困难的问题重新阐释成一个我们知道怎样解决的问题。如果将网课抽象成技术的算法，就很容易得到网课具有高效、经济、便宜、学生众多、标准化、名师、教育均衡、互动少、万人课堂等特点，但在家长的眼中，网课效果差、可复制性强、获益少，这都成为减少付费或者不付费的当然理由。

而站在学校的角度讲，学校多是出于教育服务角度看待收费的问题，与平时相比，教师工资、场地、设备、网络、教学等支出有增无减，因此，即使网课“难度高、变量少、目标单一、备课困难、学生自觉性差、学生体验不好”，也当然要基本全收费。

政府的表态则更有意思，这次疫情期间，巴拿马和希腊政府教育部门针对网课收费的回答都很直白：“我们要确保维持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紧密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为私立教育机构以及受疫情影响的家庭提供支持，确保教育界的所有成员都能生存。”政府教育部门抽象出来的，完全不同于家长，也不完全等同于学校，却指出了实质：教育服务、师生联系、持续生存。

不同抽象模型容易理解，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按照周以真的模型，抽象完成后，最重要的举措是分解。教育是一种服务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过很好的体现，教育收费事实上应该是固定成本之上的服务合约，然而多年以来，在制订收费分解动作的时候，往往注重教育的目标属性（毕业、成绩、基点、升学率、获奖、奖学金、违规违纪），对教育的成本支出和服务属性分解不细致，学校应该干什么，对未成年人有什么服务，职责并不清晰。网课是课程的一种表现形式，绝不只是教师讲授知识这么简单。那么，学校应该提供怎样的教育服务呢？例如，具体到网课（有些地区网课规定为地域性录播课程）的授课成本确实很低，疫情期间民办学校是否按照分解的教育服务提供了网络的分解服务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下面10点做好了，分解了，可见了，合约上再事先界定，很多纠纷就可避免了。

①疫情期間生均获得的教师指导数量;②疫情期间生均作业批改数量;③疫情期间师均备课时间、授课时间;④疫情期间家校回访情况、家长会互动情况;⑤疫情期间家长互动情况，学校提供的支持情况;⑥疫情期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学校所做的可见的努力;⑦疫情期间学生的谈心情况、学生互动情况与机会、学生间云端集体娱乐情况;⑧疫情期间针对学生的学业考试、错题纠正、行为规范，学校的努力情况;⑨疫情期间学校提供的实体场地服务的替代措施（图书、音乐、美术、体育）;⑩疫情期间学校提供的管理措施、教研措施、家长学校等。

从几百年前德国的威廉皇帝成立第一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始，无论是政府资助也好，市场行为也好，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是无疑的。疫情期间的学费纠纷西方国家要少一些，原因也在于教育作为一种服务而不是目标深入入学条款。欧洲、美国教育几百年走过的路，我们可以当作自己走过的路，从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机构的初衷来说，不忘初心，就是把教育服务切实做好，分解细致。如果能这样，疫情后出现的基础教育中大量的不适应和灾难后果，就不是关在家里上网课的必然结果了。